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情岁月
正义办案
挥别了战争年代,辞别了血雨腥风,褚时健终于盼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和平时期。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几经战乱洗礼的国家,依旧是一幅百废待兴的残破图景。为了尽快建成一个全新的中国,褚时健投入到了国家的建设工作中。凭借着他优越的个人才能,褚时健在20多岁就当上了区长。1955年,褚时健又出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那一年,他才27岁。
倘若后来的政治环境一直稳定的话,相信凭着褚时健的能力,继续向上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褚时健恐怕也会继续他的仕途人生。然而世事再一次弄人,褚时健日后的人生并没有像他料想的那样顺利,他也未能继续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地发展,而是被历史的车轮被动地推着向前,卷入到了一场政治运动之中。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由此在中国大地上揭开了肃清反革命集团的新斗争。8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号令全国人民遵从中央的“七·一”指示精神,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应该说,这场政治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当时中国大地上依旧残留着一些反革命叛乱分子,他们到处搞破坏,残杀干部群众,肆意攻击新中国,给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所以党和国家才决心清理反革命残渣余孽,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4燃情岁月
每一处都是人生巅峰·褚时健
这次政治运动,是伴随着一个重要事件开始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肃反”运动刚刚开展时,是学习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就进入到了坦白检举和互相揭发的阶段,让这场运动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当时作为玉溪地区的行署人事科长,褚时健的工作量和担负的责任不言而喻,为此他还被上面任命为“深挖美蒋特务”的专案组长。
美蒋特务在当时的中国确实存在,但是如果让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找出几个来,那就有些不切实际了。
就在他愁眉不展之际,有人忽然向他“爆料”了一条重要情报:在玉溪抓到了一条“大鱼”——罗载兴。
罗载兴是何许人也?他是玉溪本地一个很有威望的大夫,年轻有为,医术高明,而且宅心仁厚,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按说,口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是美蒋特务?
要是换了一个糊涂官,或者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伪革命者,肯定会将罗载兴当成真的美蒋特务。但是褚时健不会轻易相信,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给罗载兴定性。可就在这时,检举人又给了褚时健一份罗载兴的自供材料。
在材料中,罗载兴说他曾经在西昌跟随一个名叫任福根的美国人当过牧师。也正因为和美国人打过交道,所以他被人看成是美蒋特务,而且还被逼着交代他和任福根的来往细节。起初,罗载兴无论如何也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是在严刑拷打之下,他最后只能被迫交代了“罪行”。
褚时健认真看了罗载兴的交代材料之后,对这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材料充满了怀疑。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他决定亲自对罗载兴进行审问。
经过一番盘问,褚时健证实了罗载兴根本没有到过成都,但是却在材料中交代了自己到成都的塔楼上安装秘密电台的“罪行”。当褚时健问罗载兴为何要交代一个没有做过的事情时,他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被打怕了,所以人家让他承认什么就交代什么。
原来,罗载兴只是和任福根见过两次面而已,其他的时间里俩人没有什么来往,都是在本地各自行医,不可能产生其他的联系。搞清事实之后,褚时健马上让罗载兴重新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说明,在他签字画押之后就将他放走了。
那个年代,最怕的就是谣言诽谤,哪怕是捕风捉影的一面之词,常常也能给一个人带来灭顶之灾。有人开始在私底下说,褚时健肃反不力。
但是褚时健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为此说出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做人不能昧着良心。”
多年以后,褚时健说:“那些年我就想: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但做政治工作我不会,整人我不会,对我们这种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觉得不合适。”
这就是褚时健,一个不会脑子里“绕弯”的人,一个不会给自己“创造”飞黄腾达机会的人,但正是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构成了他的传奇人生。在当时,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专案组组长,但却是一个“良心称职”的共产党员。
打成右派
人天生就是一种有野心的动物,这种野心抵过猛虎的贪婪,胜过狮王的觊觎。蛇欲吞象,必是折戟沉沙。故此,成功又哪是坐着闲聊就能获取的?风云榜上那些著名的企业家,哪一个不是弯了一次又一次的腰,断了一场又一场的梦?
