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4短篇小说卷

第八章 孤独的玉米

　　邢庆杰

　　1986年6月，临近中考的前几天，是个上午，班长对我说，李老师让你去一趟。

　　自从我的成绩滑下来，班主任从没有找过我，快考试了，找我什么事呢？

　　带着疑问，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李老师很瘦，有点儿驼背，五十多岁了，但视力尚好，一直没有戴眼镜。他面色平和，示意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李老师问，这次中考，你觉得有把握吗？

　　我低下了头，最近的几次测验，我都是倒数七八名，别说考上，连及格的可能性都没有。

　　李老师又说，如果你觉得没希望，就不如不考，你的成绩实在是差得太远，不可能有奇迹发生的。

　　我疑惑地问，为什么不考？

　　李老师微微一笑说，如果不考，你可以为家里省下五块钱的卷子费和考试费。你想想吧，反正也考不上，何必浪费这个钱呢？

　　我一听，觉得李老师说得太有道理了，要知道，1986年的五块钱几乎等于现在的一百块呀！

　　我很干脆地说，那我就不考了。

　　于是，我就提前“毕业”，回家当农民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班像我这种提前“毕业”的同学，有十几个。

　　农村的初中生，毕业后回家当农民，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初中生都是这种命运。那时，我们村还从未出过一个因读书而“出息”的人。村里人的观念，读书无非是多识几个字，学会算账，农闲之余能做个小生意啥的。但我不是一个好农民，我的心根本没在庄稼上，白天我在责任田里心不在焉地干活，晚上却挑灯夜战，不知疲倦地炮制小说。村人们对于不好好种地，满心思写小说写诗的人，均视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你若敢说出想当作家的愿望，他们大多会把眼睛瞪得溜圆，认为这是八百辈子也实现不了的白日梦。我下地干活，身上经常落满异样的眼光。所以，那几年，我特别渴望着能尽快搞出点儿名堂来，逃离农村，逃离那些如视异类的眼光。

　　1988年的秋天，乡政府按照县里的要求，要在各村公开招聘25名新闻报道员。尽管这个报道员是业余的，没有工资，只是稿子发表播出后给点稿费，但这个消息在各村的广播喇叭上播出后，还是让一些人兴奋不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有很多落榜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大都有些自命不凡，恨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还有很多人怀揣着文学梦想。这个招聘在一些人眼里，无疑是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我也是这么想的，听说要招25个人，我更觉稳操胜券，我充满自信地想，在一个人口不足三万人的乡镇，写作水平排前25名还排不到我吗？考试是在乡完小的教室里进行的，试题也很简单，语文基础知识占40分，作文占60分。我很轻松地做完了，第一个交上了卷。

　　几天后，广播喇叭上播出了录用名单。很不幸，没有我的名字。我深受打击。那时我已经写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尽管都没有发表，但对于去写那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报道，还是有点儿明珠暗投的感觉，没想到，我都这么委屈自己了，人家居然不要我。我的同学韩娟知道后问，你在全乡排在25名之后，什么时候能冲出全乡、进军全县？她当时肯定不知道，我心里会有多么痛苦，甚至对文学的前途彻底丧失了信心。

　　半年后，我去乡粮所运粮。我家里有一辆12马力的拖拉机，冬闲时节，哥哥带着我，天天从乡粮所往县直属库运粮食。这天正休息，忽然听到乡政府大院里有唢呐声，就寻声而至。原来，乡里正为春节会演排练节目。我去的时候，正看到有一个壮汉在表演武术，他练的是部队上的那种“捕俘拳”，虽有一定实用价值，但动作非常笨拙，不适合表演。我从小学起就开始拜师习武，那时又是年轻气盛，就不屑地笑出声来。

　　一个高瘦的老头弓着腰过来问我，你笑什么？你比他强？

　　我一看这老头，正是上次考报道员时的监场人，心里就有些怨气，我一直认为那次考试很不公平。

　　我冷笑着说，就他这两下子，真拿出去表演，还不得把哭爹的也逗笑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高瘦老头就是乡文化站长老温。他打量了一下我不足120斤的小体格，有些不怀好意地试探我，你练一下，我看看。

　　我紧紧裤腰带，给他走了一趟长拳，末了还来了一个漂亮的前空翻。老温的眼睛当时就直了，他拉住我的胳膊问，我们正缺你这样的，你能不能来？

　　我欣然同意。其实，我对武术和表演都不感兴趣，我主要是想接触一下文化站，为自己寻找一点儿机会。

　　经过半个多月的排练和演出，我和老温熟悉了。演出结束后，我拿着自己的所有作品，专程拜访了他一趟。老温一边抽着我给他买的“白将军”烟，一边翻着我的大演草本，当他看完了一部中篇小说后，眼睛又直了。他又拉住我的胳膊问，我们正缺你这样的，你能不能来？

