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每一处都是人生巅峰

2

　　褚时健不仅是一个“时机者”，还是一个敢于承担风险的勇士。

　　新设备的引进，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促进了玉溪卷烟厂自身的快速发展。可这仍未满足极具野心的褚时健的大胃口。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随后，玉溪卷烟厂又引进了89台先进卷烟设备，投资共计54769万美元，生产过程完全实现了自动化。3年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上成为了中国年度卷烟业绩冠军。

　　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一向敢闯敢干的褚时健，改弦易辙，取消和烟草公司的合作，直接与种植烟草的农民联系，给予他们更高的收买价钱。这样的方式，既省去了合作费用，也可以亲自监督烟草的种植和生产，还得到了收入增高的烟农们送来的高质量烟草，可谓一举三得。

　　烟厂业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褚时健趁热打铁，在烟厂内实行了“三合一”制度，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所有的大权全部集于褚时健一人身上。

　　取消了对地方烟店的货源，褚时健自己成立直营店，即所谓“小农经济”，自给自足，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一瞬间，其垄断了整个玉溪的烟草行业。

　　从引进新设备的1984年到垄断玉溪烟草行业的1988年，这4年间，玉溪卷烟厂在褚时健的带领下昂首阔步，势不可挡。

　　褚时健在“压力效应”中，强迫自己去努力思考，不断前行，化压力为动力，转思维，追前沿，始终站在时代的肩膀，放眼未来。经营企业的斗士们都晓得，企业稳步发展的成功要素，不是单凭先进的设备，优质的原材料，还要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创新销售的战略对策。

　　对当时的玉溪卷烟厂而言，烟草的供给有烟民，生产有设备，万事俱备，还差什么？——销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设备再先进，烟草再优质，卖不出去，砸在手里，堆压在库房，又有什么用？褚时健想得头都大了。烟是一定要卖出去的，至于怎么卖，还得从长计议。

　　销售产品有一定的技巧，非得“对症下药”不可。褚时健思来想去，制订了三套销售方案：第一，提高卷烟的档次、品质，对烟草进行分类定价；第二，根据地区的形势，针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出售不同的烟草；第三，改变原有的模式，采取管理创新，制度创新，销售创新。

　　同时，褚时健鼓励工厂的每一位员工，学习产品知识，要求大家除了对厂子里生产的香烟熟知外，还要对市面上其他厂子生产的香烟悉心研究。如此才能做到知己知彼，让顾客看到“专业”，让同行看见“专一”。

　　褚时健的要求没错，可这对本来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工人们而言，无疑又是一次挑战。对年纪比较大的工人，褚时健的要求没那么高，只希望他们继续做好分内的事就好。如此，新知识的学习，推销的重担便落在了年轻工人身上。褚时健知道，年轻人的视野相对开阔，发展空间也大，身上的担子重，以后的提升才快。

　　事实的确如褚时健所说，这从玉溪卷烟厂的销售业绩上即能看出来。1988年，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牌卷烟，荣获国家的优质产品银奖，打败了当时销售火爆的昆明烟厂的云烟，贵州烟厂生产的花溪等老字号、大品牌。

　　同时，玉溪卷烟厂的“阿诗玛”、“红梅”两个品牌的香烟荣获“行优”称号。同年7月，在国家宣布开放价格的13种名烟中，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阿诗玛”、“玉溪”、“恭贺新禧”等都名列其中。这对玉溪卷烟厂而言，不仅是打了一个免费的广告，更打响了自己的品牌。

　　直到现在，玉溪卷烟厂的香烟也占据着60%的市场。只不过在1988年，部分香烟只在城市中销售，现在随意走进一个村子，都可以找到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烟草，说其遍布大街小巷一点都不夸张。

　　也是这一年，玉溪卷烟厂被定义为全国大型企业，实现了工商税利1168亿元，这样的业绩，比1984年的299亿元翻了近两倍。

　　厂子效益好，工人的工资也会水涨船高。这时候，褚时健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个小老头，而是大财神、“活菩萨”。没错，褚时健当真以起死回生之术，彻底救活了原本行将就木的玉溪卷烟厂。

　　硬设备，外加软销售，褚时健成功地打造了一条独属玉溪卷烟厂的新路子。当然，他的销售不是软弱，而是软性化，以四两拨千斤之巧力，撬动了庞大的经济市场。至此，相信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上一句：老褚，干得好！

　　留守烟厂

　　1986年，云南省政府决定将玉溪卷烟厂和玉溪烟草公司以及地区烟草专卖局进行合并，实践褚时健提出的“三合一”体制。1987年，玉溪卷烟厂再次拨出285万元扶持烟农，到了1989年又拿出5000多万元继续资助烟农。在投入了重金之后，云南一地的烟草质量有了飞速的提高，甚至可以和美国的烟草相媲美，其上等烟的所占比重也由原来的30%提升到了36%，创造了全国纪录。

