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雪地的脚印里

第六节 人间辉映着他生命的光彩

　　一

　　京承——我的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在同病魔顽强抗争3年多后，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对亲人的深深眷恋走了。

　　他的离去，使江西文坛失去了一位领导型作家，文学事业尤其是散文创作失去了一位积极的参与者、支持者、推动者；江西政坛失去了一位颇具文人特质的领导；江西社会经济发展事业少了一位思想者、谋划者、实干家。

　　他离去后，我听到、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以各种方式怀念他，追思他。怀念着、追思着这位有性格的人，敢讲真话的人，替老百姓着想的人，玩命地工作的人，当了官不忘本的人，可亲、可近、可敬的人！

　　二

　　我与京承相识在绿色的军营。绿色象征着希望。希望是由人才托起的。军营里聚集了大批各类优秀人才，大批的“好钢”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军营，在这个大熔炉里锻造成才，尤其是在上世纪的中后期，大批大批的来自山乡田野的农村兵，踏入军营后，由于环境和条件的极大反差，由于从封闭状态突然走进了一个“大世界”，由于年轻，充满理想和激情，又吃得了苦中苦，因而他们的思想常常会产生“飞跃”，各方面的进步也很快，其中的一些佼佼者，用不了几年工夫，便会将那些在条件相对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有点看不起“土包子”的城市兵“甩”在后面。于是，大批来自农村的兵迅速地成了军队干部，大批来自农村的优秀士兵成了军队各方面建设的人才。在军营这支人才大军中，从湘西雪峰山下溆浦县的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京承便是军队新闻宣传战线的优秀代表人物，在部队尤其是空军部队享有很大的名气。

　　我知道韩京承这个名字还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当新兵初学新闻写作的时候，那时，我在北京空军部队，常听人说：“福州空军有个韩京承。”以后，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也常听到朋友们介绍他的文品和人品。渐渐地，我对他的印象也就更深刻了。但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是1980年春。那次我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去看望一个战友，正好京承也在那里，他是作为“一心为革命的好飞行员——孙安定”这一重大典型的主要发现者和采写者被特邀来军事博物馆筹办“生命的赞歌”的展览的。我们只随便交谈了几句，但那次的接触，他给了我第一个印象：稳重、老练，好像总是在沉思的样子。事有凑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福州空军机关，同京承在一个机关、一个部里、一个办公室工作。京承是我的领导，我们同窗笔耕，致力于一个兵团级政治部门的新闻工作。以后我下了部队，但京承仍是我的“顶头上司”，工作常来常往。又是一个巧合，若干年以后，在“百万大裁军”中，我们又同一批“解甲归田”转业到省城，后来又有10多年的时间，在同一个大单位，同一个大院里办公。以后京承职务升至省级领导，他职务高了，地位高了，但我们仍然像以往一样，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常常在一起谈学习，谈工作，谈人生，谈社会。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我们也常在一起说题材，说路子，说灵感，说体会，多年来进行着愉快的合作。在他的提议下，我们曾联合出版过一部纪实文学作品集《多彩的人生》。

　　长期的相处，“零距离”的接触，深度的思想交流，使我对京承有着较深的认识和了解，对他的为人、为文、为官有着深深的敬意。

　　三

　　京承在空军部队生活、战斗了26个春秋，绝大部分时间是“摇笔杆子”，除写了大量的经验材料、工作总结、调查报告和按他讲的“发表在领导嘴巴上”的讲话稿及各种文件之类的东西外，在他的“主业”——新闻报道方面更是果实累累：曾在军内外各种报纸、杂志、电台发表过数以千计的稿件，他酷爱文学，文艺创作也颇有成果：发表过上百篇报告文学、散文、小说等文艺作品，有的作品受到读者喜爱，并获得文学创作奖。他所写的那些新闻作品和文艺作品，热情歌颂了人民军队这个英雄集体里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真实地反映了部队火热的战斗生活，文中倾注了他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之情。转业后不久，出于对部队生活的眷恋和思念，他从发表的稿件中选出一部分结集为《蓝色的脚印》出版，当我作为第一个读者看完《蓝色的脚印》的书稿后，更加感到这是一部正义和光明的颂歌，是一部人民军队的英雄赞，它不仅使我的“心在跳，情在烧”，也使我油然而生“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历史”的自豪感。