　　原来，最近县里下了个文件，为了加强乡镇的新闻报道工作，要求每个乡镇都配备一名专职新闻报道员，乡党委孙书记就让老温在业余报道员中物色一个，但那考中的25个人没有一个能胜任的，他正犯愁呢。就这样，我干上了每月拿60元工资的专职报道员，和老温共用一间办公室。后来，我还兼任乡广播站的编辑。

　　那年月，一个农民，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想在政府谋个差事，是很不容易的。进了乡政府，不但能领到一份工资，家里有些如顶河工、批宅基之类的事也好办。还有一条，很快就能成为“名人”。绝大多数村里没有电话，乡政府想找谁，就在广播里喊，这一喊，全乡76个自然村的几百个大喇叭一起叫唤，对全乡领土无缝覆盖。在乡政府的那段日子，我在责任田里干着活，经常听到广播里喊我：“后邢庄的邢庆杰，听到广播后马上来乡政府。”我扔下手里的锄头，骑上自行车就往乡里赶。

　　我这专职新闻报道员，实际上并不专职，也经常干些与报道员无关的杂役。催提留、催河工、搞计划生育之类的事儿我都干过。

　　这年的秋天，乡政府为了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决定在部分地块试行“麦棉套种”。麦棉套种是立体种植的一种，在耩麦子时，两耧麦子之间，预留出一行来年春天种棉花的空隙，这样到来年的五六月份，麦子和棉花就能双丰收，还不耽误种玉米。因为这种新的种植法农民不理解，也掌握不了，配合不是很积极。乡里就在重点地块成立了秋种指挥部，安排人员一天二十四小时值班，说是指导种植，其实是监督强制。我和老温、乡广播站的小吴，被安排在了郭庄北面的指挥部里，老温任组长。所谓的指挥部，就是在庄稼地里，找了一个靠河的地方，搭起的帐篷。为了方便宣传，在指挥部的门口还安装了广播喇叭。因为离村远，接不上电，乡里把电影队的放映员小王也派了过来，晚上给我们发电。还把水利站上的厨师派给了我们，专门给我们做饭。这样，我们就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白天的时候，乡农技站的几个农技员也常过来，在附近的庄稼地里转一转。但他们不值夜，天一黑就回家。

　　此地名曰“北狐洼”，方圆十多里没有村庄。扎好帐篷的第一天晚上，正下着小雨，老温安排我和小吴一起值夜。但老温等人刚刚离开，小吴就捂着肚子喊痛。我看出他的意图，就踹了他一脚说，想回家快点，晚了路就没法走了。

　　这家伙如逢大赫，亲昵地凑到我的耳边说，好兄弟，你不知大哥的苦处，这一阵子忙的，我已经半个多月没跟你嫂子缴公粮了……

　　要走快走！别扯淡！我一把推开了他。

　　小吴是接他爹老吴的班上来的，属于广播站的正式工人，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农村户口，家里也有几亩责任田等着他。

　　小吴临走时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留点神啊，传说这一带的坟地里有狐仙出没，晚上变成大姑娘来迷惑你这样的童男子。

　　他踩着满路的泥泞“踢踏踢踏”地钻进漆黑的夜幕里。

　　雨越下越大了，雨点子打在头顶的帐篷上“砰砰”直响，如同密集的鼓点。一股凉风从门口吹进来，烛光一暗，我不由打了个寒战。我赶紧把门口的草帘子落下来，又拿钩子捅了捅炉子，顿时觉得篷内暖和起来。

　　我给自己沏上一壶茶，边喝边看一本刚从邮电所买的《飞天》杂志。

　　正看得入神，外面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好像是一个人拖泥带水的脚步声。

　　我紧张起来，这么晚了，方圆十多里又没有人家，谁会来呢？我放下笔，两眼紧盯着门口，心怦怦直跳。

　　草帘子一起，一个湿漉漉的人慢慢走了进来。

　　小吴临走时的那句话又响在我的耳边，我全身一哆嗦，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上身穿着一件暗红色小翻领的褂子，下身的衣服由于烛光太暗，看不清楚什么颜色。她进来后就站在门口，乌黑的头发散乱地盖住半边脸，两只惊恐的眼睛怯怯地看着我。

　　我吃了一惊，这么晚了，她一个年轻姑娘怎么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外？莫非……不可能。我虽然胆子不算大，但毕竟不信什么鬼魂狐仙的。

　　你是哪个村的？有事吗？我强作镇静地问。

　　她局促不安地低下了头，衣服上不断往下滴着水，把门口的地都打湿了一片。

　　我隐约感觉到，这个姑娘一定是遇上了什么事儿，要不，不会一个人跑到这荒郊野外。我平定了一下狂跳的心，搬了一张椅子放在炉子边上，尽量用平和的口吻对她说，看，你衣服全湿了，来炉子边上烤烤吧！

