声声鸡鸣啼破了乡村黎明的寂静,东啼西唱,南起北接,此起彼伏,在清新甜蜜的晨空中传送着,飘荡着。
罗冬青被啼声唤醒,蒙胧中睁开眼睛,有一种沉睡了一宿的感觉,一看手表才知道,仅睡了四十八分钟。鸡鸣声声,他并没感到心烦,听来反而觉得那么惬意,那么亲切。他辗转侧身,又闭上眼睛,怕惊动了杨小柳,想再睡一会儿。不料,杨小柳辗转摩擦沙发的声音在向他报告,也睡醒了。索性提议:“小柳,咱俩在村里转转吧!”小柳应声,两人起身一起走出了村办公室。
村街上已经不平静了,有的启动小四轮车去市里卖秋菜,有的牵牛套车要去起土豆,有的开窝门放鸡鸭,有的抱柴做饭,家家炊烟袅袅……看到这些罗冬青一阵高兴,一场堵塞铁路交通的大越级上访案,终归被制止了。他隐隐感到,如果这次调查处理不妥,再爆发起上访潮,将势不可挡,后果也不堪设想……
罗冬青和杨小柳肩并肩走过房山,深吸了一口甜蜜的新鲜空气。他拿出手机,想给史永祥打个电话,犹豫了,市委办公会结束刚一个小时多点儿,自己睡了四十八分钟,史永祥回市里,大吉普需要跑四十分钟,最快的速度也就是刚躺下进被窝,算了,不能把干部们都累垮了呀。他刚把手机揣进兜里,铃声却响了起来。
“喂--我是李迎春,我犹豫好一阵子才给你打电话。我以为你正在梦里,犹豫中打通了你的手机,原来你还没睡,有件事情着急请示呀。”
“李书记,你在哪?”罗冬青感动地问,“你没休息?”
李迎春回答:“会后,我直接赶到原山乡了,这里是我们市典型的涝洼区,农民对发展水田和蔬菜棚室生产积极性相当高。现在有一个问题,按我们的计划必须把水稻育秧大棚和蔬菜大棚的架子搭起来。我和市有些物资部门联系了,生产资料公司的木杆很少,钢筋倒不缺货,他们答应,需要多少,他们可以立即组织进货。不过,我一算,用钢筋做棚架,成本比较高,农户又是头一年干,村民、村长和乡里的干部都提出要清山砍林,间伐一批直径十公分左右的小树做棚架杆,你看怎么样?”
罗冬青一犹豫问:“什么林?”
“野生林,”李迎春回答,“我们市区的山,都是些漫冈,长的是野生林也是杂生林,多是些桦树、杨树、椴树和橡子树,也叫柞树,这种树最多,很难成材,长个十年八年也不见粗不见长,就像痴呆人似的。”
罗冬青停住脚步:“我在清江县,那里是一马平川,还真没遇到这问题。砍这种树是否合适,需要什么手续?”
李迎春:“这些漫冈林子丛生杂乱,前几年,市林业局曾一次次搞过清山,间伐了一些。只要市林业局批准,写个报告给省林业厅备案就行。”
“这不很简单吗,”罗冬青说,“你就和市林业局说一声,让他们积极支持市委市政府这一重大举措。什么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这就是。”
李迎春叹口气:“林业局长尿性,一般人不理,是计市长的弟弟,叫计德山。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不耐烦地说,必须请示市政府领导。我又找到主管农业的副市长,副市长说必须请示计市长。”他放大声音强调说:“罗书记,这是一件非办不可的事情,你看,是你和计市长打招呼,还是我直接请示他?”
罗冬青说:“你直接请示计市长,就说我说的,然后把情况告诉我。”
罗冬青和杨小柳没走几步,手机又响了,李迎春报告:“罗书记,计市长回答很干脆,没打锛儿,说罗书记同意就照办。”罗冬青装起手机,一阵轻松驱光了倦意。
“罗书记,”杨小柳深有感触的样子,“你来元宝市后去省开会日夜兼程,干起工作昼夜不分,我怎么觉得有一种进了‘大跃进’年代的感觉呢。”
“哈哈哈--”罗冬青被杨小柳比喻得笑了,“我不是领着大家在搞第二次‘大跃进’吧?”
