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烟王”的没落
投机倒把的年代
在褚时健内外一片风光的同时,荣誉的另一面,忽然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1983年,云南省的一些地方媒体,第一次点评批评了褚时健,让他经历了在鲜花和掌声之外的另一种感受。当时,对褚时健展开批评的是《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此外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媒体——云南电视台,他们给褚时健的罪名是——参与投机倒把。
褚时健到底干了什么呢?据说,他给他表弟批了40件香烟,结果在销售的时候被当场抓获,最后定性为投机倒把。
如果放在今天,这种所谓的投机倒把已经不算是一种罪名了,可在当时来看,足够引起媒体的关注。所谓的投机倒把,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有产物。通常,是一些手中握有某方面大权的人,通过计划或者走后门的方式弄到了一些平价甚至是低价的走俏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通过赚取差额来盈利的一种手段。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彩电、冰箱等大件,都因为货源稀少而成为投机倒把的“重灾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改革开放时代,但是在经济体制上不可能一夜之间扭转过来,所以也在进行着一些摸索和试探,尤其是在商品短缺和价格双轨等因素的影响下,“倒爷”这个职业迅速走红,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冰箱彩电,无一不包,无一不沾。
8一代“烟王”的没落
每一处都是人生巅峰·褚时健
虽然倒爷吃香,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职业可是不被国家允许的,如果涉及的物资比较重要、金额又比较重大的话,这个罪名即使判处死刑也是可能的。
据说在1984年,温州开了建国以来首个民间钱庄,没想到刚把牌子挂上去,就被当地的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摘掉了牌子。从那之后,民间借贷行为转入到地下,仅在温州一带就有30多万人卷入到民间借贷活动中,这些借贷中介被称为“抬会”。然而由于无法可依,很快就有8万多个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总计涉及金额达到了12亿元。由于缺乏管理和行业规矩不透明,民间借贷很快引发出各种高利贷事件。
在建国初期,中国的产品通常都有两个价格,一个是计划内的统配价,一个是计划外的公开价格,而企业本身也可以超计划自销产品,并按照市场价进行出售,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度。由于市场价比统配价至少高出一倍,所以一大批倒爷才有了市场。在1983年的时候,北京和深圳出现了第一批倒爷,他们要么有着政策资源,要么有着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所以他们通过层层转手的方式倒卖了不少紧俏品。
著名的商界大佬王石和柳传志,都曾经倒卖过货品。
1983年,深圳来了一个33岁的年轻人,他也渴望着像其他人那样,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闯出一番名堂来。他的名字叫王石。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王石在深圳转悠了一些日子,并没有发现什么赚钱的买卖,心情有些小失落。忽然有一天,王石在蛇口看到好几个大型的玉米储藏仓,他很纳闷像深圳这样一个大都市要这么大的粮仓干什么,就问别人是怎么回事。
别人告诉王石,这个玉米储藏仓是给香港准备的,因为香港本土出产不了玉米,所以玉米是紧俏货,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王石听了之后顿时眼前一亮:这简直就是一个绝好的发财机会啊!
很快,王石跟一个名叫正大康地的公司签了合同,赚了40万元,淘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紧接着,王石拿着这笔钱创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为了日后鼎鼎大名的万科的前身。王石的成功案例,其实就是一个连接东北谷物公司和香港的“中介生意”,依靠的是发现商机和制造商机的能力,成为了那个时代成功倒爷的典型案例。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中关村,繁荣的景象之下免不了有些人想借此发一笔,其中有一个名叫柳传志的人,当时已经步入不惑之年。那时,柳传志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机技术发展公司,也就是联想集团的前身。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由于资金紧张,柳传志又找不到什么业务,为了养活公司里的十几个人,他只好干起了摆摊卖电子表和旱冰鞋的小买卖,后来为了多赚点钱,柳传志又倒卖过运动裤和电冰箱。
当时,最紧俏的货莫过于电冰箱和彩电了。柳传志也在极力联络着大家电方面的资源,希望能赚笔大钱。后来,他听说一个江西人手中有彩电,只要买过来一台,转手就能赚上千元,于是他赶紧给江西人汇款,不想那人是个骗子,让柳传志白白损失了14万元。柳传志的上当,也是20世纪80年代流通领域司空见惯的例子。
1986年,根据统计,中国有36万多家公司,其中有25万家属于流通领域。别看这些皮包公司规模不大,但是获利却不小,其中有不少人赚了一笔钱。难怪当时人们盛传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由于倒爷越来越多,倒卖活动越来越频繁,所以国家着手整顿这种现象。1981年,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和国有企业争夺宝贵的资源和原料,国务院连着发布了打击投机倒把的文件。也正是在这一年,温州柳市镇的8个个体户因为投机倒把被通缉,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八大王事件”。截止到1981年,共计有3万多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刑。
2008年,国家宣布取消《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这个中国独特的罪名从此消失。然而,在这个罪名未被取消的那个时代,有人因此发家致富,有人因此倾家荡产,而褚时健就是被卷入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不徇私情
褚时健犯下的投机倒把罪,也跟他的香烟走俏有着必然的联系。
由于褚时健掌管着批烟大权,所以很多人都希望他大手一挥,拿到廉价的香烟,然后再送到市场上出售,这样赚取差价很快就能发上一笔。所以,找褚时健的人越来越多,不过,他们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因为褚时健都严词拒绝了他们:“你们自己要抽烟,可以给你两条,但是想从我这里批烟,以后就不要来了!”
