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中国

7

　　一种观点是我们的牺牲也太大了，美国只死了几万人。其实这只是美国的计算方式，把美军和韩军的伤亡人数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真实的阵亡人数。

　　抗美援朝的意义比我们能理解的都大，其实这场战争也奠定了后来中美关系的基础。当年美国越过三八线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告中国决不坐视。美国人听不懂，或者说根本不听，结果就是被迎头痛击，终于明白中国人所说的“勿谓言之不预也”是什么意思。若干年之后在越南，中国政府宣告美国军队不可以越过北纬17度线，结果美国听到了，并且听进去了，真的没有越线一步。

　　如果将中国的崛起视作是这三十年的成果，那就太过于短视了。近二百年的历史，特别是共产党的历史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过程。无论是历史的角度还是世界的范畴看朝鲜战争都是一个最重要的节点。

　　朝鲜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中国版图破碎。所以有人说，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有人为二战之后中国政府成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沾沾自喜，其实那只是形象工程，不说也罢。有人认为中国在大清朝的时候疆土最大，当时中国的很多地区与中央政府只是松散的藩属关系或羁縻关系。中国的一切在朝鲜战争之后彻底变了样，其意义无比深远。

　　朝鲜战争的胜利意味着我们的海防前进了一大块，有个朝鲜在那里挡着，中国相对要安全得多。朝鲜战争后东北地区有了安全保障，中国工业体系得到了大规模发展。

　　朝鲜战争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就是从那天起，中国在世界上有了发言权，也开始真正影响世界。

　　最后我们要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逃脱被视作劣等的歧视。黄色的面孔对欧美人而言只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带来的灾难，他们通常称作“黄祸”；一个是带来大面积死亡的肝衰竭黄疸，令他们感到恐惧。

　　1840年之后，中国被列强轮番痛殴的百年历史强化了这种印痕，在西方眼中并不先进的日军横扫中国加深了这种印痕。这烙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知道这个烙印是怎么抹去的吗？朝鲜战争中血肉之躯与钢铁的较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绝对无法接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质疑和否定。我们要对我们民族的历史作出界定，画出底线。基本底线就是所有为了民族利益作出的牺牲都是不可亵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烈士们的牺牲是当代中国富有价值的牺牲，将成为我们中华万年大业的基石和支柱。

　　我们后人们就是在这样牢固的基础上来规划未来和做出决策的，先人们的牺牲让我们有资本从容和有序地开展工作。

　　后发制人与决策顺序

　　领袖集团最重要的工作是决策。决策大体上可划分成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两种，这两种并没有明显的优劣差异。

　　先发制人讲究的是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也要直面后继不足的危险。后发制人固然可以获得卞庄刺虎的效果，但也可能演变成绥靖，倒过来伤着自己。先发有优势，无论是葡萄牙领先于各国的航海而得到巨大的好处，还是大英帝国领先于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都证明先发的优势。

　　中国人更爱后发制人，这一思想多次出现在古代帝王打江山的过程中，从卞庄刺虎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脉相承。美国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后发制人，夺取世界霸主地位并没有太多的人员牺牲，原因就是世界诸强已经打得天昏地暗和两败俱伤之后美国才出手。

　　决策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但也不是没有基本的规则。先发制人往往是优势一方，这样能发挥优势，后发制人往往是没有绝对优势的一方采取的策略。

　　决策有时候是取舍问题，有时候是顺序问题。一般而言取舍不及顺序，取舍往往是不得已，而顺序问题往往更全面。我们拿新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决策：“两弹一星”与飞机项目的顺序来说明一下。

　　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共同的胜利拉近了中苏关系。其中最大的成果是苏联答应在原子弹、导弹以及空军等方面给予支持。

　　但是哪个才是最重要的方向呢？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到底应该先搞什么？最初的时候，中央军委的意见是优先发展航空飞机，掌握制空权。

　　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应首先发展导弹。钱学森解释道：导弹快，导弹远；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没有尖锐的材料问题；而飞机的严重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得靠经验靠积累，几十年难以解决。第一代领袖们听懂了，采纳了钱学森的意见。

　　我们的力量有限，财力物力人力都是如此。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首先是不让敌人再起心思侵略我们，最佳方案就是我们也有实力，相当于敌人有精致的宝剑、锋利的长矛和弓箭，我们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下优先发展弓箭，因为弓箭需要的材料最简单，还能有效地杀伤敌人，这样就能威慑敌人，这样我们就有了疗伤和复苏的时间。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看着我们的领袖们在决策时采纳了钱学森先生的意见，这个顺序而不是取舍高明之极。我们在材料领域落后西方不止一百年，我们已经追赶了很多年，也缩短了与最先进的国家的差距，但是依然需要时间。我们的飞机的心脏——发动机依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有了“两弹一星”的护佑，我们就有了时间去逐步解决无数个需要时间积累才能解决的科技问题。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战略问题上我们不是弱势，在这个领域我们恰恰是最有优势的。我们的底蕴来自五千年的传统和共产党近百年的实践，最好的案例就是中美苏“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