　　高质量的原材料，成为了玉溪卷烟厂前进的动力之源，推动了它年产量的持续增长。当时云南省委书记夸奖玉溪卷烟厂是走了一条工农结合、共同发展的新路线。

　　在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之后，“三合一”体制被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褚时健，以他的大胆构想和勇敢的实践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为烟草行业探索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从1987年开始，玉溪八县一市得到了有关财政部门的拨款，开展了山区水浇地烟工程，前后共建造了1067座引水、挖水和蓄水的项目，让30多万亩山地烤烟旱涝保收，而且，当地烟农还享受到了2万吨进口烤烟专用肥的优惠价格。于是，烟农的收入大大提高了，曾经贫困的地区也出现了不少万元户。与此同时，烟厂也被搞得红红火火，当地的基础建设也跟着一起发展，1989年修建了810多公里的公路，架设了17座桥梁。

　　“三合一”体制让褚时健找到了一条提高经济效益的新路，也探索出了适合烟草业发展的途径。伴随着这条道路的逐渐畅通，作为先行者的褚时健也赢得了相应的荣誉。1988年，他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同年还被授予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的称号。1988年5月1日，褚时健带着满身的荣誉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进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当褚时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心潮起伏不断，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充满了壮志豪情，虽然之前受了很多苦，但是他觉得值了。而且，他的梦想并没有就此停止，他还要继续走下去，一个一个实现它们。

　　这一年，褚时健已经年满60岁。然而在众多的获奖者中，他是第一个登上城楼的，当时有人问他打算再干几年，褚时健哈哈一笑说：“人生六十才开始嘛！”

　　1988年，不仅是褚时健的人生辉煌年，也是中国国有企业生存和改革产生了巨大变化的一年。当年，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矛盾持续拉大，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显现出来，导致整个中国的经济秩序处于紊乱的状态。相应地，国家的经济调控能力进一步减弱。种种弊端之下，凸显的是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

　　改革势在必行。

　　1988年2月，一个名叫王建的青年学者，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建议，很快，整个媒体都在竞相报道“大进大出”，随后各个省市马上实行了财政、外贸和外汇的“大包干”，在铁路、石油、石化、煤炭、冶金、有色等行业开展了投入产出总承包的全体行业的大包干。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还大声疾呼加快价格改革进程。

　　在人们还没有真正明白两头在外的真实含义时，媒体就掀起了价格改革闯关的呼声浪潮。到了5月份，中国人民银行第一次发行了50元和100元面值的人民币，结果在物价本来就上涨的情况下，造成了人民币贬值。为了不让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贬值，不少人跑到银行取钱购物。

　　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第九次全体会议，商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的问题。大会上指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行，要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会后，相关部门推出了有关价格和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这些国内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褚时健都看在眼里，不过最让他关心的是，7月28日国家放开了名烟零售价格，当天，红塔山每包售价从13元涨到了39元，第二天又涨到了5元钱。

　　看似平常的红塔山，为何在一夜之间价格就飙升了呢？这还是得归结到褚时健的“三合一”体制。现在，褚时健身兼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烟草专卖局局长的双重身份，他麾下的卷烟厂飞速发展，所以敢于提价，和国际上的名烟“叫板”了。不过，当时的国有企业可并非都像玉溪卷烟厂这么能吸金，有30%是盈利的，有30%是亏损的，还有30%是暗亏的。虽然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进行了10年，但是这10年来依旧处于摸索状态。

　　不过，褚时健却是改革开放中的幸运儿，在1989年国内的10个利税企业中，曾经不被人所知的玉溪卷烟厂居然坐上了第五把交椅，而曾经一度雄踞榜首的上海卷烟厂却掉到了第八。

　　然而1988年似乎是褚时健人生的一个驿站：这一年，按照国家的退休制度，他应该回家颐养天年了。当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劝他不要留恋这个位置，该休息休息了。不过，褚时健却有些舍不得，这倒不是说他贪恋权力，而是他的人生就不可能接受清闲的日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向领导提出了退休的事。然而上级却真心挽留褚时健，因为曾经有人参观过玉溪卷烟厂，最后说了一句值得玩味的话：领导干部不能搞终身制，但是企业家不同。

　　毫无疑问，褚时健的精明强干得到了上级的认同，这样一个让云南引以为傲的利税大户的领导者，怎么能在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就回家待着呢？

　　只可惜褚时健不会知道，他的这一次选择，将影响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不知道是命中注定，还是性格使然，褚时健充沛的精力让他继续留在了烟厂，而他的人生轴线，因为这一次决定跳向了另一个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