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中国现代纺织业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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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纱厂的高明手段

　　说起张謇经营大生纱厂的高明手段，其实纱厂一开始投入生产，便面临着棉花原料市场与棉纱销售市场的激烈竞争。从以上环节当中可以看出，张謇采用的有效办法就是跟当地商界的著名人士保持紧密的联系，巧借他们的力量来收购原料和推销自己生产出来的纱。

　　那时候，南通每年的棉花产量大概是180多万担，然而，日资棉纺织企业也瞅准了这个，也来这里对棉花进行收购，这一切张謇自然都是很明白的，因此他在大生纱厂《厂约》一开始，便将日资纱厂到他们那个地方收购棉花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亮明了，他为大生纱厂里建立了一整套的棉花收购系统。当中之一便是张謇自己设立的“门庄”。也有棉花商人和大生纱厂签订了合同用自己的钱对棉花进行收购的，他们从当中获得的是佣金，这便是“抄庄”。也有的是商人自己没那么多的钱，是张謇的大生纱厂为他们拿出一些钱替厂里下去对棉花进行收购的，这是“下庄”。

　　张謇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原材料的供应问题，自1901年起，于垦牧公司上下功夫，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等一系列的农垦公司，来大力发展棉花的种植，确保大生纱厂原料的充足供应。

　　为了对新开垦地区的棉花收购进行有效管理，张謇又生妙招，建立了不少被称为“分庄”的辅助单位，这样的单位总数量相当的多，有23个。张謇建立的棉花收购系统，利用的是地利人和之优势，和对家乡棉农储花多少的准确预计，运用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舍”的战略，在跟日本的厂家竞争当中节节获胜，从而购得了物超所值的好棉花。

　　张謇还对土布业市场极为关注。他的大生纱厂销售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们本地的那些手工业织户，因此张謇把生产的重点放在了纺十二支纱上面。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他便以“魁星”作为他们大生纱厂的机纱商标。这个商标表明着他们大生纱厂永夺第一的信心，下面还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张謇于通海地区组织了一批富裕的纱庄作为基本户，让他们对于销售大生纱厂生产的纱具备优先权。

　　股份制是大生纱厂的又一新特点。张謇和他的三哥还通过劝说和结成儿女亲家等办法跟通海地区关庄布大商人刘一山、章维善和沈敬夫等一些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让他们入股大生纱厂，并于门市收布的时候尽力向织户们推荐大生纱厂的机纱。

　　此外，张謇还非常注意跟本企业以外的商人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比如跟地方上的钱庄共同为当地土布商人提供特别的信用贷款等等。大生纱厂的棉纱全都是通过开盘的方式向各个纱庄进行批发销售。

　　大生纱厂各厂，还于企业当中开有门市，但是在1913年之后便停止营业了，所有货物都按件批发给了纱庄。大生纱厂在股市上自己掌握开盘时间，一年当中只开四、五盘，并且全部选择于花纱价格对企业有利的时候才将纱放出厂去。

　　张謇办厂因为资金短缺，但是他还是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一条节约交易成本的新路子，把交易行为内部化，即实行纵向一体化发展，组建跨行业跨部门的企业集团，把市场交易的一部分纳入企业集团的内部，用这个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张謇因地制宜立足本地，运用纵向一体化的办法，往棉纺工业的上游和下游发展，还有个节约成本的好处就是能够降低由于不同地域流通而带来的厘金等税收盘剥，因此，张謇也让生产各个环节尽量在一个地方完成。

　　为了更有效地拓展上海等一些地方的市场营销业务，张謇在大生纱厂刚刚开建的时候便设立了驻沪账房。到了1907年的时候，张謇又把原来的驻沪账房提高了地位，变成了驻沪事务所，随着大生纱厂系统企业的持续增设，他们的资本系统也慢慢发展成为了具有多种联系的纽带和多角化经营的企业集团，驻沪事务所也发展成为了集团内部数十个企业掌握市场的行情、采办物料、批售产品、调剂头寸和接待来沪人员的多重机构。