杨小柳急忙解释:“‘大跃进’,后来不也叫大冒进吗,那是不顾实际情况瞎胡整,劳民伤财;我们这是有的放矢。不不不,”杨小柳连连说,“比喻‘大跃进’不好听,不吉利,换个新词儿叫大发展吧,”他不容罗冬青再说什么,感激地说,“罗书记--”他刚想说,“像你这样--”话到嘴边儿担心有吹捧之嫌,忙换口说,“现在于群关系所以紧张,不干正事的干部太多,像我们这种精神头干工作的还有吗?能有多少呢?”
“有有有,肯定不在少数。”罗冬青说,“不管别人,我们还是从自己做起。”
两人说着走着,迎面走来三个村民,走在前头的开口就说:“罗书记,别村都在热闹地组织旱改水,建大棚种菜出口,我们这里没人管呀!”
杨小柳说:“怎么没人管?村支书呢?”
“人家江村长和计市长是老铁。江村长在村里说一不二,村里事事处处都是村长说了算。你要不说,我们还真忘了村里还有个支书了呢!”
旁边一个村民说:“我们要改水田,要盖蔬菜大棚,听说市里投资借款也有我们的份儿,没人组织我们自己干。现在的困难是,想解决点儿木杆。”
罗书记说:“这样,刚才我接到了李书记一个电话,已经有办法了。你们找支书,让他去找李书记统筹解决。”
“太好了,”这位农民乘机而入,“罗书记,你给李书记写个条儿吧。”
罗冬青对旁边的杨小柳说:“小柳同志,你下令,这项工作由村支书负全责。”杨小柳如实办了。
刚冲出地平线的朝阳,喷出了万道金丝般的光芒。罗冬青和杨小柳肩并肩由东向西,漫步着,交谈着。
“这个村子共多少户?”罗冬青问,“多少年的建村史了?”
杨小柳回答:“六百多户,是咱们元宝市最大的村子,传说与建县相伴而生,是第一个移民点。计市长就出生在这个村里。计市长当官以后,他的许多亲属、好友随着进市的不少,江村长也是计市长一个远亲。有人统计过,计市长在市、乡镇机关的近亲远亲共一百二十八人。”
“嗬--”罗冬青还是第一次听人介绍这一情况,他想深问一下又停口了,作为市委书记还是不要向部下有意打听一个主要领导这种容易犯忌讳的话题,转题问,“上次我来村时,村长说这里人均收入二千八百元,准吧?”
杨小柳一皱眉头:“罗书记,允许我对着真领导不说假话吧!你知道老百姓为什么说是半个市,也说市长是半个市长,市委书记是半个市委书记吗?”
罗冬青回答:“高半格嘛。”
杨小柳摇摇头:“真正的含义不在这儿,这是从市统计局传出去的。咱们元宝市从上到下,数字虚一半。卦仙还编了四大虚的民谣,说什么‘领导的肾,统计的表,小姐的感情,林中的鸟’。实在收入也就是一千二百元左右。计市长下了命令,统计局恨不能把村民拉的屎,穿坏的衣服鞋,都让收购站定个废品销售价。统计的数字能虚一半。”
罗冬青笑笑:“这个卦仙可真是元宝市的人物了,某种意义上说,他左右着元宝市的民间舆论呀。”
“是啊,民间舆论也是一种民意,”杨小柳说,“要不,计市长很在乎他呢。”
罗冬青点点头,瞧着眼前一片草房和瓦房相间的村宅说:“村里的砖瓦化率也就是百分之三十吧?”
杨小柳回答说:“撑死。秃脑瓜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也要瞪着大眼珠子说谎虚报。市政府为把元宝村报小康村--因为有句话:小康不小康,进村看住房--上报砖瓦化率百分之八十五,比一半还虚十多个百分点。”他感叹说:“罗书记,这些年来我在这里当乡长,当书记,市里一直把元宝乡当典型。别任乡书记会虚能吹,迎合市领导,提拔得快,到了我这里,总是犹犹豫豫,特别是数字问题,我虽然按上级要求报了,总觉得添上一个假数字,就像对父老乡亲亏了一份良心,总而言之,也是虚了。所以,才吊着我,让我一年一年换届时当差额。比较看,因为这里的地理和土壤条件比较好,还是比别的乡镇发展快的。有的乡村乡镇企业还是秃毛儿。这次,罗书记来任市委书记,提议让我做常委实质后选人,其实我心里有愧,也决心,一定在自己身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豁出来了,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罗冬青问:“这怎么还豁出来了呢?”