　　她轻轻抽泣起来，慢慢走到火炉边。她确实冻得不轻，嘴唇都青了。

　　我用铁钩子捅了捅炉火，又往里加了点煤。一边忙活着一边问，你到底是哪个村的？

　　她仍旧没有说话，但抽泣的程度明显减弱了。

　　我看了看她已湿透的衣服，心里直替她难受，这么湿的衣服穿在身上不是活受罪吗？再说，就算在炉子边上烤，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能干。

　　我想起包里有一身准备替换的干净衣服，就拿出来，搭在她面前的椅子背上对她说，你先换上这身衣服吧！别感冒了。

　　她抬起头来，两只乌黑的眸子吃惊地望着我，不安地摇了摇头。

　　我看出她的顾虑，笑了笑对她说，我出去一下，你抓紧时间，换好了就喊我一声。

　　她慌乱地摇了摇头，怯怯地说，别、别，我不用换。声音有点儿沙哑。

　　我从钢丝床上拿了手电，又对她说，你都快感冒了，别硬撑着了，我绝对不是坏人。

　　我走出了帐篷，雨点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头上，脸上，冰凉。我缩了缩脖子，在手电光的照射下，趔趔趄趄地往帐篷后面走去。

　　我刚痛快淋漓地撒完一泡尿，就听见她有点怯意的声音喊，哎—进来吧。

　　她穿了我的一身黑西服，凌乱的头发已全然拢到脑后，露出一张端庄俊秀的面容，站在蜡烛近旁，真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风姿。

　　发觉我在看她，她羞涩地低下了头。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端到她的面前。她可能是累了，坐在桌子后面的钢丝床上，和我一桌之隔。

　　我平生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姑娘离得这么近，有些紧张，也有些尴尬。空气有些沉闷，我只得没话找话，问她，你吃饭了吗？

　　她没有说话。

　　我便知她还没有吃晚饭。就把钢精锅蹲在炉子上，放了几个馒头，又把从伙房带来的咸鸡蛋放进几个，盖上了锅盖。

　　你先喝点水暖和一下，等一会儿吃饭。

　　她很顺从地端起了水。

　　见她喝了几口水，面色逐渐红润了起来。就忍不住问道，你家离这儿有多远？

　　她一呆，看了我一眼，忽然又开始抽泣，接着“哇”的一声趴在床上的被卷上哭了起来。

　　我后悔自己太心急了，急躁地在篷内转了几圈，感觉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干脆，让她哭吧！哭够了再说。

　　炉子很旺，一会儿锅就开了。我见她哭得稍微轻了点，就站在床前，乞求般地小声说，别哭了，吃饭吧！

　　她慢慢止住了悲声，仰起脸，直盯着我的眼睛问，大哥，你是乡里的领导吗？

　　我苦笑了一下。我这个所谓的专职新闻报道员，说白了，就是临时工。在乡政府，像我这种临时工有数十个。司务长小陈，曾在我村里驻过队，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到现在我都二十岁了，当年的小陈已经成了老陈，却仍然是临时工。乡政府的这些临时工，待遇都很低，但都在这里一年又一年地苦苦熬着，谁也不肯走，目的只有一个，修成正果，转成正式干部。但最后能如愿以偿的，凤毛麟角。

　　见她还在仰脸期待着我，我想了想说，我虽然不是领导，但你有什么事儿，我可以给你反映一下。

　　她低下了头，慢慢说出了原委，让我既震惊又愤怒。

　　这个姑娘是北陈村的，叫陈秀花。她娘死得早，很小的时候，就被她的酒鬼爹许给了村里的痞子陈道水，那男人比她大七八岁，偷鸡摸狗，什么事都干。去年，她爹得急病死了，陈道水就常到她家里纠缠，逼着陈秀花和他结婚，她不答应，他就常常赖在那里到半夜也不走……

　　……他在村里对别人说，已把俺—睡了—这可叫人怎么活呀……陈秀花已经泣不成声。

　　我拍桌而起，你们村就没有王法了吗？村里的干部是干什么吃的？！

　　她哽咽了两声又说，陈道水是村里有名的亡命徒，谁敢惹？他动不动就拿刀子捅人。今天晚上她又赖到俺家里，对俺动手动脚，俺不敢喊，怕别人听了后笑话，就跑了出来，谁想跑到这漫洼地里迷了路……

　　我感到怒不可遏，哆哆嗦嗦地拿起钢笔，对她说，你再详细说一下，我给你写份起诉书，明天你到乡法庭告他！要求和他解除婚约！

　　她那两只乌黑的眸子一亮，俊秀的脸上掠过一丝喜悦，但随即又暗淡下来，她疑惑地问，俺们定过婚的，这事，人家能管吗？

　　我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带着三分气问，怎么？你不相信我？

　　不！不是的！她的眸子里闪烁着惊慌，抬头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说，俺相信你，你写吧！

