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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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澄澄的太阳还未褪尽秋天的暑热，陈西滢和凌淑华从日本回京立足未稳，便急匆匆由上海转水路南下武汉，到新创建的武汉大学报到。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民国二年(1913)改建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十年后又改名武昌师范大学。民国十五年(1926)又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另有国立北京中俄大学和上海大学部分师生并入。校址分设三处，称中山大学一院、二院和三院。校部设在武昌城内紫阳湖畔东厂口的一院，学生近2000人。民国十七年(1928)，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

　　陈西滢、凌淑华因为没有租好房子，先到老同学皮宗石家暂住，以后搬到武昌昙华林街一所教会人士的院落里租住。院落虽不大，但院中有一株高大的杨树，绿荫匝地，让人感到十分清幽。

　　昙华林位于武汉老城的东北角，地处螃蟹岬(山)以南，花园山、凤凰山以北，街道呈现出“一路两街环绕周边，老街里巷居中贯通”的格局。自近代汉口开埠以来，美、英、瑞、意教会组织在这里建教堂、办学校，有武汉的“租界”之称。各类学校二十多所，最有名气的当属文化书院。围绕着昙华林西至得胜桥，东至云架桥，北至中山路，南至粮道街，东西长一千二百米，南北宽八百米，总面积一平方公里。代表性建筑有北伐的得胜桥、马道门、太平试馆、崇真堂、育婴堂、鼓架坡半园、三义村、涵三宫、云架桥、“孟宗哭竹”的孝子巷、六通寺、城隍庙、供奉刘关张的灵瑞道院、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旧址、石瑛故居、钱基博(钱钟书之父)故居朴园、刘公馆、伍修权的家等，这些地点不仅见证着历史的沧桑，还承载着文化、经济、民俗和宗教的故事。

　　胡适来武汉讲学与武大教授（珞珈三杰）合影

　　昙华林地名始载光绪九年(1883)《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昙华林”一说是指此地多小型庭院，且善植昙花；一说是印度梵文的译音。郭沫若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这一街名可能与佛教有关，可惜未再作进一步考证。

　　十月，陈西滢安排好住处，即到原中山大学主楼上课。凌淑华因无留洋背景，只得在家做全职太太。

　　武大的首任校长（开始由刘树杞代理）王世杰，字雪艇，一八九一年生于湖北崇阳。他四岁入私塾，十二岁到武昌南路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二十岁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一九一一年十月辍学南归，参加了武昌起义，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二次革命失败后到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又入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法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被中国留学生选为代表，向中国代表团力陈拒绝签字。一九二○年冬，应北京大学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大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是《现代评论》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汉口后，他离开北大，转赴南京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又任武汉大学校长。

　　一九二九年五月，王世杰上任后，教学之外考虑最多的是选址建校的问题。八月，他请来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农林学家叶雅各等人来考察，最后择定武昌城东靠近东湖的逻迦山(俗称罗家山)作为校园新址。然而，这是一片丘岭丛葬之地。几千年来，城内城外的百姓死了就埋葬于此。凌叔华刚来的时候，这里荒冢累累，一望无际。因在这里建校，那些荒冢必须迁走，校方费了无数口舌和大笔资金，又加上政府的压力，那些死者家属才算答应了。然而，那些死者后裔并不去认领，每天掘出无数骨骸，皑皑然堆放在那里，最后还是学校为他们建了三座灵塔，才将其安置。

　　选址、迁葬问题解决了，大家还觉得地名也不吉利，王世杰请大家起名字，最后采纳了诗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建议，用同音不同字的办法取名珞珈山，亦含坚硬玉饰之意，既保留了原来人们的称谓，又诗意盎然，同时还象征武大是“两湖”最高最美的学府。

　　武汉大学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凯尔斯设计，他到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参照中国传统“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建筑理念，以逻迦山为中心，利用山与谷布置学区，使得建筑与自然有机形成一体，堪称美轮美奂。中央是图书馆，两翼是文学院和法学院，站图书馆平台上，武大全貌尽收眼底。

　　学校占地三千多亩，建筑面积近八万平米，主要建筑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和体育馆、图书馆、饭厅、学生宿舍、俱乐部、教室住宅、实验室、大门牌坊以及水塔等建筑组成。