　　京承所写的以军事题材为内容的作品，包含了故事、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散文等多种样式，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了人民空军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后期的战斗生活。他写的都是穿蓝裤子的那些兵，几乎包括了空军多兵种的各类人员，有穿云破雾、搏击长空的飞行健儿，有为战鹰铺平通天路的地勤人员，有察天观地、擒妖缚怪的雷达兵，有英姿勃发的“全能炮手”，有自学成才的“猪倌”，有“两地书”式的恋人，还有驾机归来的爱国勇士。作品涉及了机场、高山、海岛、边防哨所、高炮和雷达阵地等空军部队各个生活、战斗的场所，他的军事作品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军营生活图景，既充溢着紧张热烈的工作、战斗气氛，又有浓烈的生活气息。

　　京承在部队“摇笔杆子”的20多年间，正是我国政治风云不断变幻的非常时期。但他没有去赶政治浪头，追逐时髦，没有趋炎附势，而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始终把笔端指向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普普通通的战士和基层干部，写的都是“凡人凡事”，写他们的欢乐追求，写他们的情趣、爱好，歌颂他们的事业、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坚定地做战士的忠实代言人。

　　法国伟大的雕塑艺术家罗丹说过：“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而最足以显示一个人性格的，莫过于他对某种事物的执着追求和赞美。京承竭力为普通战士树碑立传，为他们唱赞歌，非常突出而又鲜明地表现了“歌颂正义、向往光明”这一主题，这一方面使他的作品的思想达到了纯洁化、高尚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大众化的“美”的“凡人性格”。

　　京承是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其写作态度像他做人做事一样严肃认真。他经常讲，真实性是文章的生命所在；求实求真是每个作者应有的品质。在福州空军宣传部任副部长时，他强调最多的是新闻和文艺作品的真实性问题，他对弄虚作假深恶痛绝，要求新闻干部消灭假报道，发现弄假，绝不留情。他要求文艺创作实现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不要胡编乱造。他自己写的作品，是让人可信的，不仅那些真人真事的新闻作品是挤干了“水分”的文字，即使是那些虚构的文艺作品，也大都是以真人真事为背景，通过对生活的深刻而细致的观察及对丰富的实际生活的体验有感而发的，“发出的都是自己的声音”，给人以很强的真实感，使读者感到“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因而能够引起人们的共振、共识和共鸣。

　　善于发现并致力于宣传典型，是在同京承的共事中他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20多年来，由他报道和参与写作的有几十个空军各条战线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典型。其中在军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丰福生，有被中央军委授予“一心为革命的好飞行员”称号的孙安定，有被空军党委授予“雷锋式战士”称号的李宗社，有被团中央授予“新长征突击手”称号的“杜凤瑞大队”青年大队长洪其淮等。另外，还有一些典型人物和单位，京承虽然没有参加采写，但他也做了大量工作：或是由他发现、推荐的，或是由他组织力量报道的。正是由于京承的努力，我们原来福州空军部队的典型宣传一直较为活跃，军营不断开放出一朵朵绚丽的新花。这些典型的宣传，在鼓舞部队士气、激励干部战士斗志、推动部队军事训练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长期的写作实践，京承已能较熟练地驾驭包括新闻和文艺创作在内的各种文体。在新闻写作上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能从不为一般人注意的“小事”中抓出“重大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也表现出艺术才能和功力。尤其是散文的写作，俨有“大家”风度。他写散文，随手拈来，从不装腔作势摆架子。不论是抒情的，还是叙事的，语言都很清新流畅，高雅清丽，贴近生活，朴实自然。他写的随笔，文字活泼，形式不拘一格，寓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具有浓厚的生活味。他的散文作品，不论是几千字、上万字的“大块头”，还是几百字的“豆腐块”，他都精心雕琢，力求出新，力求挖深，使人读后有所思、有所得。在他的那些军旅散文中，我最为欣赏《直线赋》和《春夜，心潮在涨落》。在《直线赋》里，作者把对人民军队的深深爱恋之情和高度强化的激情和盘托出，在他那声情并茂的描绘中，本来比较单调的军队“一条线”的生活是那样充盈着生气，那样美妙有趣。读后不能不使人产生没有当过兵的遗憾感。《春夜，心潮在涨落》则显得深沉、凝重，激情中充满思辨。这篇作品发表于1983年，这时，京承已进入不惑之年。当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部队里，都掀起了学科学、学文化的热潮，大家都争先恐后参加学习，要考文凭。对此，京承很有一些感触。他把这些感触用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便形成了《春夜》。这是一篇散文抒情诗，它用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意境和遐想，来抒发“我”在天命之年“被批准进文化补习学校学习”的感触，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京承以他在新闻写作和文艺创作两个方面的成果，出席了首届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受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吸收为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作家协会会员。

