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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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雪林说：“这算不上什么噩耗，我与他夫妻间早已名存实亡。他的死是张家托海上作业的船员捎来口信。张宝龄这个人倒极聪明，对朋友也甚忠实，只是与我无缘。他所要求的妻子是三从四德，服待他如王太子一般的女性。据说他在北京患病，一日侄媳为他织一件毛线短衫，线不够，忽见箱中有一条毛线围巾，颜色相同，便想拆用，他连忙挥手阻止，说这是你二婶的东西，我要作留念，线不够可到街上去买。他流着眼泪说，我过去对你二婶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后来不几天就过世了。倒是我读了侄辈们的信，也甚为感伤。唉！一世孽缘，难得临死还说几句忏悔的话。”

　　凌叔华说：“我们都节哀吧，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还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在台北时就听朋友们说，你一直还在研究《楚辞》，我看大可不必，他离我们的时代太远了，研究清楚了又怎么样，留给那些年轻人去做吧。”

　　苏雪林说：“叔华说得对，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一条道走到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然怎惹那么多文墨官司。活到这把年纪，脑子倒是该开开壳了。”

　　在台南，苏雪林陪她浏览了赤崁楼、安平古堡、鹿耳门天后宫等景观，吃了那里的虾仁肉圆、鼎边锉、棺材板、蚵仔煎等招牌风味小吃。之后苏雪林送凌叔华到高雄乘机，途经香港返回英国。

　　陈西滢的骨灰原有放台北的设想，后来她与女儿小滢商量，还是落叶归根好。那年凌叔华在《春日偶成》一诗中说：

　　重重新缘映湖光，

　　幽径行行草木香。

　　便从江南山水看，

　　梦回依旧是他乡。

　　许多年后，陈小滢将凌叔华与陈西滢的骨灰，一起归葬于陈西滢故里无锡西郊胡埭乡姚家湾陈氏墓园，了却了她一桩心愿。姚家湾地处太湖之滨，惠山脚下，风光不错，又是鱼米之乡，但对于凌叔华来说仍有“他乡”之感。因为她没有在这里生活过，当年结婚只是到此匆匆一瞥，没有多少情感牵挂。

　　不知长眠在这里的陈西滢作何感想呢？

　　陈西滢的去世，让凌叔华尝到了未亡人的痛苦。

　　有一天，她忽然接到台湾顾一樵先生来信，转告文化大学张其昀先生意见，约她去该大学执教，并言称如将西滢先生的遗书捐赠，文化学院可为他建文库和纪念室。

　　凌叔华当即赞成并去信致谢，请董浩云整理告竣后帮助送达文化学院；但对教书一事，因健康原因，不宜前往执教。

　　关于陈西滢的墓地，她也向顾一樵先生稍加说明，因在台墓地未能即行建设，此事再从长计议。

　　那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凌叔华终于从痛苦中摆脱出来，精神和体力渐渐得到恢复。如今霜冷江河，她孤衾有梦，又想起了家，北京史家胡同的家。家是乡愁的根，家是乡愁的缘，这就是家国情怀。一想起家，天又变得蓝了，水又变得清了。上次回大陆，悠忽间又是十三个年头，尤其是北京，她生于斯，长于斯，那里永远有着她割不断乡思、乡恋、乡情。陈西滢走了，女儿小滢在爱丁堡有她自己的家和工作，不能常陪在她身边。她乡梦难休，如今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从一九七二年春天起，她多次回国观光，回北京，去沪上，访昆明，游敦煌……她风行水行，且歌且行，一路行来甘之如饴，用旅途的劳顿去洗濯心灵的忧伤，用心灵的感悟去点亮生命之光。所到之地，她不忘会旧朋，结新友。她探望陆小曼，面晤沈从文，拜会邓颖超，造访萧乾……有道不完的友谊，说不尽的情怀，她渴望让时光回流，让生命再度起程，去消解路上画不完看不尽的风光。

　　一九七二年，凌叔华国内游历三月之久。到上海的时候，她想看看陆小曼，此前有人告诉她，陆小曼改了吸大烟的毛病，在艺专教学生绘画。但当她此次上海之行提出与小曼晤面时，友人告诉说陆已去世七年。她听了心里一片茫然。