　　招标以后，由武汉著名的汉协盛和永茂等营造厂以及上海六合公司分别承建各项工程。从一九二九年三月动土，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完成大部分建筑，最先完成的是文学院、理学院、“老斋舍”（学生宿舍）和“十八栋”（教授小洋楼），工学院（1934）、法学院（1935）最后建成。王世杰见到漂亮的“十八栋”说，没有舒适的住所，难得名牌教授。武大首批教授王世杰（首任校长）、王星拱（二任校长）、周鲠生（三任校长）、杨瑞六、陈源、皮宗石、袁昌英、任凯南、李剑农、邵逸周、石瑛等，全是由英国学成归来，他们云集于珞珈山下，为武汉大学奠定了学风和学术基础。建校期间，王世杰带领学生从东厂口步行到逻迦山造林，半年之内，植树五十万株。

　　建新校是一个巨大工程，无疑给广大师生点燃新的梦想，困难和期待成为这群追梦人的又一考验，需要时间一步步将矛盾消解。

　　校园建设的路线图令陈西滢心里升起希望之火，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其教学工作。可是在这里住久了的凌叔华觉得并不怎么好。比起古都北京和风光秀丽的日本相去甚远，加之这个冬天落雨不断，居室阴冷，成了她一块心结。过年后不久，这里又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任命朱培元、刘峙、韩复榘为一、二、三路总指挥，派兵进攻武汉，后来桂系败退，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南逃广西。一段时间，这里人心惶惶，混乱一片。

　　在寂寞、不满和无聊的时候，凌叔华便用创作来打发日子。她给在上海的胡适写信，同时还寄去她新创作的小说《小哥儿俩》，请他转《新月》杂志，信中还说：

　　此间比北京自然说不上，一冬总是落雨，春来正庆幸可以享享阳光与自然界的美，又被什么战事闹得鸡犬不宁。最可惜的是武汉大学预计今秋可落成的依山临湖的新校址，又成云烟了。一天枪弹的钱，销去三两所大学的希望，这是想不到会这样快的！

　　志摩为梁任公跑了两次北京，听北京朋友说，他说话的态度很有些像三四年前的人了。小曼据说依然虚弱的很，她亦可怜，精神也振作不起来吧。

　　我们夏天还回北方，此间大约热得不堪，现在仲春已行路时出汗了。你们夏天不离上海吗？

　　四月二十一日接到胡适的回信后，五月十一日她又写信给胡适：

　　四月廿一的信收到，甚感朋友的勉励。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到了春天，院子热闹，屋内稍清静，所以赶紧趁时写些东西。最近写了两篇，并寄上其一《杨妈》。不知你还记得四年前大家在府上吃饭，高一涵先生说故事，你代为悬赏征文的事不？当日我倒是认真想写，但又写不出来，后是大家都没有下笔，我也懒下去了。现在居然大家已经忘掉了时，我写了。如仍有赏，只好赏我一个人吧！(自然，及格与否，无比较也不能定)。这里面的女仆，是拿我用过的一个作模子，太太是我想像的好太太(听说高太太素有贤名)，高先生我知道不多，不妥地方大约也不会有多少吧。这篇阅后，还望便中赐以指正。如果《新月》要用，就请你叫他们先抄一份下来，因我这一篇在六月中就得拿去印书的。如果你觉得可以注明这事实，就请注数语(最好只及事实的)，我倒不是想因注而传流不朽，不过想着留一点纪念，叫读此篇的朋友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还未忘这件事吧了。

　　这一年，凌叔华先后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小刘》、《小哥儿俩》、《送车》、《杨妈》、《搬家》、《女人》等作品。暑假从北京回来后，凌叔华又给胡适写信：

　　我们这里真是孤陋得很，朋友们也不会想到给这一个畸角的人们写封信的。我仍然度我看家生活，武昌是个具有中国城市各种劣点的地方，所以除了蹲在家里，哪里也别想去。房子又小院子又狭，阳光也不能看到一片！这种无聊生活怎好呢？写东西，总说那几个人，叫人都厌了，不说还不如不写好。

　　……

　　可怜活活的一个人，整天关在三四丈的几间小房里，除了吃睡之外，看书看得眼也黑了！

　　陈西滢致胡适的信中，也谈及了叔华的情绪：“叔华在这里，却实在是活埋。她时时闷得要哭，我也没有法子劝慰，也许有一天她连哭都不想哭了，那我们在别人看来是完了，在自己也许倒好了。”

　　昙华林居住时期的凌叔华，她不停到崇真堂附近的邮局发信、寄稿件，在这条一千二百米的东西长街上不知走了多少趟。如果脚印是时间滤光器的话，这条街上一定会留下她很有质感的脚步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