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张謇这样讨厌日本人的爱国人士更是受不了,于是连忙向日本外务省致信,对他们说:“南通并不是你们所开辟的商埠,你们的军队擅自登陆我们南通,无缘无故地闯进我们内地,是非礼、非法的;刚刚进入春天就进行打猎活动,是非时,也是非法的。”
并毫不客气地斥责他们是:则暴冒之后,趾高气扬,侵略之策,巧取豪夺。张謇向他们提出严重的抗议,并严格要求给予擅入者严厉惩处。
为了弘扬民族精神,提高保家卫国的士气,民国初年,张謇在南通为明朝嘉靖年间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曹顶塑了一尊铜像。此铜像骑着战马,手提大刀,甚是威风,很显民族英雄之气概。有一次,有几个日本人闲游至此,看到了曹顶威武雄壮的铜像,见曹顶手提着的大刀寒光凛凛,感觉自己的脖子都有些发凉,心中害怕,不敢近前。回到住处后越想越觉得不安,心想如果中国人都像曹顶一样,那他们日本还有什么奔头?不如就此将那尊铜像砸烂!可是这里不是他们的地盘,何况那塑像的张謇也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他们便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们打听到张謇办企业此时正需要用钱,如果他们提出用巨款购买这尊铜像的话,说不定张謇会同意卖给他们的。只要卖给他们,他们不是想把这尊铜像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吗?
此时的张謇正像他们所打听到的那样,急需用钱,然而,他们所不知的是张謇在大事上毫不含糊。只见他微笑着对他们不软不硬地说:“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所倡导的精神,每个国家也有他们各自的尊严与骄傲。我们对日本兄弟民族所崇尚和习惯很是尊重,当然也希望日本的朋友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几个日本人听了,心里很是害怕,好像这张謇是看到他们购买这尊铜像的意图了似的,所以,他们再也不敢多言,急忙灰溜溜地告辞而去。
对于外国先进的东西,张謇始终是抱着积极学习的态度,比如西方国家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
1903年,他在日本东游期间,不辞劳苦,即使天气不好下大雨,也从不闲着,他走访了35个教育机关,30个农工商机关。在此过程中,连一般市民妇女的琐碎谈话,他也不放过,留心听记。沿路看到路边的小孩游戏,他也认真观察。在那里,他专门接触与访问了一批专家学者,虚心向他们请教,并真诚地聘请人家到自己的学校或其他单位当教师或进行指导。
宣统初年的时候,张謇参加南洋劝业会,在会议期间,他对一些外来的商业团体进行了热情而隆重的接待。会议完毕之后,他又南下北上,来回奔波组织中国商业团体出访国外。一直到了晚年他任职水利总裁期间,还想着要“取夷长技”为我所用,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水利会议。
在闲暇之余,张謇总是教育自己的亲人晚辈以及身边的其他人,在涉外交往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国格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自己的人格。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张孝若说:“做事如果无损于人格,即便事情做得很艰难,困难重重,也不至于失败,即便是真的失败了,也不至于堕落;否则,做事不胜,人格也堕落了。”
他的儿子张孝若于民国十二年冬季出访美国,他不放心,就专门为儿子写了一篇《使行训》来告诫儿子,在出访期间要多学、多问、仔细思考、认真分辨,然后谨慎行事。待张孝若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屡屡去信对儿子给予指导:儿见各国元首要人,务须诚笃谦谨而以礼自持,固不可亢,亦不可卑……1922年冬,梅兰芳大师准备到美国演出,征求张謇的意见,于是给张謇写信。张謇收到梅大师的信后,马上做了回复。
在信中,张謇首先给梅兰芳指出,这次去美国要先确立一个主要目标,是为名还是为利。如果是为了名,就应当在心里弄清楚是为自己一人之名,还是为一个国家之名。然后很明确地说道:为一人之名,则助少效薄;为一国之名,则助多效大。然后,张謇为梅兰芳仔细认真地进行人员上的推敲,看看此行需要多少钱,还要他对西方人要尊重,对自己国家的尊严要维护等等。
从国外聘请来的对中国真正友好的人才,张謇全部都很优待。像南通师范与第一高级小学,曾经先后聘来过日本教师木村忠次郎、吉泽嘉寿之丞、西谷虎二、远藤民次郎和木造高峻等人任职数理、外文、体育和音乐教师。西谷一个月的薪水是一百块钱,远藤一个月是八十块钱,是中国教师最高薪水的两倍。他们若要自上海来南通,张謇一定会派人去接。其他如纺织和水利方面的国外人才,张謇都给予他们最优厚的待遇,生活条件也是特别照顾。
