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长天的兴会

第四章

　　一

　　我还是习惯称南昌为豫章，“豫章”这个词就像厚实的城墙砖，在肃然和敬畏中诉说着漫长的城市历史。

　　豫章处在楚头吴尾，这是尴尬的位置，东西两不靠，既找不到楚人的倔强，也没有吴人的精细。从前以僻壤相待，倒也鱼肥稻香，活个自在。

　　这里的天空纯净，却有古怪的脾气。一时间火爆得连血都会烤干，一时间冰冷得无情，我手脚间遗留的冻疮伤痕就是控书。

　　在外人看来，豫章人的抱负似乎都在赌桌上、杯盏间。我四十多年的人生脚步，几度想逃离这座城市，认定只有这样才能挣脱贫困、落后。每一次告别都没有隆重，但每一次思念都是那样磅礴。无论我走得多远，它磁般的呼唤像攥着风筝线的一只手，又让我紧紧地靠向它，和它一起注视星辰，感受雨落，聆听江水四季的欢唱。

　　二

　　湿漉漉地从水中长出来的豫章呵，是我在水一方的故乡。

　　现在冠以“水都”，太多清亮耀眼的水，不用担心豫章会被水漂去，许真君的铁柱和锁链早把这块土地拴得坚固而结实。

　　豫章的城门上贴着左护右卫的一文一武。

　　前者是短命的王勃，他让滕王阁万岁；后者是升天的许真君，他让万寿宫生根大地。滕王阁不二，万寿宫千余。

　　它们打下了豫章城的文化底子，即使豫章人远行异域也少不了鲜活的话题。

　　过去豫章人进出是在渡口，那里有来来去去的舟帆。后来有了铁路，一群嫉世如仇的军人从豫章郊外下了车，他们选择了一个凌晨，为天下人家向黑暗扣下了扳机。

　　姥姥对我说过，那天她起初以为是谁家放鞭炮，邻居说是打枪，密密麻麻的枪响淹没了豫章。第二天，姥姥又以为在打枪，邻居说是放鞭炮，现在还响在1927年的文献里。我久久端详留下枪眼的砖，仿佛那个凌晨就是昨天。

　　三

　　寒窗时代，豫章的天是四四方方和窄窄长长的，七八户人家挤在富户们抛舍下的大宅里，四方的天井让我们呼吸蔚蓝，而上学则沿着悠悠的巷道出发。

　　我们的竹床曾经集结在被凉水冲了一遍又一遍的街边，让月色覆盖着我们的鼾声和美梦，也曾经把席子铺满八一广场的草甸，高大的纪念碑为没有空调的城市站岗。

　　豫章人嗓门大，说话似吵架，不会唱山歌但会唱采茶戏。

　　从乡村到城市，双亲在采茶戏的唱腔里盛开他们的青春，而我在不可自拔的如潮的戏迷中间昏昏欲睡。

　　很久很久以前的参天樟树引出“豫章”之名，那时的豫章人家在树荫里令烈日无可奈何。后来梧桐开始列队在街道两旁戒备酷暑，凉快着城市的夏日，也成为知了的营房，这些昆虫有豫章人一样的嗓门，吵乱了教室里的课文和少年们的心事。飘飘的梧桐落叶又让豫章人家在诗意的凄美中度过秋天。

　　不远的梅岭藏着一捆一捆的传说，豫章人家或春或秋结伴去采撷连绵丘陵的清香。

　　四

　　豫章的深邃可以到每一个原住民的金口里挖掘，这里的方言不但语汇丰富，而且译出来都是一道道的文化景象。

　　老豫章人家的女人们把自己长长的秀发剪下，一针一丝地绣出向往。男人们把祖宗画在瓷板上，墙上挂着永远的孝心。

　　湿冷的冬天压境，许多老人带着豫章以往的痛——战乱、动荡和穷困，向祖宗唠叨去了，他们被埋在俯视豫章的山岭上，每个碑都有一个愿景——豫章人家的幸福就是豫章的幸福。

　　老豫章越来越远，南昌城越来越新。

　　我是繁华的胜利路上成长的南昌人，四十多年来回无数趟。在这条街上，看到了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新户口，有我们的后代，更多的是从四面八方和城市一起快乐相伴的新人家。

