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局的发展,不以张謇的意志而转移。11月初,湖南、陕西和山西等地相继独立,大清朝廷为了挽救时局,听了张謇的建议,匆忙在三日内修改宪法,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皇帝的权力以宪法规定的为限。
但是,即便颁布了宪法,也还是一点用处没有,挽不回它覆灭的命运。无奈的张謇此时也真正看清了事实,他在日记中写道: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人心决去,大事可知……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12月14日,认清形式的张謇也用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十月非可等例于前乎此之十月。这时候,正是农历的十月。张謇他这一剪,算是与过去彻底断绝关系了。由此看来,张謇这个人还是没有半点愚忠思想的,他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
革命的形势发展是极为迅速的,此时正急需组建一个能把握和统领全局的政治权力机构。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汉军政府与具有强劲实力的江浙资产阶级因为筹建新政权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江浙联合军队将南京拿下,于是,主动权自然很快转移到了江浙沪这一边。与此同行,张謇也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第一次会见了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于右任。他们在一起商谈了组建政府之事。各省代表通过一再的协商,最后决定选定大元帅由黎元洪担任,副元帅由黄兴担任,总统之位暂时空缺。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从表面看,革命势力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然而,实际上,惜阴堂里已经初步拟定了南北妥协的方案。在对抗革命的关键时期,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掌握重兵,因此势力很大,而此时的袁世凯见大清朝已经是死定了,反而转向了革命的一面,赢得了原是清廷旧臣的立宪派的拥护。
南北议和开始之后,依靠跟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张謇斡旋于两派之间,最终促成了袁世凯“逼宫退位”。1912年1月6日,张謇和袁世凯的代表张绍曾见面商谈。1月10日,张謇又给袁世凯打电话,解说建立临时政府之事,同时张謇还向袁世凯的亲密手下段祺瑞等一些人进行暗示,要他们向大清朝廷逼宫,让皇帝退位。这一建议,正中袁世凯心意,于是便照此行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是由张謇代笔,寥寥数语,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彻底画上了句号。三日之后,张謇看到逊位诏书,感叹道:“这一节大局算是定了,接下来的日子可就艰难了。”
而南方希望溥仪退出皇帝大位之后,袁世凯能够登上大总统的宝座。
然而,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建立民国也是革命者多年流血流汗奋斗换来的,这时候,孙中山的声望要比从旧朝廷里来的袁世凯的声望高许多。况且,此时也只有孙中山有如此声望可以将各自为政南北独立的各省暂时联结起来。因此,在1912年的元旦,孙中山顺理成章地被各省代表一致推举为新建立的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就职的地方就在张謇新建的谘议局内。
此时的南京政府已经被定位为临时政府,也就是说,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过渡到一个正式的政府。对于将来的正式政府,人们有颇多想往。正式政府第一领袖的位置归于谁,还要看南北两方力量的对比和智慧的较量。
此时,南方能够走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在南京定都,一是尊重临时约法,但是其最主要的缺陷是兵力太少,也缺乏经济来源,而真正能够让袁世凯老老实实地就范的只能是北伐,只有北伐胜利才能压制住袁世凯。
鉴于此,孙中山最后做出了让步,决定由袁世凯任大总统,只要民国不变就行。当然,孙中山退位让贤并非是出于真心,谁会无缘无故把辛苦得来的果实拱手相让呢,实在是出于无奈,自己能够驾驭局势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临时政府由于财政困难,也实在难以继续下去。
立宪派与东南的上层绅商向来不会自己做什么事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时常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某种已经存在的强权集团,依靠他们来进行改良。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开始找寻可以寄托自己理想的对象,一开始是对孙中山给予希望,后来又见袁世凯军事力量强大,并且又都是旧人,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决定跟着袁世凯实现立宪的梦想。不仅立宪派其他人这么想,包括张謇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
而汤寿潜于浙江都督任内及卸任之后,都极力主张并支持革命派北伐,鲜明地表现出坚决的反袁立场。
那时候,革命派的领袖们虽然还没有制定统战政策,然而,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都对张謇很尊重。他们不但总是谦虚地找张謇认真地求教,还表示愿意和张謇进行合作。
鉴于张謇在实业方面为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请他担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一职,可以说对张謇是很尊崇的。然而,张謇并不感兴趣,只是消极应付。他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将中央政府的大权和平移交给他最信任、能够实现他立宪梦想的袁世凯。
而这也是袁世凯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