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中国现代纺织业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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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謇首先想到的是推行自己的经济改革思想与办法。然而，他头脑很清醒，明白这个时候居于这样的职位责任重大，前途难料，干什么都充满了困难，有着极强责任心的张謇还是出任了这个要职。他诚恳地说：“也许这个时候非常的艰难，我不敢不出，以尽一个国民之义务。但是外观时事，内忖精力，这个义务能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却毫无把握。……可以告国人的，唯矢此勤勤恳恳之心，与国务院诸君，交成职责而已。”

　　因此，张謇一就职首先提出了针对国家与社会经济状况的施政纲领。对于国家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与应对原则，他首先指出：民国肇建，内乱外患，稠叠至，借款累累，债权四压。权政府度支之数，用之于军政之消耗犹恐不足，然亦当以十之四、十之三谋生计之扩张。权人民漏卮之数，则增加熟货之输出犹病未能，然亦当就千之八、百之一求输入之低减。（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接着，依据自己多年实业救国的体验，于原先产生的改革经济制度设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说：二十年来，所见诸企业之失败，推原其故，则由创立之始，以至于业务进行，在皆伏有致败之衅，则无法律之导之故也。将败之际，无法以纠正之，既败之后，又无法以制裁之，则一蹶而不可复起。或虽有法而不完不备，支配者及被支配者，皆等之于具文。前仆后继，累累相望，而实业于是大隳。（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因此，他提出农林工商部的第一计划便在于立法。

　　在金融方面，张謇认为最重要的是革新与稳定市场，他说：近十年来，商场之困顿不可言喻，盖以国家金融基础不立，而民间钱庄、票号等金融事业，索索无生气，重以倒闭频仍，信用坠地。于是一国现金，非游荡而无所于归，即窖藏而不敢或出。（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对于这个问题，他主张最好的办法就是确定把中央银行作为金融基础，然后再立地方银行，予以辅助；严格执行银行条例，保持民办银行、钱庄、票号的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

　　对于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张謇说：今世界大通，国际贸易日增月盛，则关税之影响于农林工商业者尤大。（张謇《国际公法学会讨论加税免厘之意见》）他认为对于洋货之关税最好是按照输出输入物品的性质分别对待，不应按照旧条约以值百抽五或者是值百抽七五一律对待。应当灵活，有的物品可以重收关税，即便是值百抽五十甚至是值百抽百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有的可以轻收关税，即便是不足值抽五甚至是完全免除关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课税的物品应看国内需要的程度和消耗的程度而定等差，消耗的物品当中，又应看奢侈的程度而定等差。用这个办法可以保护我们国内的产品。

　　对于我们国内的产品，他认为需依照国际惯例对出口税给予减免，并努力争取关税自主，他说：出口税轻重由我，则国际市场上庶有我国商人容足之地，而国民经济上，或可渐有生动之机。（张謇《国际公法学会讨论加税免厘之意见》）对于国内的商品流通税收制度，他提出：农工商之政策，惟借税法为操纵，或轻减以奖励之，或重征以抑制之。盖未有不顾农工商之痛苦，而纯然以收入之目的，为征收之标准，猥日苟且以济国用者也。（张謇《国际公法学会讨论加税免厘之意见》）张謇认为对民营企业应当施行奖励和辅助的办法。他说：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之性质，……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张謇《国际公法学会讨论加税免厘之意见》）张謇还主持制定了《保息条例》等一系列的政策与法规。这些法规和政策规定对已经开办的取得不凡成绩的都给予相应的奖励和辅助。对于新办的大企业，根据他们资本数额的多少给予他们为期3年3—5厘的利息补贴，这也就是“保息”。张謇想以此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加快中国实业的发展进程。

　　自洋务运动开始，清朝朝廷与地方都开建了一些企业，然而，因为经营上的问题，效益很不好，有的甚至是亏本。建立民国之后，这样的官办企业还是开办着，并且是境况越来越差。张謇对于这些轻工企业也主张施行全面的改革：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张謇《向部员宣布农林工商政策的通告》）对于以后刚开办的矿冶企业，张謇提出应采取官民分类开办之办法：惟食盐、煤油二种定为国有，其他各矿在国家方持开放主义，原无与民争利之心。然如铁、如铅，不特为轮轨机械之所以必需，亦实为枪炮弹药之原料，而采炼费巨，听民自为，动多流敝。似宜济以官力，免蹈汉冶萍覆辙。至金、银、铜、镍等矿，为造币所必需，亦拟各择一二矿产富饶之区作为官矿，以为民间之模范，以辟政府之利源。（张謇《拟具官营矿业办法呈》）对于国内资本短缺厉害的问题，张謇则主张应积极利用外资解决。他指出，利用外资是振兴实业和挽救贫弱的好政策。同时，他又认为，利用外资会存在一种危险，必须要慎重地对待，施行以我为主、平等互利的政策，可以采用合资、借贷、代办等多种形式引进外资，量力而行，尽量避免被欺诈。张謇还要求利用外资一定要以振兴国家实业为基点，以有利于国家财政为其次。外资企业必须要对中国的法律予以遵守，不然一概取缔。于经营和管理方面，绝对不准外国人全权处理，应是中外两方一起进行管理，一起获得利益，一起承担风险。

　　张謇的这些施政纲领，是于相应的时代要求、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外国经验基础上，遵循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管理理念而提出的，主旨就是想要建立一种能够促进与扶助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政策。这些纲领顺时代之发展，切中时弊；不但有继承，而且有开拓；不但有目标，而且还有措施；真可以说是一个富有改革性、开创性及务实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制度改革纲领，并为张謇于任职期内逐步付诸实施。