　　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处世待人没有一点架子，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不论是同新闻干部、业余通讯员还是连队的普通战士都很谈得来，因此，大家都喜欢同他接近。他像一个“磁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些新闻干部、业余通讯员和战士。难能可贵的是，当他自己有了经验，就尽力帮助别人。他热心对新同志传、帮、带，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自己的写作经验、体会。为鼓励业余通讯员写稿的积极性，京承常同他们一道采访、写作。

　　他经常同新闻干部或创作人员侃题材，说灵感，谈路子，同他们一起交流创作经验、体会以及腹中的“胎儿”，他甚至把自己想的情节贡献给他人。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他的周围弥散着一股很浓的创作气氛。他在福州空军部队负责新闻宣传工作10多年来，福州空军部队出了不少的记者和作家，可以说，他们之中大多数在创作入门阶段都曾直接得到京承的帮助和指教。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曾得到他多方面的帮助，受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四

　　京承出生于1941年7月1日。他出生的日子我是在他逝世后才知道的。7月1日，是共产党确定的自己的生日。党在她的生日这一天，又增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

　　一个人的出生是不能选择的，但一个人出生长大之后，走什么样的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则是由他个人决定的。京承以他的言行告诉世人：他是党的人，是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

　　1985年，在百万大裁军中福州空军被撤销，京承离开了他热爱的部队，以正团职职务转业到江西。人民的优秀子弟回到了人民子弟兵的故乡，回到了“军旗升起的地方”；人民的优秀子弟回到了人民之中。

　　这时的京承，不仅磨砺出一副军人刚肠和战士的品格，不仅是一个能熟练地驾驭各种体裁的写作人才，而且具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很强的行政能力和丰富的领导经验。

　　他被组织安排到省民政厅，从事农村救灾、扶贫济困的工作。这项工作，用京承的话说是专门与贫穷和落后打交道的差事，是与最困难和最可怜的人为伍的。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自己“叶落归根了——出身于农还于农”。他高兴地告诉朋友：“在党和国家力争使老少边穷地区赶上全国脱贫致富步伐的大背景下，显示出我干的这一行的时代意义和蕴含的思想光彩，我由此感到自豪。”

　　刚转业的那阵子，我常常被他召到办公室或家里，听他谈扶贫救灾，谈工作思路。记得1987年，我到北大参加一段时间的培训，其间曾收到他两封信，谈的主要也是他的救灾、救济、扶贫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心里总是装着困难群众的精神令我感动。为使江西扶贫工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他连续几晚熬夜写信给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时任总政文化部领导的袁厚春同志，邀请他或军队其他作家来江西采访，向世界报告一下江西老区的今昔。这封3000多字的不平常的书信，字里行间透着京承赤诚的心：

　　……这里的一些地方仍然贫穷。这些善良的老表，这些具有惊人忍受力的中国农民，这些曾经被反动派大‘围剿’的屠刀一次又一次在头顶上挥过的幸存者，这些曾经用红米饭、南瓜汤——不，用自己的血汗和乳汁哺育了革命、哺育了红军的江西老区人民，仍然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只要有一点人民性的人，有一点党性原则的共产党人，听来都会有一种沉重感、负疚感，由此也会萌生出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江西开始了用汗水加泪水向扶贫开发大进军。省委书记、省长、常委、副省长们全部出动，挂点扶贫。……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的老区人民，如今又在进行另一种新的反‘围剿’，即冲破封闭和保守思想的‘围剿’，冲破贫穷落后的禁锢。

　　……几年春秋，几易寒暑，奋斗拼搏刷新了老区的面貌。如今的江西已今非昔比，社会进步，经济腾飞，江山万里，春潮激荡。

　　“来吧，红土地在呼唤！这里是人民军队的故乡，写革命根据地建设实乃军队作家应有之义……”

