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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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昌英这时才发觉陈西滢和她开玩笑，便也说：“你的文学院离这里也太远了，坐交通车都不方便。”

　　陈西滢说：“把你的家搬到文学院顶上，那时你又要叫嚷不是远近，而是上下太麻烦了，我看你呀，顶好去学仙人的缩地术！”

　　袁昌英说：“到你的文学院听法朗君训导，也是给你捧场啊。”

　　陈西滢便讽刺说：“你到文学院听课，也是为了实现你的作家梦。你没听说过‘舍命吃河豚’那句话吗？作家的味道胜过河豚当不止几十倍，岂不是拿十条命来争取？”

　　凌叔华在屋里听到这两位留英老同学打嘴仗，便跑出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吗，兰子，别理他，女人穿衣服也成了他讽刺的话柄。我看他都成病态了，一句好听的话也不会说。”

　　院子里响起袁昌英的笑声。

　　这期间，凌叔华夫妇和袁昌英夫妇常在院子里品茗聊天，谈谈往事，叙叙友情，凌叔华初到武昌时孤独和苦闷，便慢慢消解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山上不时飘来阵阵槐花的香味，凌叔华打着扇子说：“兰子，那一年奉军占领北京，你到法国去了，北京乱成一锅粥，到处抓人杀人，《京报》的邵飘萍也被抓去砍了头。《现代评论》也常被检查，朋友们的稿子都寄到我那里，为了保护好稿件，还得夹上一封假情书。”

　　“那你不成了大众情人了吗？”袁昌英说。

　　“是啊，为了刊物生存，只好这样。蔡校长、胡博士待在上海不回来，北大的许多教授也都纷纷南下。我和西滢结婚后，只好先去日本待一年，看看形势再说。”

　　袁昌英说：“我很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父亲也在那里。一九二八年回来后，情况仍未好转，国民政府又要北伐，只好到上海找胡先生。”

　　凌叔华说：“西滢在日本就给王世杰校长写信，说武大要扩建，需要人，上海那地方我又不喜欢，所以就来了来武大。”

　　袁昌英说：“那可苦了你，打小在北京长大，到南方来一时怕不习惯。”

　　凌叔华说：“咱们这拨人聚到一起，慢慢也就适应了。”

　　陈西滢插话说：“用北方话说，那可是鲇鱼吃黄连，苦了大嘴了。”

　　袁昌英说：“你挖苦我们没什么，你可要善待这个小妹妹啊！”

　　隔着夜幕，凌叔华感到，陈西滢还是佩服袁昌英的，遇事比他达观。

　　生活有时会给人苦闷和烦恼，但也会给人以喜悦和收获。而苦难，总是给予那些敢于面对的人，然后在这之间，为他们打开另一道门扉，展开另一番风景。凌叔华没有把这段时间留下空白，她在等待中惊醒，在等待中超越，便是她面对苦难的一种深刻体会。

　　一九三○年四月，继《花之寺》之后，她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集《女人》。这便是文学与生活给予她的双重回报。

　　这部小说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凌叔华近年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小刘》、《李先生》、《杨妈》、《病》、《送车》、《疯了的诗人》、《他俩的一日》和《女人》等八篇。这部作品集仍以凌叔华熟悉的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在题材和主题上，比《花之寺》都有了新的拓展。

　　沈从文在谈到凌叔华小说特色时说，她“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的也是诚恳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远离了”。“在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它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

　　甫来武汉大学的凌叔华，终于走出最初的寂寞和苦闷，她被生活中的人和事激励了创作热情，逐渐开阔了自己的视野，笔下的人物性格也变得多样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