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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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摹的刊头画

　　十月八日，《京报副刊》发表了重余(陈学昭笔名)一篇题为《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对凌叔华所绘的这幅画像提出指责，说这是一幅公然剽窃他人的作品。论者言之凿凿，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不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又一篇小说《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又一署名陈牧的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零零碎碎》一文称，“最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即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吗？”

　　接连两次受到指责，对于刚刚走上文坛的凌叔华来说，无疑是两记闷棍，这种羞辱实在让她难以忍受。

　　第一，所谓剽窃毕亚兹莱本来就是一场误会，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之后，要改变这个副刊的单调刻板，要重新设计刊头，找来找去，找了几个人所设计的画稿都不满意，于是便去找擅长绘画的凌叔华。在凌叔华家里，他们找出一本画册共同翻阅，结果选中了一幅半裸女郎招手的插图，因为时间太紧，徐志摩要把这张画页撕下来带走，凌叔华舍不得毁了画册，徐志摩便让她马上描下来，晚上就交去付印。在刊出这幅作品的《晨报副刊》上，除了徐志摩的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的文章，谈了他办《晨报副刊》的态度和方略，还有凌叔华的一篇小说《中秋晚》和梁启超的三首词。没想到，因为徐志摩的一个技术性疏忽，让凌叔华蒙受了不白之冤。出刊的当天晚上，在一个朋友聚会上，大家谈起新出的副刊，徐祖正、邓以蛰说，这幅画是毕亚兹莱的，责怪徐志摩没有写明白，凌叔华更是着急，说又该人家骂了。徐志摩说不忙，他正想作一篇长文，说明为什么想用那幅刊头画，正在找一本卡图勒斯的集子，他记得毕亚兹莱的画是为图解卡图勒斯一首诗而作的，那首诗的内容他不知道，所以得看了书再写，问过几个朋友，都说找不到这本书。

　　重余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不仅深深伤害了凌叔华，也让徐志摩非常难堪。文章先说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学者专家随处皆是，真所谓要一百只焦黄狗不易得，艺术家文学家碰脚走的！这些艺术家与文学家既然是“超狗者”的了，终于没有一点声息，而被我等得不耐烦了。文章末尾指出这幅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按：毕亚兹莱又一译名)的：

　　琵亚词侣是英国人，他现在已变为臭腐，已变为泥土。总之是不会亲自出马说话的了！但这样的大胆是要当的吗？万一有彼邦的人士生着如我的性格一样者，一入目对于这个“似曾相识”起了追究，若竟作大问题似的思索起来，岂不使我觉得难受！

　　可是仔细想想我又何必着急替人家难受？反正人家有这样的本领做这样的事，呀哟！真——算了罢！！！

　　徐志摩当天便写信给《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说明事情的经过：“幸亏我不是存心做贼，一点也不心虚，赶快来声明吧。第一我先得把重余先生这份骂完全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再说，绝对没有旁人的份。”“并且有便时转致重余先生以后多多教正，同时我得对替我摹制图案人深深的道歉，因为我自己不小心连累了她也招人错怪了。”

　　他要孙伏园将此信刊出，为凌叔华辩诬。

　　孙伏园于是在十月九日刊出了此信。

　　第二，所谓抄袭契诃夫小说，凌叔华也是冤枉的。新文学运动初期。借鉴和模仿国外作品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经阶段，不能认为有某些“相似”，就简单地视之为“抄袭”。《花之寺》是否是“抄袭”作品，文学界已有定评。即使在当时，徐志摩、吴宓、阿英等名家均有中肯的评价。

　　鲁迅（1881—1936）

　　陈西滢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他中等身材，面色苍黄，有久坐不起的习惯。一坐上椅子，他百事可为，可以阅读，可以讲课，甚至还可以打上一架。他的相貌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过脸能叫人过目不忘，还有点凶相，同事中宁愿看他紧紧绷的脸也不愿看见他笑。那笑是那种阴险的微笑，把目标引进虎穴，在玩弄够了的时候，发出一阵冷笑或者大笑，然后再把它一口吞下。他的一双大眼独具魔力，清澈、漂亮、端正地镶在见棱见角的脸上。头发从顶部中间分开，锐利的目光可以看透一切人和事，

　　洞察、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陈西滢最开心的时候是他与书默默相伴的时候，兴趣之广，藏书量之大，但少有善本，大多是二手货。他博览群书并不表明他兴趣广泛，更不证明他心胸宽阔。这是北大同事温源宁写他的游戏文字。

　　便是在这个时候，陈西滢失去了往日的绅士风度，他为恋人的无端受辱感到愤懑，他认为攻击文章系鲁迅所作(近年有研究者认为确与他有关)，便采取了一个报复手段，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抄袭作品，文章整节抄录了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字概论讲话》一书，而且措词十分刻薄：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西滢并不曾研究中国文史，而顾颉刚是这方面的专家。抄袭一事原说张凤举所为，近年有资料表明是顾颉刚所说。

　　鲁迅对此进行了反击，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在《不是信》一文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写作过程的甘苦，有力地证明了诬称《中国小说史略》为“剽窃”与“抄袭”有多么荒唐，愤怒地斥责说：“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可怜教授的心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遇见的‘粪车’，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如吐的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吧。”

　　这个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事件，其影响却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三六年，胡适在给苏雪林的信中，还谈到此事：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陈西滢)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近年有资料说是顾颉刚所说)，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在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迫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这一事件，实际上也成为了后来发生的“闲话”事件的先声。

　　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期上，发表了陈西滢一篇写法郎士的“闲话”，这篇文章得到了徐志摩的青睐。这也是他自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起为之撰稿，持续了很常时间的一个专栏，在十三日的《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大加赞扬陈西滢的文章：

　　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学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义，任凭当前有多少引诱，多少压迫，多少威吓，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惟一的标准是理性，惟一的动机是怜悯……他的前途是不易有危险的，只要他精力够，他一定可以走得很远——至少可以走到我们从现在住脚处望不到的地方，我信。

　　周作人立即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对徐志摩的文章予以驳斥，矛头实则指向陈西滢：

　　现在中国男子最缺乏的实在是那种中古式的对于女性的忠贞……忠贞于一个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对于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种犬儒的态度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蹋在里头。我知道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由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是学者绅士罢了。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也觉得多讲他们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怡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句粗野的话，即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说他是一个人。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周作人一改过去温文尔雅的常态，在文章里写了这样一些恶话、狠话，没有描绘出陈西滢面目，却画出了自己一幅恶人丑态。他的火气这么大，并不是为了什么女师大事件（那时女师大事件已过去半年），而是他提携过的学生凌叔华“背叛”了他，成了陈西滢的恋人，且在背后说了他“闲话”，所以他要给她一个惩罚。文章中所谓“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说是陈西滢说的，因为张凤举曾经告诉过周作人。此文发表后，陈西滢即致信周作人：

　　先生今天在晨报骂我的文章里，又说起“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因此，我虽然配不上称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余的读者一样，有些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虽然我又拿不着把柄。先生们的文章里常有“放冷箭”、“卑劣”……一类的口头禅，大约在这种地方总可以应用了吧？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可是一个被骂的人总情愿知道人家骂他是什么。所以，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回我两句话：(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个人里面？(二)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了谁扬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