　　仅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千多字的起诉书已起草完毕，抬起头来，见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审视，脸微微有点发烧。

　　她站起来问，写完了？

　　我说，写完了，你叫什么名来？

　　陈秀花。她这一次把字咬得很重，唯恐我听不清楚。

　　你自己签上名吧！噢，签在这儿。我把起诉书和钢笔一起递给她。

　　你说……她话说了个头，突然脸一红，不说了。

　　你想说什么？别顾虑。

　　我是说，要是政府把陈道水抓起来，村里人怎么看俺呢？

　　她用期待的眸子盯着我问。

　　我心一动，她想得好远。

　　我深知，在尚未完全脱离愚昧的农村，人言的威力，一个农村姑娘，把她的所谓未婚夫推上法庭，村人怎么看呢？

　　这……你别顾虑这么多，这一切都是难免的，只要你有勇气，就能挺得住。

　　我为她鼓着劲，却明显地感觉心里发虚，感觉到自己语言的苍白无力。

　　她望着我，好像我的话给她注入了力量。她重重点了点头。

　　不知不觉之间，天已经亮了。她向我道了别，踩着泥泞的路走了。

　　那时，我还没有恋爱过，望着她的背影，竟有一丝淡淡的惆怅和忧伤。

　　我在这个叫做“指挥部”的帐篷里住了整整半个月。每天，我和老温或小吴都骑着自行车，在这片方圆十几里的地块巡视一遭。看到不预留棉花地的，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大讲麦棉套种的好处。如果这些都不起作用，我们就板起脸说，你就这么耩吧，一会儿就让乡里的“东方红”给你耕了！最后的办法往往最有效，他们嘟囔几句，发一些牢骚，也就照办了。

　　我是指挥部里唯一的一个单身，值夜基本都是我的事，白天盯的时间也最长，所以，乡里来人，有什么事都问我。

　　玉米成熟有早有晚，大多数已经收割完毕，开始播小麦了，还有一些已经收割完毕，正在耕地，有少部分正在收割。在搬进来大约一个星期的时候，周围的玉米，基本全部刨倒了。只有指挥部旁边一块大约五亩的玉米，一直孤独地站在那里，在空旷原野的映衬下，像一块绿色的补丁。

　　这天早上，刚吃过早饭，杨乡长就坐着吉普车来到指挥部。刚下车，他就看到了那块绿色补丁，黑下脸来问我，这块地怎么回事？还没刨？

　　我赶紧说，我过去看看。

　　杨乡长是从大队书记到副乡长，一步步实干出来的，以工作作风强硬著称，工作上有什么难啃的骨头，都是他亲自出面摆平。

　　我跑步赶到这片玉米前，一股玉米的馨香扑面而来，这香气里涌动着淡淡的甘甜，不靠近了，根本闻不出来。这片玉米地力很壮，玉米秆子和叶子都绿中透黑，黑绿中透着油亮。玉米槌子很大，比一般玉米槌子长三分之一，粗一圈儿。我确定这是“沈单七号”，只有这种玉米能长这么大个儿，它虽然产量高，但需要大肥大水，生长周期也比一般玉米长十多天，所以，一般人不选择这个品种，而选择这个品种的人，一定是好的庄稼把式，还得是比较勤快的人，否则，水和肥跟不上，还不如种别的品种产量高。我剥开一穗玉米的皮儿，看到饱满的玉米粒子还有些发白，用手指盖掐了掐，已经硬皮了，大约一周就能收获了。我回去把情况给杨乡长汇报。杨乡长说，天黑之前必须全部放倒，明天早上县里来检查“三秋”进度，这片地离指挥部这么近，不能让它给全乡的工作抹黑！

　　杨乡长走了以后，我和老温几个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最后，还得组长拿主意。老温嘬着牙花子，叹了半天气说，这块地是郭庄的，找他的支书吧。

　　老温是乡政府的老临时工，已经干了快二十年的文化站长，他凡事都小心翼翼的，唯恐出了什么差错，多年的苦熬付诸东流。老温也是一个可怜人，他家上一辈往上推，都是乡村吹鼓手，这个行业，在农村，地位比妓女高不了多少。所以，老温就想在他这一辈上改改门风，为子孙后代造福。他先是当兵，当了五年，没能提干，又回到了农村。后来，在一次全县的乡镇文化站长公开招聘中，他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二胡独奏，赢得了文化局领导的青睐，被录取后派到这个乡来干文化站长。老温有三个孩子，大的聪明一些，结婚后分开单过，就开始搞买卖，后来因为躲债，夫妻俩把一个女儿扔给老温的妻子，远走他乡，至今没有消息。他的二儿子智商有点儿问题，找了个同等智商的老婆，不久离婚，至今单身一人。只有他的小女儿，中专毕业后进了一家单位，找了个不错的对象，生活无忧。老温到临退休的前一年才转正，但他仅仅拿了一年多的退休工资，就因为肝癌离开了人世。他的故事，我在短篇小说《透明的琴声》（《人民文学》2007年第7期）中有详细的叙述，在此不再多写。