“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才决定,要向罗书记说实话,不打官腔。我认为,在我们市这弄虚作假的世界里,实事求是也是一场革命呀!”杨小柳瞧一眼罗冬青说,“我刚才在你和李书记的电话里听到了,别看计市长说罗书记怎么定怎么干,计市长深沉得像大海,从前两任市委书记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计市长很会抓人事工作的‘关键’。我不是给罗书记泼冷水,别看我们现在轰轰烈烈,人心所向,计市长会使招儿,他可以把一百度的高温给你一下降到零度。他对前两任是采取不同的两招儿给起走了,难料对你这位新来的罗书记要使什么招儿,可不是省油的灯。”杨小柳又瞧一眼罗冬青说,“罗书记,今天能向你说实话,算是我向党向人民赎罪的开始。我要求不当这个常委候选人,跟着你背水一战,当一天实实在在的官儿,就干一天实实在在的事儿。我心里曾想过,我们明明是乡长,是书记,群众都叫我们半个书记,半个乡长,细品品,是什么滋味?”
“当初,我还以为群众叫我们半个书记,半个市长,是依据我们这里比县高半格呢,原来是一半水分的干部,讽刺得太具体了。”罗冬青心底深处被刺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础和核心,是否跟着这条路线走,不是我能否站住脚的背水一战。而是我们党生死存亡的背水一战。试想,如果都这样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我们怎么还能称得上人民公仆?不都成为荒唐官了吗!”
杨小柳点了点头。
“小柳同志,”罗冬青放慢脚步,“我觉得,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多年,不少地方改革最不成功的是工业企业,从开初的承包,发展到租赁,现在所说的转换机制,应该说有进步的成分,也有不成功的因素,标志就是企业没有走出困境,困难企业比比皆是,尽管说得天花乱坠;而改革最成功的还是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标志就是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各地,以至全国范围讲,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我认为,仅就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你长期工作在基层,想没想过农村发展到这一步,制约前进的要害应该是什么?将来的方向是什么?”
“罗书记,这是个大题目、深题目,我可要随心所欲地说了。”杨小柳一触即发地打开了话匣子,“某种意义上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从另一种意义说,我们的不少农民科技素质不高,小农意识浓厚,制约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具体打个比方说,大家见老王今年种红小豆的价格好,明年就呼啦一下子都种红小豆,结果红小豆又没了市场,还跌了价;大家见老李家买了台小四轮子到城里建筑工地搞短途运输挣了钱,就家家户户都买小四轮子去市里,结果小四轮子成了灾--”
“看来,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还很有现实意义。”罗冬青问,“面对这样的现实,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杨小柳说:“毛泽东同志说的‘组织起来’也还有现实意义,要害是两点:一是组织起来找致富门路;二是组织起来找市场。”
罗冬青听着,为之一悦:“怎么找?”
杨小柳回答:“就像你这样,找到了发展水田、出口蔬菜这样的致富门路,找到了俄罗斯这个广阔的需求市场;就像你这样,组织考察、论证,研究如何实施、如何解决实施中的具体困难。”
“噢--”罗冬青说,“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
杨小柳说:“我是从你来元宝后,通过你的思路,又身体力行受到的启发。可以说,你的就职演说、处理尤熠亮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要组织上的几个大项目,很得基层干部、农民的心。你昨天在群众面前讲的那些,所以能够劝退大家,有你来元宝后的所作所为代表着民意的基础,有着潜在的威力,否则那个场面光凭你那番话是达不到那种效果的。”
“照你这么说,看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干部的责任不是小了,而是大了,”罗冬青说,“农村干部不是没事儿干了,而是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杨小柳说:“我认为,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农民,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村的基层干部。”
“对,”罗冬青说,“带领群众致富,是教育干部的第一主题。我想了,等水田、蔬菜发展形成规模,我们建立稻米、蔬菜的加工包装工厂,不用农民去一家一户找市场卖,我们统一收购,加工,销售,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农业产业化。”
“太好了!”杨小柳说,“罗书记,你去俄罗斯考察的时候,李书记、曹书记分别召集直属单位主要领导开了几个座谈会,广泛征求了意见。大家对你临去省开会前做的那个经济发展战略研讨报告反映强烈,几乎一致感到你的那个‘一岸带全局,两轮互促进,三加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对我们元宝市来说,太贴切、太有指导性了。”杨小柳像是仍沉浸在讨论的气氛中,“罗书记,你办事情先搞调查研究,作报告讲话,自己动脑动手,对我们启发教育太大了!现在官场上的官僚主义实在严重。你看吧,不大个小官儿,一个县长、县委书记,或是个司局级干部,出门有专车,前面、后面还跟个夹包、开车门的秘书,讲话稿由秘书们写。秘书们整天在办公室里待着,脑子里又没玩意儿,所以,写作任务一下来,就看上级领导讲话,翻报纸。我听过了,大多数讲话都是老三段:第一段是提高认识,第二段是精心组织,第三段是加强领导,成了新时代的八股文。开会不解决大问题,就再开,所以,就成了会议多,文件多。文山会海成了现代的主要特征。我建议,把今天你谈的一些有关今后农村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一起写进你的党代会报告中,一定是一个生动活泼、针对性强的好报告,也一定是幅气吞山河叫人兴奋的很快改变元宝面貌的宏伟蓝图,一定不逊于当年焦裕禄那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改造兰考的气势。”
“嗬,没那么恢弘吧!”罗冬青一侧脸笑笑,“即使有,那也不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路不都是你谈的吗,我可不能贪天下之功为己有呀!”
