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三月,南大举办“大学周”活动。四月二日,南洋大学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共计四百三十七人。这一天,南大的师生、嘉宾和学生家长莅临观礼,咸有百年树人之威。
凌叔华(前排右二)与南洋大学师生合影
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1897—1972)在典礼上致词说:“社会公众人士,有目共见,我们南洋大学初办,能达到这种境地,是值得欣慰的!”
期间,全校师生联吟诵咏,庆贺毕业,诗作后来结集成《云南园吟唱集》。凌叔华经历了南洋大学“黄金时期”的四年,正如徐志摩诗句写得那样:“我轻轻的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拂一拂衣袖,不带走西天一片云彩。”她没有填词,亦没有写诗,与师生们合影后便悄然离去,返回伦敦。
凌叔华知道,一些人根本没有看到南大面临的大势,他们还沿承旧官场那套恶习,争名逐利,早已超出为人师表的操守和道德规范,再言什么国粹,都会把人引入歧途。有鉴于此,走开才是明智之举,这里不是你家江山,风雨终将降临,搞那些小打小闹已毫无意义,早晚都得走人。
她的离开有的说是系里人际关系矛盾,有的说是陈西滢敦促她回英照看陈小滢刚出生的女儿,也许不无道理,但那已无关宏旨了。
实际上,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接二连三的“报告书”,就已露出形势不妙的端倪:先是西澳大学副校长白里斯葛报告书,提出“只有大学的承认问题,没有学位的承认问题”。后是星马政府资深公务员、医生魏雅聆报告书,又提出学生必须学“中英巫三种语文,南大乃星马真正的国民大学”,“向马大看齐”。这两个报告不断冲击南大,新加坡教育部长杨玉麟攻击陈六使是“商人办学”,说“大学是求学和研究的机构,不是做生意的场所”。李光耀下手更是强硬,干脆“褫夺陈六使公民权”,迫使他不得不向理事会辞去主席一职。这与陈六使筹组民主党、支持自由社会党参加新加坡首届大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此南大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凌叔华走后留下的教授一职,由香港作家徐讠于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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