　　在魏支书的引领下，我们来到那户人家。

　　是很破旧的一个院子，三间正房，墙碱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已经快碱透了。院墙已经塌了，在院墙的位置，竖了一溜玉米秸，算是分出了里外。户主也姓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正在磨刀石上磨镰刀，一下一下地，发出很瘆人的声音。听见脚步声，他抬起了头，见来了这么多人，愣了一下，就拿眼睛看魏支书。

　　魏支书说，这是乡政府的，来通知你一声，你家北的那片棒子，今儿必须刨了。

　　那汉子一听，当即就变了脸色，他往前探了探头，目光擦过魏支书，在我们每人脸上扫描了一下，小声问，庄稼还没熟，就让刨？

　　我有些不好意思，就堆了一脸笑过去说，主要是明天县里来检查秋种进度，你那片庄稼，离指挥部太近了……

　　那也不能祸害庄稼呀！你们是干部还是害虫呀？你们家就没种过地吗？

　　那汉子极其愤怒，举着镰刀，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着。

　　魏支书重重地咳了一声说，你把手里的镰刀放下，伤了人还了得？

　　那人乖乖地将手里的镰刀扔在地上，态度也有些软了，他转身对魏支书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五亩棒子，能打五六千斤，指望着卖了修房子，让你侄子结婚哩，你愿意让你侄子打一辈子的光棍儿？

　　魏支书拿眼看我们，就不能通融？他家确实有困难。

　　我们知道通融是不可能的，但这事的确是毁庄稼，都不知说什么好。

　　这当口，那汉子的泪已经下来了，他指了指破旧的土房子说，你们看看，我儿子都二十四五了，房子不修一修，谁家的闺女肯来？这五亩棒子要是毁了，拿啥修房子？

　　老温耐着性子，又把县里来检查的事给他解释了了一遍，又告诉他，这事儿我们说了不算。

　　这时，从屋里走出来一个女人，看样子应该是老魏的妻子，她冲出来，一P股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大腿哭道，俺怎么这么倒霉呀……还让不让人活了……

　　日头已经偏南，大约已经上午十点了，天气有些热了起来。

　　老温把魏支书拽到一边说，这个工作就得你来做了，你也知道，我们根本扛不住，如果他不自己刨了，就得强制，用农机站的拖拉机耕，损失更大。

　　那时候，强制可不是吓唬人玩的，因为计划生育、收提留、催河工等工作，乡里让派出所拘留个把人是小菜一碟，至于扒房牵牛的，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我们回到指挥部不久，就看到老魏带领着他的妻子和儿子，每人拿着一把镢头，开始刨玉米了。

　　老温和小吴见难题解决了，先后走了，去自家的责任田里干活。过了一会儿，水利上的厨师小孙和电影队的小王都说家里有事，先后溜走了。

　　中午，天气热了起来。那片玉米已经放倒了大约四分之一，这一家人还真能干。看到他们一家正在地头上吃饭，我烧了一大壶开水，拿了三个杯子，放上茶叶，送到了地头上，并给他们倒上了三杯。老魏左手拿着一块馒头，右手还举着一大块自腌的黄瓜咸菜，吃得正香，见了我，不理不睬，仍然咬一口馒头，就一口咸菜。他的妻子神情漠然地吃着饭，就像我根本不存在。倒是他的儿子，那个精瘦的小伙子，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目光中充满着恶毒的仇恨，使他右眉毛上的那个大痦子也变红了。我有些尴尬，灰溜溜地回到指挥部。

　　我把厨师给我炒好的菜在炉子上热了热，开了一瓶酒，自斟自饮起来。

　　当时，我兼任我们村里的农民技术员，我懂得，现在把这片玉米摞倒，玉米粒子的浆就会抽回去，变成猪都不愿吃的瘪籽，产量要减一多半，而且卖的时候价格又低又不好出手。这五亩地，本来收五六千斤玉米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一来，能收两千斤就不错了。实际上，我们是强盗，为了应付上边例行公事的检查，就强抢了人家三四千斤玉米。玉米是两毛钱一斤，三四千斤就是七八百块钱，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这搁到任何一个农民家庭，也是一笔重大的损失。我郁郁寡欢，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一瓶“禹王亭佳酿”见了底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泪流满面。

　　我是被电影队的小王叫醒的。睁开眼，屋里已经亮起了电灯，门外传来发电机的噪音。小王负责发电，只在晚上来。他叫醒了我之后，就开始炒菜，不一会儿，一股肉香在室内环绕。小王是接他哥大王的班来的电影队。大王是一个干净利索的小伙子，人长得白净，脾气也好，又干着电影队放映员这么个好差事，走到哪个村，都有姑娘喜欢他。但大王却一直不找老婆，好多姑娘的父母托媒说亲，都在他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在不久前的一个夜里，他在自家的屋里上吊自杀了。这才有消息传出来，他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大王死后，乡里念其这么多年的辛苦，照顾他的弟弟小王进了电影队。

