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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敬畏之心(散文)

  伴随着震天的锣鼓声、鞭炮声响起,欢欣鼓舞的南江文化节的帷幕徐徐拉开。

  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二十,每年的这一天都重复着这个隆重的节日,尽管已经更名为南江文化节,并发展成为以娱乐性为主的风俗活动。而这个节日的前身却是张公庙会,禾楼舞是它的主要内容,我为之前没有领略到张公庙会的盛况而感到深深的遗憾。现在,禾楼舞依然是南江文化节的重中之重。

  当我踏进这个节日会场的那一刻起,一种莫名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当然,吸引我眼球的是禾楼舞。这种敬畏虽然有点来得莫名其妙,却是那么自然而然地闯进来了。尽管文化节上还有其他喜庆的节目,如醒狮、八仙贺寿、麒麟舞等等,但我的心情仍然无法与喜庆对上号。我不知道别人的心情如何,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敬畏者,必自敬。

  我往前挤了挤,靠近了,再看——

  禾楼舞者戴面罩、头顶蓑帽、足蹬麻鞋、身穿黑衣、手持火把,而身披红袍的“族长”则左手执牛头锡杖,围绕火堆边歌边舞,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动作原始且粗犷。表演风格独特,场面变化复杂,表演细致严谨,生活气息浓厚,古意犹存。它以原始文化为基础,起舞时并有音乐伴奏。希望调理四时阴阳,以求寒暑相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国泰民安。

  第一次看禾楼舞,真的没有看明白,然而,敬畏之情却久久不能消退,不时地发作一下。怀着敬畏之情,我便有了探求禾楼舞背景的冲动。人的知识来源于兴趣,这话不无道理。经过一番探寻,我才稍许晓得了禾楼舞的一些来龙去脉。

  禾楼舞被称为民族舞蹈中的活化石,是古代农耕文化的产物,参与者都是农民。它源于中原神农氏的神话传说,主要流传于南江流域的郁南县连滩镇一带。该舞是古时百越乌浒族人(壮族祖先)答谢神灵的恩赐和庆祝丰收,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舞蹈。其发展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在漫长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戏剧学、舞蹈学、美学等多种学科内容,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清康熙年间《罗定州志》载:“十月,田功既毕,村落报赛,田租各建小棚,坛击社鼓延巫者饰为女装,名曰禾花夫人,置之高座,手舞足蹈,唱丰年歌,观者互相赠答,以为乐唱。毕以示禾穗分赠,俗为之跳‘禾楼’。”清道光年间《东安县志》载:“冬十日,田功告成,村落中各设醮报赛,另建一小棚,高二丈许,巫易女服,歌舞其上,名曰跳禾楼。”醮,《广雅》言:“醮,祭也。”

  “登上楼台跳禾楼,风调雨顺庆丰收,瑶户欣歌太平世,众执穗铃咏金秋。”从歌词中,我观察到了,禾楼舞者的服装式样带有瑶族服饰的痕迹。不仅仅如此,虽然禾楼舞者身穿黑衣,但是,在服饰上还是有所不同,有的黑衣上镶红边,有的则是镶白边。红边的寓意为太阳,白边寓意为大地,黑色在五行中则为水。太阳、大地、水既是人们生存的必备要素,也是人们最为敬畏的对象,所以,先人们除了祭祀天地、太阳,还要祭祀水神。

  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的核心文化是水稻文化。由于傩文化是农耕时代的意识形态,它只能依附农耕文化才能生存。禾楼舞者双手将稻穗举过头顶,就是禾楼舞是傩文化的一个分支的有力佐证。

  禾楼舞从原始傩祭活动中脱胎、蜕变出来。

  据古文献和考古发现,傩礼从三千年前的周代开始成为国家宗法制宗教,影响着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傩礼通过傩仪、傩舞、傩戏、傩俗、傩艺的不断发展,形成庞大的傩文化丛系,历经三千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顽强地残存于许多省、区的广大农村。禾楼舞是傩舞其中一个支系的表现形式,仍流传至今。

  巫傩现象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然而它所负载的人文的、历史的、艺术的信息,却是难以取代的珍贵史料。

  禾楼舞虽然已由娱神发展成为娱人的风俗活动,为增加娱乐性、扩大群众基础,不断吸附其他表演艺术营养来丰富禾楼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民间艺术宝库。我在想,现已将其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为了保存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保存其原始的深刻内涵吧。

  表演逐渐进入高潮。

  禾楼舞者时而聚拢,时而奔向东南西北四个角落,跳跃舞打,搜寻不祥之物,以祛除疫鬼,祈求四季平安、人寿年丰。此舞尽显原生形态特征,气氛神秘而威严。

  身披红袍的禾楼舞者高举牛头锡杖在领舞,其他禾楼舞者在做着各种模仿性和夸张性的动作。舞动的牛角在风中追逐,在崇拜中飞扬……

  传说,牛原本不是凡间的一般牲口,而是天神。四月初八,牛王诞生于天上,定为牛王的生日。在远古时期,大地上寸草皆无、黄土遍地、沙尘弥漫,人类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牛魔王看到这种情景,便派遣牛王下凡到人间,为人类播种百草,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牛王奉命来到人间播种百草。原来牛魔王命它每三步撒一把草种,但牛王误记为每一步撒三把草种。由于撒种过多过密,使得漫山遍野杂草丛生,连耕种的田地也长满杂草,影响了禾苗的生长。由于牛王的错误,牛魔王便罚它永留在人间吃草,并在农家干重活,这样,人间才有了吃草耕地的牛。牛,老老实实地耕田犁地,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人们便在每年四月初八给牛过节。牛魔王也没有忘记留在人间的牛,每年四月初八,便从天上下到凡间来保佑牛,使它不致瘟死。于是,乌浒族人有了牛魂节。