　　后来她才知道，一九五三年上海美术家协会举办了一次画展。展会上陈毅市长去参观，发现了陆小曼的画，当他知道她是徐志摩（陈是徐在北大学生）的夫人时，特别惊讶，随即便向工作人员询问她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得知陆小曼生活有困难时，他告之陆小曼是个人才，要关心她的生活。之后不久，陆小曼成了上海图画院的画师，并成为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生活上才有了着落。

　　陆小曼患有肺气肿病，经常住院，还带病给成都杜甫草堂画了多幅水墨画，不取任何报酬，都上交给国家。一九六五年春天，陆小曼病情加重，感到不久将离人世，便留下遗言：“我希望死后和志摩葬在一起。”四月二日，她与世长辞。徐志摩的好友张奚若（教育部长）向海宁文化局打招呼 ，后来说徐积锴不同意而作罢。不久“文革”开始，陆小曼的骨灰无人接受，只好葬到万人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小曼在台湾的一个侄子为她在苏州东北华侨公墓建造了一座衣冠冢，芳魂总算有了归宿之地。

　　一九七五年春天，凌叔华又回大陆旅游。

　　经有关部门批准，她去了向往已久的甘肃敦煌参观。在到达兰州机场时，由省艺术学院院长常书鸿接机，在一路交谈中，她得知常书鸿也是美术界的同道，一九二七年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师从窦古特学习绘画。一九三六年应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来到重庆，后又去了敦煌。

　　在兰州，由常书鸿和夫人李承仙陪同，凌叔华先后参观了兰州博物馆、大桥公社、兰州毛织厂等处。周代的马踏飞燕、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物美价廉的毛织品，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凌叔华在甘肃与常书鸿夫妇留影

　　第二天她告别常书鸿夫妇，由博物馆女职员陪同，乘火车去酒泉。在酒泉她们参观了夜光杯厂。女职员告诉她，夜光杯是用祁连山老山玉制成，白如羊脂、黄如鹅绒，绿如翡翠、黑如乌漆，其形制简朴典雅，广为中外宾客欢迎。凌叔华看了赞叹不已，买了两只作纪念。

　　去敦煌没有铁路，天刚拂晓，她们便乘长途车出发了。出酒泉小城不久，车便进入大漠。一路尽是起伏沙丘，荒漠中只只球状植物，据说叫骆驼草，是沙漠中的绿化树。

　　天到中午，她们在这里用过午饭，继续上路。车后扬尘像一条硕大的尾巴，拖在身后须臾不肯离开。在红日西下时，她们来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洗漱后共进晚餐，相约明天去看千佛洞。

　　一九六一年国务院把敦煌莫高窟定为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今已花了十多年时间，陆续用水泥修了参观的人行道，并仿大理石雕成栏杆，既美观又照顾到游客安全。

　　凌叔华在这里一连看了三天，拍了许多照片，画了许多素描。之后她又游了鸣沙山、月牙泉、西千佛洞、白马塔、西云观等景点。敦煌比北京季节要晚一个月，正是榆树开花的时候，她们采了许多榆钱，请厨房师傅做了榆钱饼给大家尝鲜。

　　凌叔华结束敦煌之行，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灵魂采光。

　　回到伦敦，她写出了散文《敦煌礼赞》，在香港报刊发表。应香港《大公报》之请，她把自己在大陆两个月的所见所闻，写了《我的回国杂写》，连载三四日。她在给浦薛凤的信中说：“内中后半是叙述西滢辞职后可怜心境及政府无情待遇……此种待遇，当然不止对西滢一人。我听到他的荒唐待遇，不止一二次了，可怜忠心耿耿如西滢者（他是昏倒在地，当法国政府逼他交出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时候，那时巴黎及伦敦报上均有照片登载）。台北方面，见他因病辞职（血压高得惊人）反而不理会。直等他辞职之后，另派一人，官加一级（大使级）薪加一倍，巴黎中国及法国学术界对此皆抱不平！当然‘朝里无人莫做官’，这本是至理名言，不幸西滢不肯相信。”

　　那时凌叔华已经七十五岁，她穿一件外套，不系扣子，脚穿一双平底鞋，看上去步履矫健，能走许多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