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武工队派人去蒋家村褚谊民的家里“掏窝”,可没想到扑了个空。俗话说,狡猾的兔子有三个窝,可这小子比兔子还滑头,晚上有不下十个住处。队长觉得,反正他已列入武工队的处决名单,总有一天会逮住他的。
接下来的日子,武工队还是进行着宣传活动,每到一村或大集,写标语、散传单,召开小型群众会,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可几天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状况。
这天上午,武工队又来到杨家寨,村里的特务班没再追出来,可大家还是感到很不对头,以前在墙上写的标语不见了,乡亲们还躲着俺们走。好吧,你躲你的,俺干俺的,可准备再往墙上写标语时,村民们沉不住气了,死死拦着说啥也不让写。俺们觉得十分纳闷,这是咋回事哪?随后村民吐露了实情:“那天你们前脚刚走,泊里的警察和便衣队后脚就进村了,对俺们说,谁家的墙上有土八……”村民停住了,支支吾吾没敢说出口。周队长知道他想说什么,就说:“照原话说就行了。”
“好好。”村民点着头说,“他们说,谁家墙上有土八路的传单标语就烧谁家的房子,谁参加土八路召开的会、听土八路的宣传,第一次割耳朵,第二次敲断腿,三次的话就割掉脑袋。”
大家明白了,都觉得这事很棘手,队长政委就组织大家商量对策。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最后有了应对办法:标语不用贴到乡亲家的墙上,可以贴到村公所的房前屋后,鬼子总不能把村公所给砸了吧,也可以贴到日军的布告栏里,还可以贴到大树、电线杆上。开会也不用把乡亲们召集到一起,可以在晚上选择个顺风的地方,用高音喇叭筒向村民“广播”。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村民们不再阻拦了,连敌人也没了辙。在随后的日子里,武工队一边继续对村民进行抗日宣传,一边发展群众基础好的基点村。当然对于武工队的做法,有些村民很不理解,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只知道宣传,可宣传有啥用,鬼子还不照样催粮逼捐?”
对于乡亲们提出的问题,武工队觉得在理,经研究,决定把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列为工作的重点。后来,在日伪组织强迫乡亲征壮丁征粮时,武工队就替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或抗或拖;非办不可的,武工队采取半路“伏击”的办法,救出抓走的壮丁,抢回粮食返还群众。同时还集中力量,摧毁了日伪军组织的“便衣队”等几个特务组织,解除了乡亲们的痛苦和顾虑。
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乡亲们终于认识到武工队是坚决抗日的,还处处为他们着想,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很多乡亲主动投入抗日活动,真心诚意地掩护和帮助武工队。这样,武工队的基点村发展到了八个。
可后来又发生了件奇怪的事,只要武工队刚到基点村落脚,被窝还没有捂热,日伪军就赶到了,把俺们“撵走”。队员们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再转到另一基点村,可日伪军就像跟屁虫似的,都能及时跟过去,俺们觉得基点村也不安全了,只好又住进树林。
虽然已是农历六月中旬,晚上睡在树林里不冷不热正好,可大家的心里还是堵得慌,都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严重了,以前武工队住过的农户,包括跟武工队接触过的乡亲多数被抓,有的还被活埋,包括杨家寨的杨积善和蒋家村的杨瑞法。
这可把队员们气坏了,但大家不知毛病出在哪里。经过排查后认为,武工队内部没有问题,因为这些人都是精挑细选的,且都跟敌人有着血海深仇。问题应该出在铁杆汉奸身上,像杨家寨“剿共委员会”头头刘大麻子、蒋家村特务褚谊民、冯家庄情报组组长冯耀祖、崖底警察分所所长蔡体仁、伪警备区勤劳服务部(特务组织)主任祝中岚、六亩地村维持会长朱一正这些人,如果不及早除掉,武工队就得解散打道回府了。