　　张謇在大生纱厂所采取出的一系列措施，使大生纱厂发展很是迅速，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快，没有多长时间，便组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的跨行业企业大集团。

　　特别是在企业管理上，是张之洞无论如何也难以相比的。张之洞总有些主观、盲目和反科学性。而张謇这方面就比张之洞强得多。他办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市场瞬息万变，而他总是察世情、观物情，还要求进出货董察岁收、权市价，经过对市场的精细调查，获得销纱的总数，作出自己厂家所出应在50%—60%的结论。他还利用自己在当地强大的影响力，把外地资本很容易地就挤出了通海地区，且通过政府获取了百里之内20年的专利特权。最先实施了把控制通海市场当成目的的发展战略。此种自最初便把市场当成出发点的经营办法，乃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是否有成效，最大程度地取决于有无完备的组织系统。在办厂之初，张謇就于他的《厂约》里明确地将厂中的内部事务根据它们的特点予以分类，且进行细致归纳，分作四个子系统：供销经营、生产加工、财会文牍和总务后勤。这四个系统分别设一董，进出货处与总务后勤增加帮董，张謇亲任总理，掌管大小事务。

　　张謇还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实现目标管理，他亲手制定了《厂约》，草拟的《厂章》为大生纱厂内的厂法厂规，里面所有的规定都十分严格。其中《厂约》是对经营管理人员发生作用，而《厂章》是对工人进行约束。《厂约》是6条规定，《厂章》是194条。可以说这样的规章制度，是相当完整和先进的。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找不出第二家这样完整和先进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张謇总是说：艰苦奋励，则虽败可成，侈怠任私，则虽成可败。绳之以大义，执事百工与有责矣。（张謇《张謇全集》）在人才的任用上，张謇和张之洞更是不同。张之洞搞企业，每办一事，必然是摆好大的官架，带领着手下各级管理人员，一齐上手，并驾齐驱，致使人多乱哄哄，凑热闹而不办事，只指望张之洞一人。而张謇不同，他从小一路走来不容易，加上他开始办厂的时候吃了很多苦，资金也来之不易，因此，他很注意用人，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各有事做，不浪费一点人力。他办事一向从俭，出门办事能步行就步行，不能步行，便坐独轮小车，向来不会乘轿子。就是出外视察，经常也是坐牛车。这样的轻车简从，形成了他一生的办事风格。他始终反对兴师动众迎来送往，他数次去常熟和无锡给他的老师翁同龢、赵菊泉扫墓，沿路的官员听说后，都上车站或码头迎接，甚至举办欢迎仪式，但全被他一一谢绝。他每次都是悄悄入住，默无声息。

　　张謇亲自制订的《灶友专章》第一条规定：灶友下灶，雇有常车，不得乘轿，不特节费，亦防惰性。他的《书禀专章》规定：写信不用客套，只叙实事。张謇用这些改革措施来提高文风和办事效率。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任用，他更是谨慎和严格。比如，管理进出口货董沈敬夫、厂工董高立卿和徐翔林，以及蒋书咸等人，全是张謇平时非常要好的朋友，也都为张謇办厂的前期出了很大力，做了很多事。像这样的人才，在张之洞那里根本就不会有，也找不到。

　　对于乡人和亲戚，他都同等看待，绝对不搞特殊化，不任人唯亲。也因为此，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利润滚滚而来，自1899年起，至1913年，他的账面总盈利高达489万，公积是73万。大生纱厂于逐年增资发展的情况下，利润总是在20%上下，最高的时候达至30%以上。

　　在人事关系上，张謇规定，只要是工厂里的执事人员，一律都称为“先生”，不能沿用旧称呼“老爷”。这给人一种平等的感觉，从而拉近了上下之间的关系，使人们的干劲更足。

　　另外，张謇于原料供应和生产加工与产品销售等环节上，皆于极大程度上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市场大道，且让张謇的事业扩大到教育和慈善等许多方面，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系统，极大地丰富了经营思想。使他成为了东西实业界的领袖人物，人们把他比作“中国的洛克菲勒”。7

　　造福一方——一个这样的“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