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年深秋,爹把粮食和几根棒槌变卖后,决定回山东胶县老家。这次有了钱,准备一路坐着火车回去,先是托人开了几张通行证,然后步行到吉林火车站。
上火车前,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郑重地对大家说:“上了车,一定要小心点,尤其你们几个小人,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爹还讲了个真实的故事:新京有个人偷偷吃了点大米,回家时坐火车晕车,吐了出来,被日本人看见,说他是经济犯,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后来被送到西伯利亚做了劳工,再也没有回家。
有了爹的告诫,俺们上车后都很小心,在车上没出什么乱子。坐着火车先去了新京,一下火车,俺感觉像出了国似的,不敢相信眼前的新京就是几年前的长春。只见大街小巷到处飘着日本旗和五色旗,路上跑着的汽车也不一样了,以前是靠右行驶,现在是靠左。墙上还贴着很多标语和漫画。大哥告诉俺,标语写的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日满不可分。漫画俺看得懂,画的是伪满洲国和关内的比较,伪满洲国那边的人民安居乐业,关内则到处充满着血腥和暴力。
呸。看到这里,俺把一口浓痰吐到了墙上。当俺们走到一个路口时,突然听到三虎啊的一声尖叫。后来才知道,三虎看到了树杈上挂着的被风吹干了的人头,人头旁边还写着四个字:赤匪下场。
坐着火车俺们一路南下,经过沈阳、北平、济南,然后在胶县火车站下了车,知道以前的家不能住了,就直接去了姑姑家。已满头白发的姑姑见俺们回来了,非常高兴,还说俺和三虎长高了,抱着四虎亲了又亲。俺在屋里屋外找了半天,没见着姑夫。姑姑说,俺们走后的第二年,姑夫就饿死了。
姑姑炒了几个菜,然后烙了些饼,爹边嚼着饼边问姑姑:“姐,这些年你是咋过来的?”
姑姑说话前先打了个唉声,然后慢悠悠地说:“说来话长,俺是能活一天是一天了,那年你们算是走对了。你们走后,连着两年都是灾年,咱庄又饿死不少人,很多蔫儿的庄稼一点收成都没有,出去要饭都没蔫儿要。好在胶县有个粥厂,俺天天去蹭饭才把这条老命留下来。从前年开始,庄稼才有了点儿收成。去年打春前,俺跟肖老爷租了一亩多地。刚开始,他觉得俺年纪大了,怕种了地缴不起租子,俺下了跪他才租给俺。去年收成还可以,除了缴租子还剩下不少。”
“真不错,不管好赖有吃的就行。”娘说。
姑姑摇着头又打了个唉声:“唉,有了粮食咱穷人也吃不好,除了缴租外,当兵的三天两头过来收税逼捐。现在胶县的兵也多,胶县有唐尧逊的一个团,王台有曹福林的两个团,大小珠山、藏马山还有几帮土匪,剩下的粮食都让他们给搜刮走了。你说俺都这么大年纪了,他们抠俺这点粮做个啥?没辙,俺只能再出去讨饭,不过去年要饭比以前好要多了。”
“当兵的和土匪这么折腾,大刀会就没管过?”爹说。
“管啥呀管,你们走后大刀会就再没见着动静。”姑姑低头想了想又说,“哦,宝山乡李家沟村的大刀会李宝龙和李振鼓还在,不过他俩不是什么好东西,比土匪还狠。唉,这年头老百姓没法活了。对了,你在关东待得好端端的,为啥回来啊?”
“关东那个蔫儿也待不下去了,让日本人给占了,日本人比土匪都狠。”爹咬着牙说。
“哦,这样啊,俺也听说了些,回来好,回来好,那你们不打算再走了吧?”姑姑问。
“不走了,老家咋说也比东北那个蔫儿好。”爹说,“赶明儿租个房子,再就是寻思着给地主扛点活,明年打春后租上几亩地,凑合过呗。”
“现在的地好租,村里的年轻人都被抓了壮丁,很多地都荒了。”姑姑说。
俺们在姑姑家住了一夜,次日,爹在小沟村租了间房子,娘简单收拾后就搬了进去。随后,爹在刘大脑袋家找了个活:去胶县担煤。爹说,只要担回二百斤煤就能拿到三块现大洋。爹早起晚归,一天能跑一趟。
这天晚上,爹拿回三块大洋,高兴地对娘说:“这样也不错,尽管累点,一个月也能挣二三十块。”
娘也很高兴,忙着给爹端茶倒水。正在这时,门被人从外面踢开了,闯进一伙人来,站在头前的是个面相凶恶的年轻人,后面跟着几个背着枪的农民。年轻人进来就对爹嚷嚷道:“傅老头,从东北回来咋不跟俺打个招呼?”
站在地上的爹一时没反应过来,过了好一会儿才问:“您是哪位?”
年轻人把头一抬,傲慢地说:“傅老头,连俺都知不道,俺是铁山乡第二十八保保长。”
后来得知,这个青年叫李万有。李破风病死后,他就成了村里的一霸。
爹这时明白过来,对年轻人说:“哦,是李保长,俺有眼不识泰山,真是对不住啊对不住。”
“少跟老子来这套,俺是来收统税的,你家七口,共缴三元五角。”李万有恶狠狠地说道。
“保长,俺刚从关东回来,一时凑不齐这么多,能不能先缓缓?”爹哀求着说。
李万有没有说话,只是嘿嘿地笑着,过了好一会才说:“你可别耍俺,俺可不是好耍活的。你跟人打听打听,小沟村大事小情的有啥俺知不道?就是谁家的鸡哪天下了几只蛋都一清二楚。”
听他这么一说,爹似乎明白了:“李保长,前两天俺给刘老爷担了几担煤,挣了几块,这些钱俺租房子花掉不少。”说着爹从身上拿出两块大洋:“俺现在就这么多了,其他的能不能宽限几天?”
李万有接过钱,用手掂了掂说:“你这老头还算识趣,就宽限你两天,要尽快补上啊。”李万有说完转身刚要走,突然看到俺和大虎,马上对爹说:“这是你的两个小人?”
爹点着头说是。李万有说:“明天让他们到村公所集合。”
“保长,集合……集合做啥啊?”爹傻傻地问。
“这也知不道,咱村成立了自卫团,自卫团干啥你还知不道?”说着李万有带人摔门而去。
李万有的话爹不敢不听。次日一大早,爹就催着俺俩到了村公所。
自卫团有三十多人,五杆鸟枪、一门土炮、二十多支红缨枪,任务是站岗放哨。之后的日子,俺和大虎有时站岗,有时给地主打点短工。过年后,也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爹跟刘大脑袋租了五亩地后,俺也帮着父母忙些农活。一年下来,尽管让兵匪层层盘剥,俺家还能勉强维持生计,也用不着吃“协和面”,也用不着担心日军随时会过来割掉脑袋。这样一直持续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奶奶去世后,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俺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