周队长最后决定,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除奸。为了起到震慑和警告效果,经过认真梳理,列出三个比较容易除掉的汉奸名单,然后写了些布告,派人张贴到各村口和集市,有的还贴到了泊里镇。
张贴布告的时候,俺和杨德平分到了一组。吃过晚饭,在天空中挂着月牙的夜里,俺俩朝六亩地村走去。俺不知布告上写了什么,就问杨德平,他边走边展开布告,借着微弱的月光瞅着,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顽固汉奸杨家寨伪组织头头刘圣五、蒋家村特务褚谊民、六亩地村汉奸朱一正作恶多端,欺压百姓,祸国殃民,铁橛山武工队对以上三人判处死刑,五日之内执行。铁橛山武工队,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就五天时间,现在仨汉奸一个都没逮着,万一到时执行不了咋办?”俺担心地说。
“没问题,像祝中岚这样的大汉奸不好逮,刘大麻子这样的小喽啰好抓,他们一个都跑不了。刘圣五和褚谊民已被别的武工队逮住了,这两天就能送过来。现在就剩朱一正了,咱也掌握了他的行踪,逮他就跟抓只小鸡那样容易。”
听杨德平这么说,俺心里一阵狂喜,知道要是除掉朱一正,老百姓又要给武工队烧高香了。
朱一正,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朱不正,土匪出身,靠绑票起家,拉起一百多人的武装先投靠日本人,后成为李永平的副官,作恶多端,老百姓都恨透了。
贴布告后的第二天,武工队就得到情报,说是朱一正晚上要回六亩地村住。到了晚上,武工队全体出动来到六亩地村,在重要路口设了岗哨后,派人到朱一正家里逮人,可大家翻了个遍还是没找到。队长觉得,这小子可能藏到别人家了,就又分成五组,每组两人挨家挨户进行搜捕。
俺和封元斗一组,当搜查到第三户时,屋里没发现情况,封元斗便跨出了大门。俺从屋里走出来,顺便到猪圈一看,乍一看也没看到人,临走时感觉内墙角有个黑影,仔细一瞧感觉像个人。俺赶紧把枪栓一拉子弹上膛,向那黑影喊道:“谁?”
“小声点,甭吵吵。”果然那里蹲着个人,他小声说道。
俺知道这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让他举着手走出来。那人很听话,慢慢举着手走了出来。俺一瞧可高兴坏了,正是朱一正。只见他将一大把北海币递过来小声说:“小兄弟,把俺放了吧,没人看见,你知我知”。
“谁要你的臭钱,把手举起来,跟我走!”俺大声说道。
“哎呀,小声点,小声点,小兄弟,咱们远日无怨近日无仇,放了俺,俺会好好报答你的。”朱一正哀求着说,“俺有的是钱,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少啰嗦,你投靠日本鬼子,专门欺负老百姓,你残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都给你记着账哪,这次你是跑不了啦!”
朱一正见俺这么说,哀叹一声低下了头。门外的封元斗听到动静马上跑进来,俺俩一起将朱一正押到大街上,喊来其他队员将他绑了个结实,危害一方的汉奸朱一正就此落网。
这样,武工队就将三个汉奸全部擒住。在见到刘大麻子时,俺和立善被抓的谜团终于解开了,在蒋家村口碰到的麻子脸果然是他。为防止他们逃跑,队里派俺和傅清启等八名队员负责看押。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按照惯例,每人都让写一封遗书。当把纸和笔交给他们时,褚谊民和朱一正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脸一下子变得煞白,身体哆嗦得像筛糠一样。俺知道那是对死亡的恐惧。刘圣五却表现得很淡定,微笑着接过纸和笔刷刷点点地写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朱一正才恢复镇定,拿着笔像盲人似的呆呆望着窗外。褚谊民则像堆泥似的瘫坐在地上,脑袋耷拉着,颈椎像被打折了一样,P股和大腿上还有一团湿,屋里弥漫着一股臊臭味。
“俺要见队长,俺要见你们队长!”褚谊民突然站起来疯狂地喊叫着,他的举动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俺上前问他:“为啥要见俺们队长?”
“俺有重要情报向队长汇报,求你了。”说着,褚谊民跪到了地上。知道他现在说出来的情报应该非常重要,在请示过队长之后,俺和傅清启押着五花大绑的褚谊民来到队长和政委的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