金沧江是朝鲜国的翰林院进士,在文史方面很有造诣。他来中国避难投靠了张謇,张謇并没有乘人之危,同样也是待如上宾,给他创造尽量好的工作条件,让他能够充分地发挥他的才华。他们两个总是在一起喝茶畅谈,交流学术经验,使金沧江一点也不感觉到寂寞,没有身在异国的感觉。因此,他也很是感激张謇,把张謇看成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知己。他也知恩图报,在中国专心从事著述,直到去世。
也曾好心压制爱国学生
当然,人无完人,张謇也不是十全十美之人,他也做出过十分错误的事。因为人的出生、生活环境、经历都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他的思想和行为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局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数千年来封建王朝。然而,张謇的那种改良的思想却不能一下子根除,这时候,他的年纪也相当大了,思想老化跟不上时代。那时候的他还是难以将“政府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基础完全推翻”真正忘记。因此,对于当时的学生罢课斗争很难理解。学生爱国,他是高兴的,然而对于他们的“过激”行为,却是不允许的,他当时发出了《敬告全国学生书》。在此书上,他反复重申他的一贯主张,说着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爱国当先爱身,爱身当先爱学,爱学当自爱其宝贵之光阴。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南京路发生血案,南通各界获悉这一消息后,全都非常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下,把“旅外学生会”当作基础,组成了“五卅血案后援会”,集中起来大游行。他们刊出《滴血报》,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又积极组织募捐活动,对上海的工人给予支援。
对于上海发生的血案,张謇获知消息后,也是坐立不安,对施暴者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他对上海的受难者的援助很是慷慨,拿出的钱是整个南通捐款总数的一半,然而,对于工人和学生的革命行动,他的想法和人家是不同的,因为他向来是不赞成革命的。6月8日,他召集学生开大会,在大会上他对学生们说:“国家就像是一台大机器,不能妄动,如果动了,就很难恢复原状。”
是月的25日,张謇又发表一篇《正告南通自立和非自立各学校学生及教职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将革命的、光荣的“五卅”运动指斥为眼下动乱之祸源,是不守本分的非礼行为。他还在文章的最后说道:凡原在各校之学生,如认为不合己意者,无庸到校,教职员亦望本此宗旨,严为训导,稗各成材,真实爱国。如有畏学生如虎,意存敷衍,纵以自卫,不以鄙见为然者,亦请另就,不敢屈从!这显然是在压服学生。
然而,张謇还觉得不够,7月4日在通州师范的毕业典礼上,他亲手作书,写下:勤学致孝以这样的横幅赠予每一个即将走出校门的学生。这是要他们谨守传统,好好学习的意思。他以为学生只有这样,才不会再在外面滋生事端,闹什么游行搞什么革命。
之后,在对毕业生的训话中,张謇再一次对学生进行劝谕,要他们把学习看成是最为重要的事,要好好学习,勤奋读书,积累知识,然后才能挽救这个衰弱的国家。
然而,张謇还是不太放心,他要的是社会稳定,而不是动乱,因此过了两天之后,张謇又把他制下的各校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会。在这个会上,他把太虚和尚用佛法对社会主义予以批评的印刷品分发给大家,要求他们对自己所管理的学校应加强训育和管理,一定不能出现什么问题,发现苗头要及时地给予处理。他说这也是对学生们自己负责,完全是对他们好。
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张謇故意压制学生革命热情和行动的不良表现,然而,张謇这样的表现,也是本着为国为民之心的,没有丝毫的歹意,他从始至终都是极为爱国的,丝毫无损于他个人的品格,更不会以一眚而掩大德,损害他一生的光辉形象。
张謇开办的南通师范学校,远近驰名,学生到处都是,甚至遍及南洋诸岛,给国家与民族培养出了大批的实用之才。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这个人才汇聚的地方,于上海地下党的关怀下,成为了江海地区培养革命力量的基地,即便是张謇的亲孙女张聪武也加入了革命,走上了用武力改变中国命运的道路,且也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一切都是和张謇的全心全意地爱国和教育救国的主张是毫不违背的,也是他这一思想打下的基础。11
人至暮年——一个老人最后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