　　也许是这些文采飞扬、饱蘸激情的文字感染了厚春，也许是京承的精神和恳切感动了厚春，也许二者都有。后来厚春自己因离不开未能赴约，特地派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元帅外交家》的作者何晓鲁来江西，何晓鲁在江西采访一段时间后，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江西苏区悲喜录》，这部作品获得1988年度全国报告文学奖，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季，正是早稻扬花灌浆和棉花大豆等经济作物旺盛生长的时期，连续7天的暴雨从江西的西南向中部、东部和北部蔓延，7天的降雨量占江西全年降雨量的20%，横贯江西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流的水位，全部越出警戒线，省内的20多座大中型水库的库水也已全部爆满，其中信江的水位越过警戒线5米多，是112年来的最高水位。这次洪水，给江西带来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全省早稻减产10亿公斤，200多万亩二晚秧苗被淹。原来就比较贫困的灾区受灾后有800多万人缺粮，50余万户269万人平均每人缺三个月的粮食。

　　那个灾年，京承已经走上了民政厅的领导岗位，他牵挂着灾情，牵挂着灾区人民群众生活、生产上的困难，为了使灾情能让国际组织了解，获得国际组织的同情和支援，他组织人员拍摄了江西受灾实况，要将其制作成对外宣传电视片。那时我在省委宣传部从事对外宣传工作。那天，他专门找我，要我为该片撰写解说词，说：“这次要劳你辛苦一下，一定要帮这个忙。”我与京承交往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用这样恳切的口吻给我交办事情。我当即表示，一定尽力而为，并说宣传江西是我的责任，义不容辞，很难得为你“服务”。我注意到，他听后随即嘴角边挂出了难得见到的微笑，连声说“好，好！”并两遍重复着那句“难得为你服务”。这件小事中的细节，虽然过去了20多年，但我依然记得那样清晰，从他那不易觉察的一个微笑中，折射出京承何等强烈的责任感啊！

　　很快，我遵京承之嘱，以《特大洪水袭击中国江西》为题，撰写了这部反映江西灾情的对外宣传电视片的解说词。后来京承高兴地告诉我，该片报往国际十年减灾委员会和联合国救灾救济署后，江西获得了一笔国际救济款项。他感到了些许欣慰。

　　五

　　在与京承的长期交往中，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他是一个有着鲜明性格的人，具有典型的“湖南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浓重的“三湘味”。

　　他曾以浓厚的兴趣给我讲起过他的儿子韩潮一件很有“趣”的事。韩潮是在南昌外公、外婆家里长大的，京承长期在福州工作，韩潮在南昌，父子平常难得一见，只是偶尔京承来昌出差或春节探望岳父岳母才有机会接触。那一年，韩潮还很小，大概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南昌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灭鼠运动，大街小巷，每家每户，房屋的每个角落都撒着毒老鼠用的染红了的大米，大家都称之为“红米”。一天，小小年纪的韩潮可能是在外面同人接触时遇到或是听到一件自己认为是不正常的事，便突然迸出一句：“你吃多了红米哟。”京承知道这件事后，认为儿子的这句话“带劲”，既幽默，又有艺术，还有旗帜。他在给我讲这件事时，不禁发出了我很少听到的爽朗的笑声。那是父辈感到满足和骄傲时才可能有的笑声，他不无骄傲地说：“这才像我的儿子。”我当时听到这话也不禁笑了起来，心里暗暗说道：“老韩呀，老韩，你真是老韩！”

　　这件有趣的事虽然是个题外插曲，但我相信读者看到这里，也能从中领悟到京承的鲜明性格。

　　一个人的性格是一种看不见的本质，是扎根在骨头和血液里的。一位大师说过，性格不可能在平静安逸中形成。只有经历过磨难和痛苦，灵魂才能变得坚强，眼光才会变得清晰，雄心才能得到激励，成功才能有望企及。

　　长期以来，京承正是凭着他鲜明而坚强的性格以及由其性格使然的对事业的热烈追求，踏踏实实做事的作风，玩命地工作的精神，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表现出优秀的品质和突出的才干，赢得了群众的赞许。他以突出的成绩得到了上级组织和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组织的重用。他在民政厅工作了几年后从厅长的岗位被调到了省委组织部，之后又升任为省政协副主席，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当了“大官”的韩京承还是韩京承！他多次对我说，当官不是我的追求，人生能为人民做点事才有价值。那年高考时，京承心爱的宝贝女儿炎炎考上了北大，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了这个喜讯，说：“炎炎考上了北大，比我当什么长都高兴。”他曾对一位友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要以为我在省里当了一个干部，就不得了了，或者认为有什么甜头，其实我很不轻松。我们湖南有句土话，叫‘穷人得志活遭罪’。我觉得这顶‘官帽’戴在头上，就像孙猴子头上套上了唐僧的紧箍咒，给点权拿在手上，就像燃热的烙铁烫手，老大的不自在。总觉得责任和干系特别大，一点也不敢懈怠和马虎，生怕事情没办好而时常坐立难安。我对自己的要求又比较苛刻，处处不忘也不敢丢我那老农民的身份，作田人的本相……”

