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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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八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在这次回国之前，她先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天津女师同窗邓颖超去了信。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赵炜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同窗之谊：我所经历的邓大姐与凌叔华的几次交往》一文中说：

　　邓大姐看到凌叔华的来信后，对我说：“我要见见她……（她）在校时在学习上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人长得也很秀气，温文尔雅。后来她成了作家和画家。我们几十年没有来往也没有见过面了。我只知道她在解放前出国了，后来得知她去了英国，算来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至今我还能记起她年轻时的样子，现在也成了老太婆啦，我们都老啦。”然后要我一定别忘了提醒她凌叔华来京的日子……六月十九日，凌叔华在来京的第二天，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的一个小会客室里，与凌叔华见了面。记得当时邓大姐提前了几分钟等候着客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凌叔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过来了，邓大姐等候在门口，凌叔华进来的时候，两个老同学久久地握着手，很长时间没有松开。

　　一九七九年三月，经医生检查凌叔华患了恶性肿瘤，左乳房手术后康复。

　　陈小滢的丈夫秦乃瑞，是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协会主席。他一九五七、五八年来北大留学，一九七二年率一个代表团访华。一九七九年秦乃瑞来北京大学教书，第二年应我国政府之邀，担任全国人大会议文件英文定稿工作顾问，陈小滢为了让儿子思源学中文，她辞去英国广播电台的工作，也来华任教，并让儿子到北京西颐小学读书。

　　一九八一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又与邓颖超见了面。这一次她向邓颖超说出了想回国定居的心愿，并提到凌家在史家胡同的宅子，“文革”时被一家工厂占用了。她说她上次回来到那里看过，也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商过归还事宜，却没有结果。她希望回来有个地方住。

　　凌叔华这次回国，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招待。那次宴请，“凌叔华提出请两位三十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就婉言谢绝了”。

　　凌叔华哪里知道，她的这两位老朋友因一九八○年三月一号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对沈从文一九三三年发表的《记丁玲》一书进行严厉批评后已不再交往，而且成了中国文坛一桩公案。沈从文在给周健强的信中说：“人家已经在《诗刊》上骂过我是‘市侩’、‘胆小鬼’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

　　这就是那次沈从文未出席宴会作陪的原委。

　　不久她给家住天坛南门旁（那时家里无电话）的萧乾写信，约其到新侨饭店会面。萧乾夫妇与凌叔华见面后，还将她接到家里畅叙。

　　在邓颖超的过问下，凌叔华的房子有了结果。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她在给老友萧乾的信中说，“组织上”给她在复兴路上安排了某单元七楼的住房，虽厨房卫生间欠备，但“有煤气供暖，有电梯上下，这在北京是天堂样的房子了！”

　　她说的那套房子，即今天复兴路燕京饭店附近一套二单元的房室。

　　她在信中还告诉萧乾，打算把伦敦的住房部分出售，以备回国生活之用，“因自己年已衰老，不能工作了”，但“作画还可维持标准，所以我想多画些画，以备回国开一画展，得款助老人院，也是一件应作的事”。她还说，这次来北京，她还打算重访昆明，因为她的新作中有一段是以昆明为背景，必须亲眼看看那里的景物。

　　三年后（1984年），萧乾到英国访问，在中国大使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凌叔华与萧乾见了面，并对他说：“我生在北京，我的心也还留在中国。只是因为在伦敦生活相当方便，小滢一家也在英国定居，所以总拿不定主意回不回去。”

　　一九八五年九月，吴文藻去世，凌叔华给冰心去信表示哀悼。信中说：

　　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两年，便已隔世，永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你在这苟酷无情的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再找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我们俩可以瞎聊一番，五六十年前的老话，乃至于目前有趣的见解和闲谈，都没有关系吧！

　　你还记得初回燕京时见了我面，你说实话：“叔华，你知道熟语说的，江阴强盗（吴文藻为江阴人）无锡贼（陈源为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陈西滢在旁听了只好苦笑！现在想起来有如一梦了。

　　写到这里，我真想立刻飞回北京，同你瞎聊一些往事，以解心头悲慽，好在现在已经十月了，还有十几日便可相见。希望我住到复兴路大楼七层后，可以多多相见。我在此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气，过着惨淡的时日！

　　匆匆专问珍重不一。

　　然而，凌叔华却没有回来。

　　五年后她在给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杨义的信中才说出了原委：是一家发了财的马来中国人，央求她出卖住了三十年的老屋，不意买房人野心甚大，买了上面二层，以装修噪音为由又哄骗她卖出留下的房屋。谁知买下房屋后他们封窗起墙，令她不见天日。她不得已把房室全部卖掉，在搬家时又跌伤了腰骨，令她痛苦难忍，三四个月不好，甚至不能独立上街了。

　　这一年，她的腰伤仍不见好转，经检查大夫说是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回国定居的事便暂时拖了下来。

　　凌叔华的绘画、教书和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最初由小说及散文，再由散文及文论，这方面她的成就最大，绘画紧接其后，这是她一生的成就和辉煌。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虽然因年大体衰，疾病缠身，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但她仍然矢志不移，且歌且行，并且用不同的文学品种（有些成为她的经典之作），大有“衰年变法”之势，成为她创作生涯的又一峰巅。

　　一九七○年七月，她从台湾回英后，应林海音之约，在《纯文学》月刊第八卷第一期发表了剧作《下一代》。

　　它的故事发生在伦敦西北住宅区一户南洋侨民的家庭。这个家由舅、甥女、甥男、孙、外孙女组成，他们在西方社会不辞辛苦谋生，但一颗心仍系念着故土（南洋），最后祖、孙两辈人决定回去种稻、养鸭、办孤儿院和学校。

　　这是凌叔华燕大读书时尝试过的一种文体，四十五年后她又以南洋侨民为生活素材，写出了“有钱”也驱赶不走对于故土的乡愁。

　　《敦煌礼赞》是她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又一经典之作，也是各家选本必选篇目。祖国的大好河山、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都使她情有独钟，备感亲切。她在这篇散文里记下了所感所思，以及祖国发展变化：

　　我们现在的敦煌已不是千百年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敦煌了。我到敦煌后，天天在艳丽的桃花、李花、苹果花、海棠花下过，青青的柳色，亦溶化我的离愁，翠绿的水田，使我幻想的江南居然移到沙漠来。同行的研究员告诉我，“三十年前的敦煌，有句俗话‘喝水贵过油，风沙撵人走。’现在经过毛主席的领导，把党河修好了，居然水田、花木瓜果都有了。这里夏天的瓜和水果都格外甜，你下回来，可在夏天来尝一下。”

　　我们也知道敦煌早已闻名世界，在汉武帝时遣使张骞走过，唐时玄奘到印度取经走过，元时马可波罗走过。那是我们在两千年前送丝绸到欧洲去的路，也是他们带回葡萄到中国做酒的路。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丰富的东西，我们也希望二十世纪的学人也会借此机会，使敦煌宝藏重见光明，把已往失落的宝物送回来，这会使得更多世界学者乐意来敦煌参观并研究的。

　　这篇散文，是凌叔华御风而行超越时空的心灵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