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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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堂，首家看北洋。

　　1895年10月2日，这一天，是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北洋西学学堂由光绪帝御笔钦准，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首任督办盛宣怀定下了“实事求是”的校训，百年未改。而这阙校歌著于1935年，当时的北洋大学已走过40年立志改造中华、实业救国的艰辛之路。

　　在天津大学广场湖畔的一座小亭中，镌刻着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上面“钦字第壹号”的痕迹，总能给人无限遐想……

　　1899年，北洋大学堂学生王宠惠以优异成绩完成4年学业，1900年元月，他取得了“考凭”（文凭）。文凭外围左右书有“钦字第壹号”，文凭正文开头书有“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为……”，文凭内有对北洋大学堂的简介，对学生的介绍和鉴定、学生所学课程等内容。还写有王宠惠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就是这张被蟠龙、海水、蝙蝠图案包围的考凭，如实铭刻了对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大学堂的记忆……

　　如今的天津大学身处闹市，而1903年，复校后的北洋大学位于天津北郊的西沽，距离城中心还有七八里的路程。

　　“出了天津闹区，向北郊行，在经过乡村中一个市区附近名叫小王庄的村庄后，就逐渐步入了一条名叫‘大学道’的宽敞公路。走上这段大学道不久，首先通过一座‘明德桥’；再前行，当绕过一个弯后，遥遥地看到在密茂丛林中点缀着巍峨的各种房舍，就意味着这将是大学道终点上的高等学府了。在将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还要越过横跨北运河上一座木造排架的‘新民桥’，过了桥转弯就到了庄严的‘至善门’。”这是北洋学子对母校的回忆。

　　北洋大学没有其他学府的气魄，房屋布局丝毫不显阔绰之象。然而，正是这种朴实无华，造就了她踏实求真的品格。

　　北洋西学学堂创办之始，就以美国著名大学为范本，校门设置、方向，学制、教学计划、功课安排、授课进度、教科书、教员配备等，皆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图，成为当时中国兴办新式大学的模式，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北洋西学学堂开办时分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四学门。这是因为当时清政府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特别是在对外交涉、商务活动中签订条约、协定等方面，故设法律科；在“工业救国”口号下急需开发中国资源和机械加工工业，故设立矿冶、土木、机械等科目。

　　在天津大学，一份1895年至1948年北洋大学教员名单，外国教师的数量明显多于中国教习，那时，除汉文课和部分外语课由中国教习担任外，其余所有功课均聘外籍教习担任，教科书使用外文原版，用外语授课。考试也是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

　　北洋西学学堂有别于以前建立的各类新式专科学校，它一开创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即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相当于高中，学制各为4年。1895年成立时，头等学堂直接招取“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即大学一年级）”。

　　曾经的南开校友，文坛大家曹禺和老舍曾写诗赞誉母校：“知道有个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而知道南开的，便知道有个张校长，这个张校长，就是南开的灵魂张伯苓。

　　张伯苓是近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几十年执著追求，带领一支神奇的团队，先后建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现在的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

　　甲午海战惨败后，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名水手，张伯苓痛感国家的贫弱。军事救国的理想破灭了，他又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这样表白心迹：“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是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要挽救危机，复兴中华，必须造就新人！”

　　当时，同样抱有教育救国思想的，还有一些开明人士，天津著名士绅严修就是其中之一。1898年初冬的一天，两人首次会面，一见如故。严修礼聘张伯苓担任严氏家馆私塾教师，从此结成莫逆之交。

　　1904年夏，两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下决心找到日本明治维新仅仅30年就转弱为强的原因。他们的结论是：中学居于小学和大学之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阶段。于是决定先办中学，以后再向小学和大学扩展。1904年10月17日学校开学，招收学生73名，其中一名学生是梅贻琦。20多年后，梅贻琦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执掌清华帅印近20年。

　　张、严精神感动了许多开明士绅，有人捐款，有人献地。1907年，在天津旧城西南一块获赠的盐碱荒地上，两人盖起了新校舍。因此地被称为“南开洼”，所以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也就是今天的南开中学。

　　为了开办大学，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取经。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尽管已经41岁，但他甘当学生，孜孜钻研。1918年冬，张伯苓回国，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设文、理、商三科，教师17名，学生96名。这第一届学生中就包括周恩来，他被张伯苓准予免试进入文科。

　　1936年，张伯苓多方筹措资金，在重庆沙坪坝买地800亩，建起了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学校于1936年9月开学，招收学生200多名。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天津南开中学的师生辗转撤到重庆南开。随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张伯苓建立重庆南开中学的先见之明和雷厉风行，被众人称为鬼神之功！随着重庆南开声望大振，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达到1500多名，其中竟有香港的年轻人跋涉几千里到重庆南开求学。

