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中国现代纺织业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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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落主义

　　在张謇的心里，他们家乡的自治建设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在全国政界很活跃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此事。民国之初，在给袁世凯写的信内曾说道：謇自前清即矢志为民，以一地自效。苏人士嗤为村落主义。……而终于以村落主义自享也。可见，“村落主义”这个词汇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张謇的独创，而是出自别人之口，出自别人对他的揶揄。不过，张謇听了这一词汇，内心也不羞，也不恼，还坦然一笑说：“其实就是村落主义。”

　　此后他自己也把自己在家乡南通所做的事业，称之为“村落主义”，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张謇“村落主义”思想的内核，实际上源于汉朝末年田子泰所经营的“无终山都邑”。在那个封建末世王朝里，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们无不上下求索，想为中国寻求一种理想的社会。张謇比康有为还要早地寻找到了曾经真正存在过的田子泰的“无终山都邑”。

　　这是一个社会大同的理想。

　　张謇总是向自己身边的人表达他对田畴进行效法的真心。田畴是东汉末年的人，字子泰，喜好读书，善于击剑。190年，董卓作乱，幽州牧刘虞遣人冒险去见已经被董卓所劫持的汉献帝，来表明自己的忠心和慰问。田畴向刘虞请命，主动要求去长安见献帝。刘虞应允。于是田畴便自北方朔漠取间道前去长安。汉献帝见了田畴之后，非常的兴奋，当即就要加封他当骑都尉。然而田畴却坚辞不受，向献帝告辞之后便返回幽州复命。一回到幽州就得到自己的主公刘虞被公孙瓒杀掉的消息。田畴怀念旧主，心里很是悲痛，于是便对刘虞一番哭祭。这一哭祭不要紧，很快就传到了公孙瓒那里，公孙瓒大为恼怒，想我刚杀掉刘虞就有人公然哭祭，这明摆着是和我作对嘛！于是下令即刻捉拿田畴。田畴被捉到公孙瓒那里，公孙瓒想要杀掉他，然而，公孙瓒身边的人却劝说不要杀，说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公孙瓒一听有道理，就又把田畴放了。公孙瓒问他愿不愿到自己这里来做事，田畴只是悲戚，不肯答应，说情愿归里。公孙瓒无法，只好让他回他的家乡去了。此后，田畴带着他的家人，就到无终山躲避战乱去了。有后人记述田畴道：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陈寿《三国志》）张謇很是羡慕田畴当时的做法，还曾经作过一首诗：雄节不忘田子泰，书生莫笑顾亭林。

　　井田学校粗从试，天偎无终与华阴。张謇当初创建通海公司，在公司的大堂上，他题写了一块大匾，上面写了三个大字：慕畴堂这个“畴”，就是指田畴。

　　张謇的村落主义思想在心中孕育得相当早，然而，真正推行却相当晚，是在他对于中央政治失望、自己于家乡所办的实业有了成就以后。

　　在官场上的每一次不如意，都更让他觉出家乡的亲切和真实存在。被称为“村落主义”的南通自治成了张謇晚年甚至是他一辈子的追求和奋斗的最终落脚点。

　　依照张謇的说法，村落主义的以一地自效，也就是对自己的家乡进行建设。他曾说他回到家乡就是怀着村落主义的思想，想经营地方自治，像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和公益等。他对他们南通的事业发展过程曾作如下概括：謇自乙未（1895年）以后，经始实业；辛丑(1901年)以后，经始教育；丁未（1907年）以后，乃措意于慈善。（马斌《南通自治的遗产》）这些自治事业主要是围绕张謇的村落主义进行的。张謇是本着以家乡为入脚点，然后引领全国迈向富强之路的思想。

　　大生资本集团是张謇最早创办起的企业，也是他发展整个南通事业所依托的力量。大生集团通过初期阶段的积累，于民国初年，尤其是1917年之后进入到了又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好阶段。大生纱厂的发展特别突出。大生纱厂1912年到1914年的发展势头颇为平稳，利润上起伏颇小。到了1915年，因为受袁世凯登基当皇帝等一些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大生纱厂在利润方面有所下降。到了第二年，由于通海地区大水泛滥，棉花的产量很不好，因此出现了纱市呆滞的状况。大生一厂只赚了6万多元，大生二厂，只赚了2万多。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棉纺织外部环境颇为宽松，在1917年之后的五年间，大生纱厂却有了出乎意料的迅猛发展。于此时间段内，不管是洋纱还是洋布的进口全有相当幅度的下降。1913年，中国关口直接进口的外国棉纱总共是262万担，棉布总值是18600万两，1918年，棉纱下降到了118万担，棉布下降到了9600万两，分别比1913年降低了58%与40%。这部分空余的市场份额给中国的棉纺业提供了非常宽松的发展空间，创办新厂与旧厂增资扩产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热潮。从1917年开始，整个中国的纺织业忽然行情非常的好，每一纱件从156块一下子涨到了230块以上。就这一年，张謇的大生一厂就赚了796万两，二厂也赚了406万两。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1年。期间，利润最好的记录是1919年。这一年，大生一厂赚了26444万两，利润率是10578%，大生二厂赚了13496万余两，利润是1132%。在五年的时间内，都是最为旺盛的时期，大生纱厂的平均利润都是90%以上。大生纱厂的一厂和二厂自创办至1921年一共赚了16635869万两，三分之二是与此时间段内赚取的。在这样的大好情势下，大生纱厂的资本数目也在迅速地增长。大生纱厂的一厂资本股份从130万两增长到200万两，二厂从86万两增长到118万两。1921年，两个厂共计资本是369万两。

　　到了1923年，大生企业系统总资产是3448万两，是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量的35倍。

　　研究水利的学者

　　远在1887年的时候，张謇还在跟着孙文锦当幕僚，孙文锦在开封当知府，张謇也和他在一起。他们来到开封没多长时间，黄河便于郑州决口了，情况很是紧急。孙文锦也不敢怠慢，急命张謇和他的儿子孙东甫一起坐船，不顾生命安危对灾情进行调查，给予急赈。张謇和他的儿子孙东甫走遍了决口的上游和下游，仔细对水势进行查看。其惨景令人目不忍睹，房屋冲塌，人畜丧命，漂浮于水面的人畜尸体令人触目惊心。从那时候起，张謇便意识到水真是太厉害了，使他暗自下决心要为治理水患而出力，努力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张謇通过仔细认真地考察，认为最好是疏浚黄河，分成若干道，从山东入海。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聘请的水利专家们经过研究，也是如此认为的。但是，钦差督办河工的大臣李红藻却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振振有词说：“我只是负责把黄河决堤的部分堵住，堵住这些决堤的部分最多也就花费几百万元。如果要疏浚几条河道，分别入海，需要多少钱，难以预算；以后效果怎样，更是无法得知。”

　　那些在河防上混迹多年的官员都是老油条了，为了费用，为了官运，和李红藻持相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