褚时健的反应是理智的,如果对这些人心慈手软开了先例,那么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找他,他也别想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可虽然他放出了狠话,但是市场上还是出现了倒卖红塔山的事情,不少人会靠近那些看起来比较有钱的人,问他们要不要红塔山,这些人的能量通常很大,开口就说自己能搞来一万件。当然,有些倒爷本身是骗子,但更多的人手里的确有货,发了大财。
在这些倒卖烟的人群中,有一个叫林政志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倒爷,怎么就成了一个能影响到褚时健个人前途,甚至是命运的人呢?这其中有着必然也有着偶然。因为即使没有林政志,也会有其他人钻进这个空子里,毕竟这其中的金钱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在20世纪90年代,林政志是一个水泥厂的瓦工,也是一个贪图安逸却又不想艰苦奋斗的人。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这辈子就待在这个水泥厂,实在埋没了自己这个人才。在每年一次的上级领导到地方视察工作的时候,他总想尽一切办法,只要有机会,就要和市局领导混个“脸熟”。
十多年过去,他依旧是个瓦工,当初和自己一起进厂子的同龄人,不是当了分厂厂长,就是当了科室科长,唯有他一个人,没有改变。后来,在林政志结识了三门峡市一个烟草分公司的工人之后,他找到了赚钱的新路子——倒卖烟。倒卖什么烟?红塔山!
当时的红塔山在烟草市场十分走俏,一条烟的出厂价格是55块钱,而到了市场上却变成了100多块钱,中间的差价都被各个环节中的转手人赚到了荷包里。一箱烟是4件,一件烟是50条,这绝对是一种牟取暴利的买卖。
不过,倒烟必须要有渠道,作为普通瓦工的林政志,是怎么攀上褚时健这棵大树的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总厂的新年联欢会上,他认识了马静芬的妹妹——马静芳。听说马静芳是大名鼎鼎的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的小姨子。他激动得不得了,天赐的机会,怎么可能放过,自己苦苦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算是熬到头了。
马静芳是马静芬家最小的妹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家中有五六个孩子,甚至是十几个孩子,都是很正常的,年纪相差个二三十岁,也很平常。马静芬与马静芳是家中唯有的两个女孩子,所以父母给她们起名字“芬芳”,意思是希望两个女儿如花朵一样美丽,一样芳香。
那一年马静芳23岁,遗传了父母的良好基因,有一张和姐姐一样漂亮的脸蛋。追求马静芳的人,那也是排着长队,摆着龙尾的,有高干子弟,也有家境殷实的少爷,不过马静芳偏偏都不放在眼里。马静芳认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什么时候自己有钱了,才是真的属于自己的。马静芳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一份成功。
说来也巧,有些事情或许是冥冥中注定了的。林政志,这个水泥厂小瓦工的出现,却打开了马静芳的发财之路。林政志对马静芳大献殷勤,马静芳有什么事情,他总是第一个赶过去帮忙。天真的马静芳以为林政志对自己有好感,也就欣然接受了,沉浸在爱情中的马静芳,把自己的弟弟马建华也介绍给了林政志认识,可是她哪里知道,在这个纯情的时代,还有林政志这样用心险恶的人存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林政志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多次和马静芳诉说自己工作上的不顺心,并提出要去马静芳姐夫褚时健的卷烟厂上班,并希望自己可以当个七品芝麻官。
于是,马静芳找到姐夫褚时健,褚时健断然拒绝了,他表示厂子又不是他开的,怎么可能说安排就安排,更何况领导也不是谁都能当上的。
看着姐夫一点面子没给自己,劈头盖脸地给自己一顿训,马静芳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她觉得不就是一个烟厂吗?安排一个人还能这么费劲?于是,马静芳就去姐姐马静芬那里诉苦。不料,换回的结果却是一样的。
计划以失败告终,林政志怎么会甘心呢?自己鞍前马后地帮助马静芳,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出头,不就是为了有个好的前程吗?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还劝说马静芳不要责怪马静芬和褚时健,他们或许真有难处,这反倒让马静芳觉得有点对不住林政志。
善良的马静芳,知道林政志不想一辈子在水泥厂打工,就决定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让林政志去做生意。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林政志,当然欣然地接受马静芳的馈赠了。他知道自己要想快速地发财,在玉溪市,就得靠褚时健的烟厂。
林政志和马建华商量决定开售烟店,并由马静芳和马建华去和姐姐求情,希望褚时健可以便宜供货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