　　南开中学建校之初，张伯苓根据他对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国人的深刻认识，制定了三大教育政策——爱国教育、科学教育、体育和艺术教育。

　　张伯苓提出了“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还把爱国教育与学生行为举止、自身修养结合起来。南开中学的教学楼里有一面大穿衣镜，上端横匾上镌刻着40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里奥来南开参观，发现学生的精神状态、言谈举止、仪表风度与其它学校明显不同，便问张伯苓原因所在。张伯苓把他带到穿衣镜前，将上面的箴言细细解释。伊里奥听后十分钦佩，回国后逢人便讲，于是这件事就在美国传开了。不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人来到南开，将镜上的箴言拍摄下来，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

　　张伯苓酷爱体育，早在严馆时代，就开设了体育课。南开中学成立后，体育被列为必修课，不及格者不准毕业。体育课的考试，不仅考各项运动的技巧，还考笔试——各种运动的规则。当时的天津有9块外国租界地，有多支体育运动队。南开的足球队挫败了不可一世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联队。由“南开五虎”组成的南开篮球队更是享誉全国，他们不仅击败国内无数强队，而且击败了远东运动会的冠军菲律宾队。早在1907年，张伯苓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出：中国人要参加奥运会。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张伯苓精心策划操办，张学良慷慨捐款资助，终于使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刘长春参加了短跑比赛。所以，专家认为：谁代表中国出现在洛杉矶是偶然的，张伯苓才是使中国人走上奥运舞台的真正英雄，他是中国奥运第一人。

　　1916年，张伯苓应邀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张学良是台下的听众之一，他此时虽贵为“张大帅”公子，但内心苦闷。听完演讲，他精神大振，从此立志发奋救国。他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始终以师礼事之。1930年，已是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到南开大学视察，他对南开师生深情地说：“我之所以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1936年初，张学良秘密来到延安与红军谈判。当他看到对方是周恩来时，开口说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张伯苓先生。”1996年，在张伯苓诞辰120周年前夕，张学良特意书写了“桃李满天下”几个大字纪念张伯苓，这也是他的最后墨宝。

　　校长的品格，有时候就是学校的品格。成就伟大事业者，必然具有伟大的精神和人格。张伯苓毕生不谋官，不图利，大公无私，一心只为国家的富强昌盛和南开的发展壮大而操劳。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始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

　　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了，岂不害了他们吗？教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

　　张伯苓去北京、南京办事，为了省钱，一直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廉价的小店，一天一元包吃包住。由于小店条件差，他不得不随身带着一包臭虫药。

　　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文、理、商三科，1920年增设矿科（1926年停办）。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多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借重。1929年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1937年7月，南开大学惨遭日本侵略军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校北归，1946年南开大学迁回天津并改为国立。复校后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计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

　　北洋与南开，双星照津门。她们一样是有追求的，也一样是讲风格的，更一样是高品位的。南开区卫津路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校园是天津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临河而建的校门像两张微笑的脸，召唤着各地的菁英学子。至于南开，还有一处发祥的院落，便是位于南开区五马路小巷深处的南开中学现址，那里也是南开的底蕴所在，写下了一所中学走出两任共和国总理的世间传奇。

　　南开区南丰路上，有一处天津规模最大的仿古建筑，占地2.56万平方米。这便是建于1913～1923年间的李纯祠堂。

　　祠堂坐北朝南，前面三进庭院，后辟花园，由砖砌照壁、石牌坊、石拱桥、大门、前殿、戏台、中殿、后殿、配殿及回廊组成。该建筑原为北京西直门外明朝宦官刘瑾府邸。江苏省督军李纯20万元购得后，拆建成民居出租，将拆下的材料（如琉璃瓦、雕梁画栋、墙砖、石雕等）拆运抵津，建成仿古建筑，因仿效故宫布局，素有天津“小故宫”之称。易地重建的宅邸因工程浩大，引起袁世凯注意，曾派人调查，李纯用重金行贿后改作家祠。新中国成立后，辟作南开人民文化宫。

　　说是天津“小故宫”，丝毫不显夸张。李家祠堂的中殿是主体建筑，建有石狮、石坊、屏壁、华表、长廊、殿宇、戏楼、拱桥等。整座建筑色彩绚丽，碧瓦朱栏。只是还未竣工，李纯已不在人世。

　　李纯（1874～1920），字秀山，直隶（今天津）人，北洋军阀。清光绪十七年（1891）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曾在袁世凯小站训练新军中任教练，1913年任江西都督，1917年调任江苏督军。在任期间横征暴敛，在津京两地广置房产。同时投资工商金融，生财有道，官场商场场场得意。1920年10月12日夜，年仅46岁的李督军突然死于督署。官方宣布：因“忧国忧民”而自杀身亡。后传说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现后，马弁将李纯击毙。

　　复原修建的祠堂1960年竣工，名为“南开人民文化宫”，郭沫若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