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九死一生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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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来，任正非当初犯的错误，实则是一个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错误。当时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经成熟，模拟交换技术即将处于过时的边缘。华为公司根据当时本身的技术能力，决定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不管开发成功与否，JK1000注定是一款很快会被淘汰的产品。

　　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对于普通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这两种技术，其实是一种递进又相互依存的关系。电路传输领域的模拟数据，一般采用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是用一系列连续变化的电磁波（如无线电与电视广播中的电磁波）或电压信号，直接把要传递的信息通过电流或电波传递出去。而数字技术则采用数字信号(Digital Signal)，是用一系列断续变化的电压脉冲传递信号，信号在被传递前会被进行特殊编码，然后把这些编码用电流或电波传递出去。后者的抗失真能力远远强于模拟信号。

　　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常见的大哥大，用的就是模拟电子技术，因为信号不稳定，接听音质不好，还容易掉线。现在的手机应用的则是数字信号，音质清晰，信号稳定。再比如，我们以前家庭用的有线电视，就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不稳定，受杂波影响比较大，易偏色，图像闪动，有雪花闪动等。数字电视用的就是数字信号，从技术上，已完全克服了上述三个问题，而且画面清晰，音质优美。

　　就像磁带一定会被mp3、mp4取代，录像带一定会被光盘代替一样。数字技术也一定会取代模拟技术。当时的华为人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却错误地认为，取代的时间点还没有到来，再说JK1000也是一种起步产品，等这种产品卖得差不多了，华为再研制数字技术通信，也一点都不晚。

　　当时的华为员工中意识到数字技术时代马上就要到来的人，还真有一个，这个人就是曹贻安，他本是一名工人，当时虽然人微言轻，可是他凭着对华为的热爱，还是一个劲地找到任正非，并向他进言。

　　任正非也被曹贻安的一片赤诚打动了，他当即对研发部门作出了指示：华为的技术人员在研制模拟交换机的时候，对于数字交换机的开发也不能放松，两条腿走路，这才能走得快、走得稳。

　　后来，曹贻安因为建言有功，华为公司在正式研发数字交换机后，便被升职为开发部的副总工，可是再后来因为技术能力有限的原因，毛生江就代替了他。但一个工人敢对任正非一遍遍地荐言献策，而任正非则会从善如流，足见华为当时的民主作风确实是很浓厚。任正非能从一个工人的担忧中意识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这份眼力确实非同凡响。华为即使暂时失败，但最后还能突出重围，可见民主之风确实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有句古话，叫头阵胜，阵阵胜，华为开发局用交换机，自然不允许失败。华为公司不仅投入了巨额的开发资金，还动用了最精锐的开发力量。可是漫长的研发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超级“烧钱”的研发让华为账上的钱又用光了。

　　研发是什么？研发就是一个无底洞，不仅购买昂贵的实验设备需要钱，研制人员画完电路图后，还得立刻到香港去制作价格不菲的电路板。虽然看不到成果，但全体研发人员的工资还得开，毕竟大家都得生活下去……钱，华为缺钱。90年代，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向华为这样的民企，根本就不可能从银行申请到贷款。

　　“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这是维克多费兰克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中，解释了负责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性。

　　任正非有两只手，如果左手主抓着厂里研发、生产和销售，而右手干的就是在社会上找钱。只有找到钱，华为公司的资金链才不会断裂，华为人才能活下去。

　　老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华为研究局用交换机的计划一定会搁浅、触礁，最后导致整个华为公司跟着沉没。

　　华为公司虽然靠出售小型用户交换机有一些收入，但正所谓“河水进，江水流”，入不抵出。现在任正非该挪的地方挪了，高利贷他也借了，他每月要还高利贷不菲的利息，即使再想借高利贷，那些放高利贷的老板怕华为公司倒闭，也不肯再向任正非放款了。

　　正在任正非愁得直抓头发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了过来：孙亚芳竟带着200万的资金加盟华为来了。

　　孙亚芳也在部队工作过，她转业从政后，在北京一家机关工作，现在的职务是一个处级干部。当年任正非到北京办理证件，巧遇了孙亚芳。那个时候，任正非虽然衣兜里的钱包瘪瘪的，翻不出几张纸币，但任正非身上透出来的那种军人所独有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质，却深深地吸引了孙亚芳，孙亚芳从任正非的身上早已清楚地看到了华为辉煌的前景。

