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中国现代纺织业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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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朝廷为了应付内外臣民，缓解舆论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做出了相应的姿态，对于声望一天天高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予以拉拢。这年的4月16日，朝廷颁发上谕：张謇著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钦此。张謇早已无心当官，然而为了这个国家，为了立宪，这一次，他却是当仁不让地接受了这个赏赐。

　　商部顾问是新制，却搁在了头等，可见朝廷对于这些年张謇在实业方面成就的肯定，也可见张謇当时的影响力。朝廷给予张謇特别的恩宠，这对于张謇办实业是相当有利的，然而，此时更重要的是能够借此增加他参与立宪活动的分量。

　　1904年5月和6月，张謇跟汤寿潜、蒯光典、赵凤昌等，还有鄂督张之洞、江督魏光焘等一班立宪朋友在一起商议，共同起草了一份奏折，向朝廷阐明日本和俄国的战争，不管是哪个国家胜，哪个国家败，中国都应当马上进行大的变革，并说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就像是火上了墙一样，想要预防之，就一定要赶紧进行大的变革，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而变革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走立宪之路。他们要求朝廷仿照日本先行颁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边再派忠实有名望的官员游历各国，对人家的宪法进行考察，然后为己所用。

　　他们将奏折的稿子拟写完，由于历事太多，变得谨小慎微的张之洞并没有决定立即上奏朝廷，又对张謇说道：“为了这个负重的国家，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凡事还是要谨慎的好。你可看看直隶总督袁世凯对立宪这个事情是如何看的，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张謇对于立宪虽然心里很急切，然而，他一向非常尊重张之洞，已经形成了习惯。于是他顺着张之洞的思路往下考虑，觉得张之洞说的很有道理，张之洞说：“如今的袁世凯，已非昨日的袁世凯，若他能赞成立宪，出手相助，那立宪大定矣。”

　　张謇听了也自思道：袁世凯若真能支持，也是利于天下的。

　　张謇想明白之后，决定前去对袁世凯试一试。他虽然觉得此时袁世凯这个人对立宪很有用处，然而，他对于袁世凯这个人确实是吃不稳。想当初，戊戌变法之时，光绪皇帝和谭嗣同是多么的信任他，然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光绪和谭嗣同等全出卖了，转而投靠了慈禧太后，从而彻底断送了维新，也断送了很多人的性命。

　　不用说，张謇和袁世凯过去是有交情的，张謇还曾是袁世凯的老师，袁世凯在表面上也一向尊重张謇。其实他们两人个人感情上本没有什么，主要是在国家大事上，张謇看不上袁世凯唯利是图，两面三刀投机取巧的为人。

　　张謇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先给袁世凯写封信。信上主要谈的也是国事，谈的是立宪：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袁世凯是个圆滑自私的家伙，见张謇给自己写信，表现得很高兴，很热情，回信中嘘寒道暖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立宪虽好，然而，时机尚未成熟，还必须要等待时机。”

　　袁世凯如此态度，让张謇等也对他抱着很大的幻想。觉得袁世凯的确还算明白，是个可以做朋友的人。

　　然而，结果呢？袁世凯所谓的立宪就是自己当皇帝，并且当了皇帝后，并不希望别人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是设法增加自己的权力。立宪和目下

　　早在1898年6月，光绪皇帝正式颁诏变法，张謇回京销假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然而，那时他只是限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对于维新派“速变”、“全变”，甚至是不惜以发动宫廷政变流血进行变革的做法，他很不赞成。那时候，他说：“药过于苦了，吃药的时候，便很不容易张嘴。”

　　那时候，他屡屡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行劝说，让他们稳着来，不可轻举妄动，然而，事情远不是他一个人能够阻止的，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

　　张謇看到这些，心里很是不安。那一年的7月21日，也就是张謇正式复职的次日，张謇再次向翰林院告假，说自己的纱厂初办，事务冗杂，应立即回去办理，不然会半途而废。翰林院不想让他离去，可看他执意，也只好答应，准了他的假。在维新变法最为重要的时候，张謇就这么匆匆离开了京城的纷纷扰扰，回到了他的家乡。

　　就在张謇刚刚回乡没多久，京城里一下子乱了，慈禧太后反手一击，覆灭了维新一党，囚禁了皇帝光绪，将戊戌六君子推于菜市口砍头问斩。

　　张謇闻讯，唏嘘不已，好久不说话，心情也更沉重了。此后，他更坚信他的看法，不应当再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应当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当时他沉痛地说：“读书识字之子皆自危矣。祸至真无日哉？”

　　直到1900年8月，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攻进北京城，慈禧才意识到严重性，日夜寝食不安。思来想去，也觉得应当变法，于是在第二年1月，慈禧在西安发布上谕，再次决定变法，命令督抚以上的大臣们就这件事，认认真真地议一议，然后报上来。

　　在家乡一心办实业的张謇听说这件事后，坐不住了，也马上开始行动起来。他应当地总督刘坤一之邀，写就了《变法评议》。在这个《变法评议》里，张謇第一次提出了设置“议政院”和“府县议会”等新鲜的名词，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国家的最根本要害。

　　后来，张謇刻印了《日本宪法》。这是他到日本进行考察，后来又爆发了日俄战争，他经过慎重思考后的结果。他当时分析说：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章开元《历史研究》）他将《日本宪法》通过赵小山转至内廷，献给慈禧太后。慈禧看了后，觉得这个立宪并没有超出君主主宰天下的范围，又见立宪呼声之高，为了应付民意，便作深然之状道：“宪法对于国家来说，真是太好了！”

　　张謇和那些立宪派人士得了慈禧太后这句话，便又来了精神。在这年8月，张謇又刻印了《日本宪法义解》和《议会史》的小本子向朝廷重臣们一一分送，想让他们更加了解和支持立宪，从而顺利实施立宪。

　　然而，改革、立宪，说着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立宪，要限制君主皇室的权力，像慈禧太后，当时她要是真正意会到了这些，真要限制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她会心甘情愿吗？她会同意吗？必然会拍案大怒：“造反了你！来呀，给我拿下！”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这一点，聪明有才的张謇不会想不到；然而，前半生对科举孜孜以求，苦苦奋斗，现在又身为士大夫的他，对大清朝廷抱有些许希望，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也会维护这个朝廷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要将风险降到最低。

　　这时候大多数爱国的人都认为，大清只要施行立宪，那么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后再也不会遭受外国强权的欺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