杨小柳也笑了:“那就算是来自基层实践,来自基层干部的体会。”
两人会意地笑了。
“小柳同志,你大概体会很深。”罗冬青说,“现在有些人就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后,干部事儿少了。依我看,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更需要了,担子更重了,真真正正地当好一个农村干部更不容易了。”
“罗书记,你说得太实际,太深刻了。”杨小柳说,“只有当上几年乡村干部,才能真正感到农民兄弟的不容易,他们挣的才是真正的血汗钱。农业本身是弱质产业,所承担的自然灾害风险不说,现在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又给农民加上了一些人为灾害,乱摊派,乱收费,卖粮打白条子--”他越说越激动,“农村改革的成功,我体会,主要成功在农民实行联产承包这种经营机制上。落后的经营方式并没有多大改变,尤其是农民经营上遇到的困难,有的更是不堪重负,特别是咱们元宝市的多数乡镇吃够了涝灾的苦,为了艰苦经营,有的险些命都搭进去了!”他指着前面的一所两间的破草房说,“你比如说这老牛家,真像老黄牛那样干。他家分的土地和宝山乡搭界,有两块涝洼地,已经连种三年没收了。农民就是这样嘛,年年不收年年种。后来,他见市里吃喝的人多,抬了三万元钱开了个小羊汤馆。殊不知,经朋友介绍的这家抬钱的是黑社会那伙的,到了三个月没还钱,把他塞进了菜窖里,逼着他写条子让亲属来还钱。我听说以后,和乡里几个干部七凑八凑,才把老牛要回来--”
“黑社会?在哪儿?”
“老牛不敢说,”杨小柳说,“我一再问,他只是惊慌失色。罗书记,现在一个真正的领导干部,要管的事太多,要干的事情也太多,我看,千头万绪,万绪千头,是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罗冬青点点头。他觉得,这个乡党委书记还真有些思想,和自己、和史永祥的思维脉络多处相通。自己又和梁威书记的思维脉络多处相通,这说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志同道合的还是大有人在。
罗冬青让杨小柳打头,到了老牛家一看,真可谓贫困不堪。老牛赶着牛车出去了,家人正在烧火做饭,两个孩子趴在炕上写作业,被子还没叠,一家四口两条被,补丁摞补丁,炕面是用水泥袋子糊的。他从兜里掏出二百元钱送给了孩子,让他俩买笔买本。这种情况,使罗冬青很吃惊,在清江县很少有这样的贫困户。他出门一问,杨小柳说,元宝乡还是全市的小康乡,这样的贫困户都很容易找到,这个村就有三十多户。罗冬青走了二十多户,几乎都是这样,有的比这还贫寒。他连续掏了四个二百元,到第五家时,兜里没得掏了。有些干部特意在电视记者面前,在走访贫困户当着众人时,从兜里掏钱抚慰贫困户,被电视观众斥之是“刁买人心”,故意弄景搞宣传。这种舆论,罗冬青听得很多,所以,有清江县电视台记者跟着时,遇到这种情况从心里想做,也不做,回县后再寄去。这回可以不受制约地掏呀掏呀,直到怎么也掏不出来。仿佛这一掏,才是对他迈出这个门槛时的一种慰藉。罗冬青看着,问着,听着,心里簌簌地升起一股股凉气。解放五十年了,这些农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当然了,农民自身有个努力不努力的问题,我们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是不是也应该有责任呢?他思绪万千起来。
杨小柳看看手表说:“罗书记,该吃早饭了。”
罗冬青点点头,随杨小柳朝房东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