　　我挣扎着出了门，外面已经一片漆黑。我返回去，拿了手电筒，走向那片“沈单七号”，临近了，我拿手电一扫，玉米已经全撂倒了，地上全是横七竖八的玉米秆子，晚风吹过，空气中有一股香甜的气息，肯定是从玉米秆子的刀口处散发出来的。走到地头上，水壶还在，提起来，沉甸甸的，三个杯子里的水也一动没动。一瞬间，我的心也变得沉甸甸的了。

　　回到指挥部，小王已经炒好了四个菜，韭菜炒鸡蛋，辣椒炒羊肉片，土豆炖牛肉，醋熘白菜心。这种伙食，以前我们是想也不敢想的，自从进了指挥部，我们才天天像过年。这也是杨乡长的意思，我们从乡政府出发的那天，他就对司务长老陈交代过，指挥部的条件差，伙食上一定要安排好。这样，隔两天他就给我们送蛋送肉送酒，让我们敞开了吃，放开了喝。

　　我和小王又喝了一斤白酒，后来，我反复说这片玉米的事儿，具体说的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反正是小王听烦了，和我顶了嘴，我们就打了起来。

　　第二天，我在剧烈的头痛中醒过来，见小王坐在门口的一个马扎上，正拿着一把菜刀冲我瞄准。

　　我看着鼻青脸肿的小王，有些歉意地说，对不起，昨天心情实在不好，又喝了那么多。

　　小王哼了一声说，摸摸你的脖子吧。

　　我用手在脖子上摸了摸，有些痛，拿起旁边的小镜子一看，咽喉下有一条浅浅的红线。

　　小王说，昨晚你下手太狠了，趁你睡着，我想把你的脑袋割下来，可是刀不快，刚割了一下，你一翻身我就吓跑了。

　　想想他哥自杀的事儿，我真的有些后怕，一个连自己都可以杀死的人，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我下了床，忽然觉得头重脚轻，一阵强烈的恶心，胃里的东西撞了上来，我赶紧往外跑，跑到河边，扶着一棵树哇哇呕吐起来。

　　小王在旁边叫道，活该！谁让你喝那么多！

　　忽然又惊叫道，你要吐也离渗井远点儿！还让人喝水不？

　　我们为了解决吃水的问题，让水利站的人在离小河五六米的地方挖了一眼渗井，现在，我就在渗井边上呕吐。

　　小王推上他那辆破自行车，叮叮当当地走了。

　　我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干净了，在河边上漱了漱口，又躺回床上。

　　我还惦记着县里来检查的事儿，一直睁着眼，不敢睡实着。但后来还是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我觉得一个人走到了我的床前，有一只温软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我以为是幻觉，眼皮又沉重得睁不开，就又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的肚子咕咕直叫。日头已经扑进室内，看这光景，已经是晌午了。我翻身起来，才发现旁边站着一个人。

　　陈秀花笑着说，你可醒了，睡了一大上午了。

　　我有些蒙，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她给我端过来一杯水，还用杯盖打了打漂着的茶叶说，喝口酽茶吧，醒酒快。

　　我也是真渴了，端过来，咚咚几口就喝干了。

　　我清了清嗓子问，你的事，咋样了？

　　她笑着说，都弄好了，谢谢你哩。

　　我问，怎么弄好的？

　　她说，俺把你写的那个诉讼书交给了法庭，一个姓贺的庭长看了看说，这事儿不归他们管，就带俺到了派出所，找了孙所长。孙所长看了以后，就让俺给村支书捎回个口信，让村支书通知陈道水到派出所去一趟。后来……后来陈道水被孙所长拷了三天，听说让他抱着派出所门口的电线杆拷的，让他写了保证书，才放回来……

　　我非常高兴，觉得总算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儿，身体也感觉好多了。

　　陈秀花好看的眸子闪闪烁烁地看着我，似有话说。

　　我下了床，让她先坐着喝水，就开始忙活着刷牙洗脸。她却不肯坐着，我去渗井里打水，她就跟在我后面看我打水。我洗脸，她就看着我洗脸。我去河边刷牙，她就跟我到河边，站在我身后，好像怕我跑了。