“要不是后来因为被打为右派,褚时健或许会成为高官。”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是这样回忆哥哥的那段往事的。
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岁数大的人和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并不陌生。在建国初期,由于国际环境紧张,中国共产党党内发生了一场整风运动,以打击“右派”为主的政治运动在中国掀起一波新浪潮。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党内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政治运动,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号召人民群众向党提出意见和建议。
应该说,这是一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建的重要举措,也是广开言路、接纳各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深度对话”。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和一些党外人士都积极地响应号召,向共产党提出了很多合理且有意义的建议。不过,在这个提意见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居心叵测者趁机煽风点火,声称要和共产党轮流执政等等,这样一来,致使整风运动的政治风向发生了转变。
其实,整风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毛泽东主席对一小撮捣乱分子的关注也是有必要的,毕竟建国伊始,政权需要巩固,反革命坏分子也需要彻底肃清,不过将这个问题过分地看重就造成了反右的扩大化。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场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极易被误导和蛊惑,而其爆发的威力也是非常巨大,所以一旦被不明是非者或者阴谋家利用,群众斗争的矛头很可能错误地指向自己人。
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褚时健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他被任命为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的小组长。这下,天生不会“整人”的褚时健,又面临着各种抓右派的指标和任务了。最开始,上面给褚时健的反右指标是3%,后来又逐渐增加到4%、5%……这些指标背后隐藏的意思是:如果褚时健掌管着100人,就要从中查出3个、4个乃至5个“右派”。
毋庸置疑,从不会昧着良心做事的褚时健,必定是一个“反右不力”的小组长。因为在他看来,小小的玉溪哪有什么右派分子,那种报纸上说的反革命他一个也揪不出来。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没“揪出”几个右派,反右的指标居然一路飙升到了20%!
在100个人中找出20个右派来,这么大的一个比例,让褚时健实在无能为力。隐隐地,褚时健觉得这个数字总有些不对头:很多人明明奉公守法,却被人说成是右派,很多人老老实实,也被说成是反对共产党……对于这样的冤假错案,褚时健实在进行不下去了。结果,他连5%的指标都没有完成。
反右指标没完成,褚时健就只好自己倒霉。有人说他心慈手软,对阶级敌人充满怜悯之情,对此褚时健也是无可奈何,顶着唾沫星子坚守他的做人原则。
1958年,30岁的褚时健“捅了个大篓子”。当时,上面派来了检查专员,让褚时健配合他帮着给人家“谋点私利”,生性耿直的褚时健自然不懂得“察言观色”,结果惹怒了那位领导。正好褚时健头顶着“反右不力”的帽子,于是乱七八糟的罪名往他身上一推,就将褚时健定性为“右派分子”。
当时,对于这一切,马静芬并不知道,她还以为一家人的生活会平静地继续,然而噩梦很快就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1958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马静芬带着两岁的褚映群回城里,谁知刚刚走了一半,却正好撞见了迎面而来的褚时健。马静芬感到很奇怪:明明说好了这个周末要在城里过的,怎么他自己出来了呢?于是,她就要开口问是怎么回事。结果,褚时健看到马静芬之后,二话不说抱起女儿,让马静芬跟着他回学校。
到了学校之后,褚时健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个存折对马静芬说:“这里面有200元钱,是你和映群今后生活的经济基础。你把它放好。”马静芬被丈夫的一系列举动弄糊涂了,她不接存折,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褚时健说:“你拿好,保存好,有人要闹事。”
马静芬一听顿时急了,忙问:“闹什么事?有人要整你?”褚时健没有回答妻子的这个问题,而是口气沉重地告诉她:“不要问了,知道也没什么好处。我要离开两三年,你和孩子要多保重。”
这时的马静芬才知道褚时健连同他的好友王瑞亭一起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顿时,马静芬犹如当头棒喝,万分震惊。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向遵纪守法、爱党爱国的丈夫,居然也成了遭人唾弃的“右派分子”。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她只盼望着上级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褚时健能够宽大处理。
事实证明,马静芬的愿望只是个美丽的泡沫而已。
1958年,褚时健被“发配”到了元江县的红光农场接受改造。
临出发的那天,马静芬一直送着褚时健,先是到了玉溪的柏田,因为舍不得爱人,又一路送到了元江当地。在他们分别的时候,马静芬眼含热泪,她当然知道褚时健为什么会被打成了右派,也知道等待丈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一时间,马静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了起来。
褚时健看着妻子,心中也是恋恋不舍,他握着马静芬的手,踌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你看,开始跟着我吃苦了吧……”马静芬擦了擦眼泪,叮嘱他到那边好好照顾自己,还说等孩子再长大一些,就带着孩子过去和褚时健一起生活。
褚时健听到这儿,十分无奈地笑了,他告诉马静芬,农场是改造犯人的地方,无罪之人怎么能去那儿呢?
褚时健说得没错,家里即便再穷再苦,也是一个自由之地。然而马静芬却还是说了让褚时健倍加感动的话:“我说过,你到哪,我跟到哪。”
褚时健的劳改生涯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也将锤打他的意志。或许,这就是作为一个强者的“必修课”吧。
§§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