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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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并没有回答他，而是摘下了头上的帽子，他的辫子居然是粘在帽子上而不是头上！他的辫子已经剪掉了。

　　看到这一幕，卢作孚不再怀疑。这人连辫子都剪掉了，不是革命党又是什么人？当今除了革命党，还有哪个敢剪掉自己的辫子？

　　相互确认彼此的身份之后，两人当即就革命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卢作孚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理解得极为深刻，他认识到革命不仅仅是赶走皇帝，更重要的是切实地实行“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不仅要反对国内民族间的压迫，更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民权主义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要让国成为民的国；民生主义则要让劳苦大众摆脱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境况，让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经过深入的交谈，卢作孚不仅对革命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开始成为一个革命的实践者。他在17岁这一年，加入了同盟会，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革命救国理想。

　　经历辛亥革命

　　就在卢作孚加入同盟会的第二年，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民智渐开，“要想富，先修路”，国人也渐渐明白铁路有很多的好处，而清廷则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政策规定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随后清政府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600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此举激起湘、鄂、粤、川人民的反对，保路风潮随之兴起，尤以四川最为激烈。

　　清廷劫夺商办铁路的“上谕”传到成都时，身居四川要职的立宪派绅商立即写文章、发通电、开会演说，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未经咨政院议决，违背法律程序，痛陈取消商办铁路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强烈要求清政府“俯顺民情”，收回成命，维持商办原案。还恳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并用现金如数退还川路股款。清政府对四川绅商的要求置若罔闻，声称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朝廷必借外债，并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6月13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寄达成都，清政府夺路、夺款、卖路、卖国的原形毕露。

　　6月17日，由立宪派绅商发起，由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召开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声势波及全川。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清廷开始大肆逮捕运动领导人，并不断杀害革命群众。然后，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血案发生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保路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

　　清政府获知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全国各地相继爆发革命，到1912年2月，仅四个月的时间，清帝便宣布退位，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2000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辛亥革命在四川可谓是轰轰烈烈。四川的辛亥革命经历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到保路运动群众风潮，再到武装起义推倒清王朝在四川的政权，这样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

　　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过程中，四川籍的邹容、陈天华、吴玉章等革命前辈发挥了积极作用，同盟会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同盟会还在领导和宣传等方面开展了很多实际工作；在保路运动群众风潮过程中，“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保路同志会”、“四川同盟会”、“保路同志军”等有着上下交叉和重叠关系的组织机构，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与领导作用。在推倒清王朝在四川的政权过程中，“重庆同盟会”和“同盟会四川支部”及其领导的有着进步思想的新军将领，直接高举着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建立具有立宪思想的四川军政府的旗帜。

　　整个四川辛亥革命的历程受到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直接领导，但在不同时期，又体现出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有着名称不尽相同的领导机构，但在实际上，却扎扎实实地进行着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四川历史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

　　革命打倒了皇帝，取得了胜利的革命党则开始论功行赏。卢作孚身为革命党且颇有才气，年纪又轻，在革命中不畏艰险，积极奔走，他的作为自然被革命党所认可。据说，当时18岁的卢作孚被任命为川东奉节的“夔关监督”，年俸4万两银。

　　在旧官场中，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肥缺。奉节又名夔府，位于长江上游三峡入口处，为出入川的咽喉要道，过往船只都要向这里的税关缴纳税金。夔关监督不仅俸禄高，而且“灰色收入”也是丰厚无比。但卢作孚与辛亥时期很多道德高洁的革命者一样，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谢绝了这一任命。他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分肥”，而是为了救国。

　　与卢作孚不同的是，当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时，许多封建官僚却摇身一变，化身革命党，不仅免遭革命，还保住了自己的官位。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袁世凯。

　　辛亥革命爆发前，袁世凯被清廷革职，赋闲在家。武昌起义爆发，清军前往镇压，然而，革命军士气高涨，越战越勇，清军指挥不当，无力招架。不得已之下，清廷只能请袁世凯再度出山。重新掌权后的袁世凯带兵镇压武昌起义。此时，各地的革命形势日渐高涨，清廷被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之事，袁世凯清楚清廷时日不多，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只能顺应革命。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结束封建帝制的功臣。他因为逼清帝退位有功，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位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的成功转型不得不说是极有代表性的，在当时，对于众多封建官僚而言，不论是革命党当政，还是皇帝掌权，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就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换个统治者而已。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一大批封建官僚自诩为革命党，革命后论功行赏，继续以官老爷的威风横行霸道。

　　这样的革命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很快，卢作孚这些真正的革命党就遭到了杀戮，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官僚容不得这些革命党继续宣传革命，各地再次掌权的封建官僚开始大肆捕杀曾经的革命党人。

　　革命失败

　　辛亥革命之后，卢作孚继续留在成都，主要是给一所补习学校当老师。但是，亲身参与革命的卢作孚明白，革命根本就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还有很多东西必须继续。在成都期间，他一边教学，一边继续给成都当地的各大报刊投稿，主要阐述关于革命的方方面面，阐述民族和民主思想，唤起民众的民族和民主意识。

　　目睹了革命中的暴力与血腥后，卢作孚深感革命的代价太过高昂，并且，这样的革命收效甚微。他开始思考，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呢？然而，不等他继续思考，反革命的屠刀再一次挥起。

　　袁世凯窃国以后，开始以民国的名义清算各地的革命党。被反革命势力杀害的最重要的革命派人物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1881—1913），6岁进入私塾读书，17岁升入湖南桃源漳江书院。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此后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之路。是年8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挚友。不久，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随后，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开展联络工作。1904年2月，宣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为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或派人来往于上海、长江中下游各地，促进革命势力的发展。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准备按照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就在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宋教仁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凶手开枪后逃逸。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2岁。

　　1913年，四川督军胡文澜也开始在全川搜捕和屠杀革命党人，一时间四川各地的革命党人人自危，纷纷避祸。卢作孚在补习学校的同事们为他担心，都劝他速离成都避祸。卢作孚镇静自若，一面坚持教学，一面密切注视事态发展。一天，成都街头的士兵人数骤增，街面上杀气腾腾，师生们大惊，纷纷跑来劝卢作孚赶快离开。卢作孚这才迅速撤离学校，躲避了起来。果然，从这天起，成都开始了全城大搜捕。卢作孚知道来者不善，只得潜出成都，打算返回家乡合川暂避。

　　卢作孚逃出成都以后，就直奔合川。这天，卢作孚来到大足县的龙水镇。他沿途走来不时看到路途上设置的关卡，凡是过往行人都要接受盘查，一旦有革命党嫌疑，当即逮捕，如有反抗格杀勿论。一路上卢作孚巧妙应对，总算在天黑前赶到了镇上。

　　当晚，卢作孚找到了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客栈住了下来。客栈的房间并不是单人单间，而是要和旁人同住一间，一间房两张小床，两个素不相识的路人就这样住下了。

　　由于当时风声正紧，陌生人之间往往少有言语，两人虽然同舍而眠，却也只是简单的客气几句，就睡下了。然而卢作孚尚未睡熟，就听到门外一阵的喧闹，紧接着他的房门被强行砸开，一帮持枪荷弹的官兵冲进屋内，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屋里毫不知情的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