　　类似这样的话，我也不止一次听到京承说过。这些话语，推心置腹，话从心出，也是他为人为官的真实反映。

　　当了领导的京承，除了感到责任更重大、更沉甸以外，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作风，当民政厅长是如此，在组织部当副部长是如此，就是升任省政协副主席后依然如此。他的工作还是那样忙碌，除了思考还是思考，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他是个“工作狂”。他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一个边上有提带的那种提包，里面总是装有不少文件和资料以及已经修改或正在修改的文件、讲话、文章等。他讲实际、讲实效、讲认真；爱思考、爱钻研，爱自己动手，无论小材料还是大报告或由他主持发出的文件，他看得认真，改得仔细，有时甚至自己动笔起草。他点子多，语言活，他的讲话或报告，带着很浓的“韩氏”特点，是他从实际中调查得来的情况与自己的思考碰撞后而形成的文字。我去他办公室或到他家里，经常见到他伏案修改或撰写文稿，有几次我对他说：你当了这么大的领导，写材料、改稿子这些事可以交给下面的同志做，你提提要求，说说思路就行了，现在年纪也大了，不要搞得太辛苦，把身体累坏了。他每次总是重复同样的话：“做惯了，也不觉得累。你是了解的，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啊！”

　　他的确是这样的性格：执着、倔强、坚定。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六

　　京承深深地热爱着江西，深爱着这片红土地。他对江西有着特殊的感情，称自己是“进口老表”。他在江西工作、生活了24年，足迹踏遍了江西的山山水水，他对江西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像一部“流动的江西电台”，不遗余力地向省外宣传介绍这块古老的土地，红色的土地，充满希望的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对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作过认真的、深层次的思考，提出过许多有思想、有价值的建议；在全党开展“三讲”教育中，他作为省委“三讲”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主持“三讲”办的日常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三讲”教育中，并将“三讲”教育的全过程，自己参加“三讲”的全部经历、切身体会和主要收获以及组织“三讲”教育工作实践的心得体会，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形成了一部被原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称之为“具有可供研究和存史价值”的专著《我的〈三讲〉档案》。

　　在这片土地上，他“沉”到民政工作当中，对民政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层次思索，围绕民政工作的方向、发展目标、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部20余万字的民政工作专著《民政散论》。

　　在这片土地上，他对红土地上的农民兄弟牵肠挂肚，对如何发展农业经济，解决农村问题，帮助农民致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为帮助农民致富，给农民兄弟致富的路子和办法，他将全省有“绝技”的，已经致富了的农民的致富经验加以总结，形成了两部专著《来自田野上的报告》和《田野上的院士》。

　　在这片土地上，他从事人民政协工作近10年，他把政协工作当作一门学问，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协履职的理念到政协工作思路，从政协工作方法到提案，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研究、实践和探索，并将自己在政协工作中亲力亲为所得出的体会和感悟写成文字，形成了一部专论政协工作的专著《政协10年行思录》。

　　他就是这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哪行就成为哪行的专家，干哪行就会有哪行的专著，不是空洞的理论，不是大话、套话，而是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特有的表达方式，凝集着他的心血的结晶。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出版的那部《政协10年行思录》，是在病房里编就的。编完这部书稿，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曾让我“帮看看”这部书稿，其实未能全部看完，只是粗略地看了几篇，大体上翻了翻。我提出将书稿带回去研读，他不让带走，要我就在医院看，说带回去，再耽误几天，可能就成为“遗书”了。

　　幸好，在京承临终前，这部著作出版了。当新书送至他面前时，他已经病危，还不时地处于昏迷状态，他只在迷糊中强打着精神看了看，随手翻了翻，不久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他太累了。他走了。走得是那样匆忙。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68个春秋寒暑，但他的生命是厚重的。他去天那边远行，人世间却辉映着他生命的光彩。他的生命将长久地寄托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