　　回到室内，我笑着说，你不累呀，别老跟着我。

　　她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过了一会儿，轻轻抽泣起来。

　　我有些纳闷了，不是事情解决了吗？怎么又哭？

　　她抬头看我一眼，低下头，又抬头看了我一眼，几次欲言又止。

　　我说，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

　　她哽咽着说，俺和陈道水解除了婚约后，村里的人都在背后议论俺，说俺狠，还说陈道水已把俺……俺受不了这些，不愿见村里的人，也没法再在村里待下去了……

　　屋里光线忽然一暗，一个人走了进来。陈秀花立即噤了声儿。

　　是老温，他狐疑地看了一眼陈秀花，又看了我一眼，含义复杂地笑了。

　　我赶快介绍说，这是我们乡文化站的温站长，这是北陈村的陈秀花，来反映问题的。

　　两人握了握手后，我怕老温再问什么，就主动问他，县里检查工作的咋一直没来呢？

　　老温不屑地摇了摇头说，正常，很正常，这种烟幕弹，你以后还会遇上。

　　说话的工夫，小吴、小孙也都进来了，这些家伙，都是晌午赶到这里来吃饭。

　　见来了这么多人，陈秀花有点儿慌乱，她有些不甘心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们忙工作，俺走了。

　　老温拦住她说，慌什么，在这里吃了饭再走，不差你一个人的。

　　她却显得更加慌乱，夺门而逃。

　　我把她送到指挥部前的公路上，她似有话说，见小孙跟了出来，就小声说，以后，俺可以到乡里找你吗？

　　我说，我不在的话，你就找老温，我们在一个屋，他也是一个好人。

　　她忽然扔下一句，俺就找你。转身大踏步地走了。

　　中午，小孙弄了几个菜。我本不想再喝，经不住老温和小吴的忽悠，又喝了个一塌糊涂。以前，我并不是个贪杯的人。

　　几天后，指挥部撤销了。我没有去乡政府，直接回到了家里，开始收拾自己的责任田，赶在寒露前，种上了麦子。随后，我就和院中的一个大哥进了县城的建筑工地。

　　我人虽然逃了回来，但那五亩玉米的事情，一直在我心里纠结着，怎么也放不下。后来，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它写了出来，题目叫《孤独的玉米》，写那片玉米面对侵犯的孤独与无助，写农民的善良和弱势。我基本上是照实写出来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愤与怒，写得痛快淋漓。写完后，我感觉内心一片空明，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我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大约一个月后，老温打听着找了过来。

　　老温捎来了我在指挥部的补助。但他来的主要目的，是要问我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我没有犹豫，把头摇得很坚决。

　　尽管，一年后，各乡镇统一招聘的这批报道员全部转正，我也没有后悔。

　　中午，我和老温找了个小酒馆，切了一斤牛肉，喝了一斤白酒。酒后，老温斜着眼看着我说，那个北陈庄的姑娘，到乡政府找过你两次，问她有什么事，也不说。

　　我“哦”了一声，问，再来瓶啤酒冲冲？

　　老温说，那姑娘可能对你有点意思，你自己看着办。

　　我对老板说，来两瓶啤酒。

　　两瓶啤酒下肚，老温隔着桌子，把脑袋探到我的面前说，如果你不中意，能不能操操心，把她介绍给我家老二？

　　我心里还明白，老温是想捡个“漏”，那姑娘长得好，但家里没人，就有了短处，老温的二儿子脑子有问题，老温以为这样就可以扯平了。

　　但我还是把头摇得很坚决。

　　老温最终大醉而归。

　　《孤独的玉米》始终没有发表，我用方格稿纸誊写了十几遍，投了十几家报刊，都是石沉大海。

　　陈秀花后来到我家找过我一次，我不在家。她给我留了一张纸条，邀我在乡邮电所见面，但我见到那张纸条的时候，约定日期已经过去七八天了。我也有过去北陈村找她的冲动，但最终作罢。几年后，我调到德州工作。来德州的第三年，老温病重，我赶回去探望他时，又得到了陈秀花的最新消息，她已经嫁到了邻村，并当上了村里的幼儿教师，日子过得不错。自此，就断了对她的牵挂。后老温去世，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

　　我刚到德州工作时，过了一年多的单身生活。每天下班后，无所事事，就在办公室里整理以前的手稿，把它们全部录入电脑。在一大堆手稿中，我发现了《孤独的玉米》。往事虽历历在目，却没有了愤怒和冲动，我冷静地审视了一下这篇作品，重新写了一遍，写成了一篇千字文，题目也改为《玉米的馨香》。

　　玉米的馨香

　　那片玉米还在空旷的秋野上葱葱郁郁。

　　黄昏了。夕阳从西面的地平线上透射过来，映得玉米叶子金光闪闪，弥漫出一种辉煌、神圣的色彩。

　　三儿站在名为“秋种指挥部”的帐篷前，痴迷地望着那片葱郁的玉米。

　　早晨，三儿刚从篷内的小钢丝床上爬起来，乡长的吉普车便停到了门前。乡长没进门，只对三儿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三儿便在乡长那几句话的余音里呆了半晌。