　　巾帼不让须眉。孙亚芳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她到华为工作之前，在国家机关从事的也是通信工作，她被华为人的奋斗精神以及任正非的工作热情所吸引，她加盟华为后，首先成为华为培训部的经理，后来又到长沙做了办事处主任，其后主管市场，逐步升任为华为主持市场和人力资源的常务副总裁。2011年1月华为改选董事会，孙亚芳留任董事长。

　　孙亚芳带来的200万元“及时雨”一样的资金，有一部分是她的积蓄，更大的一部分则是她贷来的款。200万元资金摆在任正非的面前，也让缺少资金的华为公司一下子解决了不少问题。

　　孙亚芳举止优雅，说话“和风细雨”，口才和风度俱佳。她加入华为公司之后，不久就让华为公司的须眉男子们刮目相看了。

　　任正非为了保证JK1000研发成功，华为的资金都已经投到了研发部门，工人们已经好几个月不开支了。这时，华为公司的账户上进来了一笔款子，面对士气低落的形势，公司的主要领导一起研究，这笔款子究竟是继续投到研发部门还是给工人开支。

　　华为高层研究了半天，任正非也没有做出决定。任正非正在踌躇的时候，孙亚芳站了出来，她帮任正非做了决定——先发放员工的工资再说！

　　华为的员工领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干劲马上上去了，公司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顺利解决了。华为公司建立之初，新招人员的月工资标准是：本科1000元，硕士1500元，博士2000元，特招人员除外。

　　曾任华为公司业务与软件部总工程师的张利华工程师，她在文章中写道：我在学校的工资是400多元。加入华为后，2月份的工资是1500元。到华为的第二个月，我的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那时，令我激动的是每个月工资都会上涨，到年底时，工资已经涨到每月6000元。不过，这些工资并没有拿到手，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半的现金，另一半记在帐上。领工资的时候，也没有工资单，大家在财务部门排队领工资。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工资额，可以拿笔记一下，然后领走一半的工资。

　　当时华为资金紧张，任正非把拖欠员工的另一半工资和奖金转换成华为的股份，用以稳定军心，这就是华为“人人股份制”的由来。

　　后来任正非跟员工们聊天时，说：“我们现在就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拿了老百姓的粮食没钱给，只有留下一张白条，等革命胜利后再偿还。”这些账上的工资后来变成了华为的股份，最后都得到了回报。任正非也实现了他的诺言，员工辞职离开华为，可以取出自己在华为的股份，这种政策最终成就了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

　　孙亚芳为了解决华为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她向任正非建议，可以和电信局一起，成立一个合资公司。

　　JK1000局用交换机一旦研制成功，客户首先是各地的电信公司。前些年，华为的销售部门面对的都是个人用户，没有和电信运营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如果华为能和各地的电信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就等于建立了利益共同体，就能很顺利地达到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的目的。

　　孙亚芳的这个主意非常有创建性，任正非随后就到各地的电信局展开了公关。经过他合纵连横的努力，17个省市的电信局领导最终都同意合资成立一家名叫莫贝克的公司。

　　莫贝克公司由17家电信局共出资3900万元，华为出资5000万共同组建。华为公司还承诺，公司成立后，将会给17家电信局以33%的回报。当然，华为公司并没有5000万现款，如果任正非有这笔款子，他们也不用成立这家合资公司了。

　　莫贝克公司主要向华为提供配套服务，它的成立，更多的是战略配合上的意义，而非赢利。莫贝克公司完成融资后，任正非手里有了3900万元，有了这笔巨款，任正非悬在喉咙眼的心总算放到了肚子里。

　　任正非曾经如此阐述成立合资公司的政策：合资公司成立后，各地电信局和华为公司从以前的买卖关系，变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以企业经营方式代替了办事处直销方式，并利用排他性，阻止竞争对手进入，以长远市场目标代替了近期目标。

　　从莫贝克公司筹集的这笔巨款，真的帮了任正非的大忙。有了这笔投资，华为的研发好像驶上了快车道。相信出成绩之日必定是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