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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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作孚的真性情——八年抗战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遭受了近百年苦难的中华民族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尽管中国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矿产资源等各方面都较日本有着极大的优势，然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旧中国，根本无力将潜在的优势资源转化成强大的国力。农业生产极端落后，大片的土地却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甚至都没有能力造出一辆可以开动的汽车。

　　日本虽然只是岛国，但由于其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步伐，迅速实现了本国的工业化，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对于物资的短缺，日本完全可以凭借先进的技术进行弥补。

　　兵源不足，日本就发挥武器的优势。陆军方面，日本制式步枪射程远在中国军队之上。在战场上，中国军人尚未到射击距离，日军就能开枪射击；日军还装备有各式先进火炮及装甲车辆，而中国军人却只能用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坦克大炮。

　　日本空军还装备了日本自行研制的先进战机，拥有制空权。中国空军却只能依赖进口飞机，技术落后、数量有限，空战中尽管中国飞行员无比英勇，却依旧无法撼动日本的空中优势，在战场上，日本空军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军队阵地。

　　日本海军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航空母舰，此外，还有一系列战列舰、巡洋舰等大型水面舰艇，可以在太平洋各个海域作战。中国海军舰船数量稀少，只能在沿海执行简单的防卫任务，也不具备空中打击能力，最后只能在长江里沉船阻敌。

　　正是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且迅速推进，短期内取得了极大的战果，相继攻占平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众多中国重要城市，控制了中国东北、沿海及部分内陆地区。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卢作孚以一己之力，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武汉沦陷前期，以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为核心，大量先期搬迁到武汉的工矿企业经过长江被运送入川，这其中就包括当时中国仅有的数家兵工企业。

　　经由民生公司抢运入川的工矿企业可以说不计其数，这些工矿企业成为战时四川的工业基础，为前线源源不断供给抗战物资。如果没有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将会有大批企业因为无法搬迁而落入日军之手。而当时的四川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工矿企业为抗战提供必要的支援。正是卢作孚在抗战爆发前统一了川江运输业，壮大了民生公司，这才有了能够及时搬迁大量工矿企业的运输能力，才有了八年不懈地抗战。

　　在这八年抗战中，卢作孚虽然没有亲自上阵杀敌，但是他在后方的作为，依旧可以用鞠躬尽瘁来形容。

　　交通部次长

　　宜昌沦陷后，抗战初期大规模的撤退工作告一段落。但卢作孚肩上的担子并未减轻半分。此时的卢作孚还兼任着交通部常务次长一职，他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民生公司在战争期间的艰苦经营，还要为战时后方的交通运输出谋划策。

　　战时的大后方主要是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省份，而这其中又以四川为核心，当时的陪都重庆即属于四川省所辖。

　　西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因素，交通运输向来不易。时至今日，西南地区的交通也多有不便，与中东部地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不可相提并论。而在旧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则更加困难。一则因为自然因素，修筑现代化的交通设施极为艰难；二则因为西南地区多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原本就罕见的交通设施又被军阀出于军事目的大肆破坏。以重庆为例，当时重庆地区仅有的铁路居然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修建的北川铁路，全长不足17公里。

　　交通运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战时，后方大批的兵源和物资都需要强大的运输能力及时运送出去，供给前线。对于前线将士而言，一旦补给跟不上，那么不论将士们有多么英勇，其结果也将是战败。战争历来都是对参战方交通运输能力的极大考验。二战后期，日军和德军由于运输线被切断而导致的大规模溃败案例比比皆是。

　　对此，卢作孚这个交通部常务次长自然是心知肚明。在大撤退开始前，他就为日后的运输开始做准备。

　　当时民生公司所属的船只多数都是以柴油为燃料，而中国根本无力生产成品柴油，所需要的油料完全要依赖进口。于是，卢作孚便命令民生公司大规模囤积柴油，在撤退前，民生公司就收购了4000吨柴油。

　　上海沦陷之后，长江出海口彻底被封锁，进口柴油的通道被掐死，民生公司能够调用的柴油只有先期储备起来的这4000吨。撤退开始以后，由于运输任务大增，油耗量急剧攀升，经过宜昌和武汉的抢运工作，民生公司的储备油便用去了一半，剩下的油料也只能够公司使用半年而已。如果得不到补充，半年后民生公司大部分的运力都将要损失掉。一旦民生公司的轮船无法开动，那么川江航运业将就此瘫痪。

　　对于即将面对的困境，卢作孚也早已预料到了。虽然他不能生产柴油，但是他却有别的办法让船继续行驶，那就是烧煤。卢作孚对于油料的短缺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造一批烧煤的船只。中国是无法生产柴油，但可以生产煤炭。如果他有一批烧煤的船，那么不管日军怎么封锁，都不能让他的船成为川江上的摆设。

　　未雨绸缪的卢作孚在武汉储备柴油的同时，也开始储备五金材料。然而，他尽最大可能购买到的五金材料却只有2000多吨，只能用于维修现有的船只，若要造船，是远远不够的。不过，这并不妨碍卢作孚造烧煤船的计划，他还有别的方法筹集材料。

　　在宜昌撤退时，卢作孚在宜昌一带收购了一大批从长江中下游逃到宜昌来的小轮船。

　　这些小型轮船马力小、性能差，无法驶入川江，留在宜昌将来势必陷于敌手。

　　他打算把些小船变废为宝，民生公司便统统予以收购，先后购得60多艘。

　　从1938年末起，民生公司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造船行动。民生机器厂的员工夜以继日地在船台上赶工，将60艘小轮船全部改造。其中20艘完全不能在川江上航行，就予以拆毁，只利用其钢板造新船。其余的小轮船，有的利用其船壳，有的利用其锅炉和机器，把他们拼合改造成适于川江航行的烧煤船。

　　当然，仅仅改造还不够，还需另造新船。为了保障水上运输畅通，卢作孚决定建造烧煤的中型轮船15艘和烧柴油的浅水小轮2艘。自己动手造烧煤的新船，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更显艰难。首先，造锅炉的特殊钢板就不好买，民生公司先在香港买了一批，然而运到越南海防后，因战局恶化竟无法运回国。不得已又在昆明买了一批，先后费时两年，才从昆明运到重庆。

　　由于钢板不足，新造的15艘船，除了4艘是全身钢板的外，其余的都是以角钢做筋骨，以木料做船壳。新船的锅炉和轮机，由民生机器厂和恒顺机器厂分别制造。“民生”大量建造新船时，已是1940年了，这一年，日军对重庆的平民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大后方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由于川江缺少航船，物资运输不畅，“陪都”重庆的生存难以为继，对前线的支援也极感困难。卢作孚忧心如焚，多次写信给民生机器厂厂长，予以激励。他还多次利用星期天时间到民生机器厂去检查工作。

　　卢作孚每次去民生机器厂检查工作时，都要仔细察看每个车间，但决不打扰正在专心工作的工人，不向他们提任何问题。工人们从他无言的注视中，都感觉到了任务的重大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