　　张謇既然当了这个官，既然想真正的干，就必须要他所辖的各级机构更能高效地办事。对于之前的机构，他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上任之后，马上对政府的各级经济管理机构进行调整。

　　那时候，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设有农林、工商两个部，各类官员多到400余人。可谓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张謇对两个部的各级官员们说：“国家的林农和工商部门就是要干大事的，都是为民生利、供政府分利的地方。这两个部门如果不想把事情干好，或者是想做而无目的、无好的办法、分利过当，便会给人民和国家造成损失。”

　　张謇向两个部的各级人员发出通告：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用人之标准，当视办事之范围，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于事。（张謇《关于工商农林两部用人原则之通告》）张謇发出通告之后，马上开始逐条实施。他将这些机构整改办法与设想贯彻到整顿部务当中，将两部合并，将原先两部所设的8个司改作农林、工商和渔牧3个司。为注重矿政着想，特置一局，总共是3个司，1个局。任用人员，计总长1名、次长1名、参事4名、司局长4名、佥事32名、主事50名、技监2名、技正16名、技士32名，总共是142名。与裁减冗员的同时，又添加了50多名专职的技术官员。于各司局的职责规定内，全将提倡、奖励和改良农工商矿事项列在了首位；参事的职责则规定为掌管拟订关于本部主管的法律与命令案事务。于张謇任期内，农商部始终保持着这一机构与人员结构状态。不但精简了机构，裁减了不必要的人员，而且还促进了经济发展。

　　将部务整顿完毕后，他又添加与完善了一系列部属专职机构从事各项专门的经济改革与服务工作，并给予负责。这些机构是：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和驻美赛会监督处，矿务监督署，棉、糖、林、牧试验场，工业品化验处，商品陈列所，权度委员会。事实证明，这些新添置的机构，确实发挥了很好的职能作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不仅如此，张謇还对制定经济法规完善经济秩序作出了许多贡献。

　　张謇一上任，便对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了加速制定经济法规的两点建议。第一点建议：本部职任在谋农工商业之发达。受任以来，困难万状，第一问题，即在法律不备。非迅速编纂公布施行，俾官吏与人民均有所依据，则农工商政待举百端，一切均无从措手。为此，夙夜图维，惟有将现在农工商各业急需应用之各种法令，督饬司员从速拟订，如法公布。即其中有关涉法典范围，向归法制局编纂，如待全部法典完成，非数年不能竣事。拟由本部择其尤要，如公司法、破产法等，分别定成单行法令，作为现行条例，以应时势之要求。（张謇《关于整饬国货办法给大总统呈文》）第二点建议：案查前清农工商部奏交资政院会议之《商律总则》、《公司律》二编草案，较前清所行之商律，增多三（二）百余条，颇称完备。资政院议而未决，适值闭会，遂与新刑律一案同遭压阁。民国初建，所有前清议而未决之新刑律，已奉大总统令，认为有效。而此商律案，同为前清政府奏交资政院议而未决之案，则未见明文。兹再复加考核，觉此项法案，实为工商部目前对内对外切要之需。又查前清工商部奏摺内称，此案系采取上海总商会及商学会、预备新立宪公会等所呈送之商法调查案修订而成。而该商会等则由专聘通晓商律之士，调查各埠商业习惯，历时三载，然后参酌法理，编纂而成。观其斟酌之不厌求详，庸冀推行之必能尽利。因为急需应用起见，拟即用为工商部现行条例，改《商律总则》为《商人通例》，《公司律》为《公司条例》。用敢合辞呈请大总统交付国会议决公布，作为工商部现行条例。（张謇《关于整饬国货办法给大总统呈文》）袁世凯听张謇说得如此有理，也深表赞同，很快作出了批示。

　　不过，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尤其是为了制订《公司保息条例》和《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等关系到政府财政开支的法规，张謇真是很费了一番劲，数次向大总统袁世凯上书，然而总是得不到袁世凯的同意，这样的大事得不到袁世凯的支持是根本无法成就的。于是，张謇就旁征博引，用尽词汇来向他讲解制定公布与修订这些法规是多么的重要。以张謇的才学和与袁世凯的师生交情，最终获得了袁世凯的同意。

　　在制订这些法规条例的过程中，张謇少不了要与相关机构的相关人员进行细致的沟通、磋商，来获得他们的赞同和支持，也使得这些法规和条例更加的完善，每一步都做得很不容易。张謇在短期的任内，真是日理万机，很是辛苦。比如国务院、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等国家机构及相关人员都是少不了的，还有工商界，张謇也是不能忽视的，也要吸收他们提出的合理意见，若真不能吸收，便给予他们解释和说服，他是上下兼顾，上下奔走。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于1914年3月至4月间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中，专门对工商法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那些还没有颁布的法规，大会请求政府赶紧制定颁布；对于已经颁布的法规，也提出了许多修改、补充与实施的建议。张謇对于这些工商界人士的建议及意见，即便是有的法规已经颁布实施，难以吸收与采纳，他还是相当的重视，且尽力采取补救措施。他对此次大会关于商律案决议的呈文批示道：所提建议均具卓识，深堪嘉尚，当由本部酌量采择，分别订入施行细则，或转咨法律编查会，以备编订完全商法典，及破产民事诉讼律之参考可也。张謇在之后制定的有关法规的实施细则里，一定程度地对工商界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给予了吸收和采纳，并且还对某些法规条文进行了修改。

　　因为张謇坚持不懈的努力，让刚刚建立的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才能如此迅速和相当顺利地开展起来，一系列的经济法规方能制定与颁布，且赢取了工商界众多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于很大程度上对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给予了改善，也给那个时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打下了基础。9

　　改造南通——创造中国现代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