  乌浒族人对牛的崇拜,牛魂节和禾楼舞便一脉相承地成了风俗活动。

  进入农耕社会以来,人们依靠牛来耕种得以收获,谋求最大的生存空间,牛在人类生产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但是农家一宝,还是天神,理所当然地受到尊敬和崇拜。当对牛的崇拜融入了禾楼舞后,这柄牛头锡杖则宣示着一种神圣而不容侵犯的权威。它所表达的是南江人在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那种坚定、勤劳、勇敢的精神,是南江人群体意识的象征,形成群体的团结、秩序、和谐,增强群体为生存而拼搏的内聚力、坚忍力。

  禾楼舞者所戴的面罩让我的心产生了一种悸动。人们用相生相克的理论来演绎禾楼舞,与星象、祸福、鬼神等现象联系起来,才开始有了神秘色彩。不知道是因为面罩让我感到敬畏,还是因为敬畏让我感到神秘,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面罩带有传说中以蚩尤为方相的傩文化演变痕迹,延续了傩文化的象征符号,在傩事活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神灵的凭依之物,是神灵的具象化。面罩的式样代表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毕竟从上古演变而来,自然还有神的色彩。把它看作是对美好愿景期盼的心灵慰藉似乎更能说明其内涵。同时,它展现了东方审美的意趣和理想,是中国面具文化的瑰宝。

  张公庙是众神(面罩)和相关道具的栖息地,也是举行禾楼舞的主要场所。

  禾楼舞的创作年代和何人创作已无法详考,但丝毫不影响其存在的价值。禾楼舞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往往把一些具有不凡才能的人、超出一般人的智慧和力量的人,或是对于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人,都看成是神的化身,或是能通神的人,缅怀并颂扬其功德。

  庙会植入禾楼舞应该与张公庙的历史有关。该庙为纪念明朝抗倭名将、广东总兵官张元勋始建于明朝万历六年(即1578年)间,他生前被传颂为英雄,死后被奉为神灵,并把他的诞辰农历正月二十日定为庙会。现在庙会虽然已经更名,我想,原来的庙会亦不过如此吧!在张公庙表演禾楼舞,就不仅仅是酬谢神灵和祈福,从另一个侧面沟通了天、地、人与神之间的联系。那时的人们,“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我分明看到了禾楼舞者在装扮神灵时的那种自豪感。

  禾楼舞植入庙会,是对神的淡化。我想应该是从娱神到娱人开始的一个标志吧?从娱神到娱人的开始,亦是历史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禾楼舞在发展、演变中,兼收并蓄,具有多元宗教文化特色。尤其是它吸收了儒道释文化因子:儒家的行为规范,道家的五行观念,释家的普度众生和因果报应思想。这些朴素的观念无疑给了禾楼舞以巨大的生命力。经历了从畏神到敬神,从娱神到娱人,从神话化到艺术化的进程,其间不断吸收了各种传说、民间说唱,极大地丰富了禾楼舞祭祀和颂扬功能的内容,尤其是从“神化”到“人化”的演变,使得娱人成分不断增强——既娱乐了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又娱乐了民众的心灵。

  在古代文字认知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似乎已经触摸到,禾楼舞的产生和形成是古人通过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激发起记忆中有关的印象、经验,以及一系列的想象、联想等形象思维活动,来创作和丰富禾楼舞中的舞蹈形象,使其更加完整、生动、鲜明和具有地方特色,体现更加宽广的生活内容和深刻的图腾崇拜含义,在敬畏中更加接近生产生活的自然规律。

  禾楼舞的一个明显特质是尽现阴阳五行为先导的观念。所用的道具,如服饰为黑意为水,火把代表木和火,锡杖意为金,足蹬麻鞋意为土。阴阳五行不仅是相生相克,亦是一种循环,可以理解为天理循环。现在,我才明白自己敬畏之心的由来,原来是敬畏大自然和那些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土生土长的人们,而不是鬼神。正是这些土生土长的“泥腿子”,才有了今天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

  表演不会结束……

  我可以想象得到,傩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DNA,而DNA已经在生物学界产生一场空前的生物学革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这样描述,现在的水稻是从原始的野生水稻驯化而来的,而驯化稻之所以不能再增产的原因是驯化过度,如果要想水稻进一步增产,就必须在驯化稻中注入野生稻的野性基因,从而获得远缘杂交优势形成良性组合,恢复它的野性活力。水稻需要传承,文化一样需要传承。我在想,希冀从中华文明之源的傩文化基因中,如何利用文化基因的良性组合,除去阻碍社会发展的有害基因,筛选出能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益基因,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开、公正、公平、充满活力的和谐、幸福社会。文化传承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禾楼舞的这种“野性”,或深刻内涵,我将其称之为敬畏之心。

  (原载《云浮日报》)

  叶旭明

  叶旭明,1944年生,广东郁南县人,辽宁大学研究生。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楹联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云浮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在全国、省、市级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达600余万字,专著13本。其中《古今中外婚俗奇谈》获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科普著作奖,《肇庆民间楹联趣话》获省鲁迅文艺奖,《考试趣话》《趣联故事》获广东省民间文学奖,《民风俗韵》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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