　　明天一早，县领导要来这里检查秋收进度，你抓紧把那片站着的玉米搞掉，必要时，可以动用乡农机站的拖拉机强制。乡长说。

　　三儿知道，那片唯一还站着的玉米至今还未成熟，它的品种属于“沈单七号”，生长期比普通品种长十多天，但玉米个儿大籽粒饱满，产量高。

　　三儿还是去找了那片玉米的主人—一个五十多岁，瘿瘦的汉子，佝偻着腰。

　　三儿一说明来意，老汉眼里便有浑浊的泪涌落下来。

　　俺还指望这片玉米给俺娃子定亲哩，这……汉子为难地垂下了瘦瘦的头。

　　三儿的心里便酸酸的。三儿也是一个农民，因为稿子写得好，才被乡政府招聘当了报道员，和正式干部一样使用。三儿进了乡政府之后，村里的人突然都对他客气起来。连平日里从不用正眼看他的支书也请他撮了一顿。所以三儿很珍惜自己在乡政府的这个职位。

　　三儿回到“秋种指挥部”的帐篷时，已是晌午了。

　　三儿一进门就看见乡长正坐在里面，心便剧烈地顿了一顿。

　　事情办妥了？乡长问。

　　三儿呆呆地望着乡长，

　　是那片玉米，搞掉没有？乡长以为三儿没听明白。

　　下午、下午就刨，我、我已和那户人家见过面了。三儿都有点儿结巴起来。

　　乡长狐疑地盯了他一会儿，忽然就笑了。乡长站起来，拍了拍三儿的肩膀说，你是不会拿自己的饭碗当儿戏的，对不对？

　　三儿无声地点了点头。

　　乡长急急地走了。

　　三儿目送着乡长远去后，就站在帐篷前望着这片葱郁的玉米。

　　天黑了，那片玉米已变成了一片墨绿。晚风拂过，送来一缕缕迷人的馨香，三儿陶醉在玉米的馨香中，睡熟了。

　　第二天一大早，乡长和县里的检查团来到这片田地时，远远地，乡长就看到了那片葱郁的玉米在朝阳下越发的蓬勃。乡长就害怕地看旁边县长的脸色。县长正出神地望着那片玉米，咂了咂嘴说，好香的玉米呵。乡长刚长出了一口气，县长笑着对他说，这片玉米还没成熟，你们没有搞“一刀切”的形式主义，这很好。乡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一片灿烂，心想待会儿见了三儿那小子一定表扬他几句。

　　乡长将县长等领导都让进了帐篷。乡长正想喊三儿沏茶，才发现篷内已经空空如也。

　　三儿用过的铺盖整整齐齐地折叠在钢丝床上，被子上放着一纸“辞职书”。

　　乡长急忙跑出帐篷，四处观望，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一阵晨风吹来，空气里溢满了玉米的馨香。乡长吸吸鼻子，眼睛湿润了。

　　这篇文章先后在《百花园》《齐鲁晚报》等报刊发表，获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先后被《小小说选刊》等二十几家报刊转载，入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二十多种选本。

　　老温那时还健在，他在《齐鲁晚报》上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我打来了电话，连连说“好”，这样一改他看了心里特别舒服。当天，小吴也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看完这篇小说，他不知怎么就掉泪了。

　　我这才明白，对那片玉米难以释怀的，并非我一个人。

　　原载《北京文学》2014年第12期

　　点评

　　这是一个记录乡村生活的写实性文本。小说首先反映的是基层官员们的好大喜功和普通农民的势单卑微。陈秀花们的生命历程和老汉的生活遭遇让人同情。基层官员们的伤农之举让人气愤。指导生产，促收惠农，本来是乡镇一级政府所应有之义务，但基层官员扭曲的官本位思想和政绩观往往使得原本为好事的督导活动最终演变为坑农、害农的举动。这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讽刺。作者以“我”为视角，从一个生活的横断面介入乡村生活的内部，对乡土生活中的不和谐一面给予集中反映，对其中遭遇物质损失与精神伤害的弱势群体的不幸遭遇给予关照。这至少表征了一个长期扎根于中国乡土基层社会中的现实主义作家，重新打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历史时所流露出的人文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感。面对弱者，有体谅，有怜悯；面对强权，有反思，有批判。这理应是任何优秀的新文学作家所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和审美基点。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元小说”文本。一方面，不但作家和叙述者“我”很难分开，而且还将创作的素材和过程公布于众，表现出了“反小说”写作的趋向。在文本中嵌入一个《玉米的馨香》，与《孤独的玉米》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这给读者参与阅读和分享作家的创作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入口。另一方面，“我”既以叙述人身份参与整个故事的叙述，也以作家代理身份不断向读者交代故事和人物的真实性。“我”的存在及叙述宛如作家本人的行动。但“我”的叙述一直在提醒读者，这是小说，不是纪实。这营造了一种似真似幻的经验呈现效果。

　　（张元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