　　岁月沉淀下多少复杂的情感积攒在我们心底，无法从生命中剔除，它是无形的丝带，将我们和豫章城缠绕得解不开，扯不断。这也是我辗转异乡，最终选择回家的重要理由。

　　豫章城在不同的历史断面上镂刻着不同的形象，记忆中的模样随着年龄增长愈加清晰，未来的模样在期许中也愈发耸立，更触动我们的是因上苍安排而聚集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千千万万的人家。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城市最核心的美丽不在于楼宇和山水，而是安居于此的人。

　　五

　　去年是龙年，一位研究南昌方言的老教授发来短信祝词：“龙吞云、兔恰草，地荒天老人不老。涨薪水、收房租，财大气粗腰不粗。爷娘高寿，个个燥健。崽女争气，个个恰价。盆满钵满，要唏哩有唏哩；有房有车，想啷样就啷样。听到幺二零，不急；听到警车铃，不慌。一觉困到大天光。”

　　今年又有一位老南昌送了一副春联。上联：一生顺心，要唏哩有唏哩；下联：终生好运，想啷样就啷样；横批：福气陀陀。

　　南昌人看了都会开怀大笑，没笑的请飞来南昌，笑完再走。

　　冰火两重天

　　话说暑假来临，一名非洲留学生坐在八一广场哭泣，众人围观，问他为何哭得如此伤心，是不是想家了。小伙子边抹眼泪边点头，用生硬的中文哽咽道：“南昌太热了，我要回家避暑！”这个段子引起无数南昌人共鸣，南昌作为历史悠久的老牌火炉城市，绝非浪得虚名。一到夏天，就热得人无处藏身，食欲不振，长夜难眠。南昌四季分明，春秋短，夏冬长。热火朝天的日子刚过完，不等你回过神，严酷的冬天又踏着坚实的步伐向你走来。有时你会产生错觉，秋天根本就是个传说。

　　南昌有多冷，南昌人说了不算，北方人最有发言权。我一个新同事，东北人，去年考公务员来南昌工作。一到冬天，她就天天喊冷，坐在办公室里直哆嗦，像寒号鸟。大家都觉得诡异，盘问她：“你到底是不是正宗的北方人？”她说：“俺们家乡比这里暖和多了，家里有暖气，进门就脱外套，南昌里外一样冷，真会冻死人！”可怜她以前从没生过冻疮，第一次在南昌过冬，居然生了冻疮。南昌的热是湿热，冷是湿冷，夏季早晚无温差，冬天内外无差别，外面降到零度时，室内也就三到五度的样子。这样的冰火考验，真不是一般人扛得住的。

　　秋水共长天一色

　　滕王阁的名气比南昌市要大得多，据说星爷的大名就是取自《滕王阁序》：“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我常打滕王阁边上路过，从未有过进去看看的冲动。我偏执地以为，滕王阁只应存在于《滕王阁序》中，怎么可以出现在现实中？三年前，南昌市政府举办第二届国际华人作家滕王阁笔会，我作为东道主代表之一，平生第一次走进滕王阁，不禁怅然若失。一切美好的想象荡然无存，这是王勃来过的滕王阁吗？

　　滕王阁离不开水的衬托。南昌市位于鄱阳湖之滨，赣江、抚河穿城而过，城内湖泊众多，大的有青山湖、象湖、艾溪湖，小的数都数不过来。如今，南昌正在打造“鄱湖明珠，中国水都”城市新名片，源源不断的活水，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勃勃生机。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恕我直言，在我到过的省会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幸好它的郊外还有个青云谱。”因为这句“直言”，余秋雨被南昌网民批判了好多年。其实是错怪了他，《文化苦旅》写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见闻，那时的南昌还在睡大觉，确实让作家为难。南昌的大变样，也就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郊外的青云谱早已变成了市中心，八大山人故居扩建成了梅湖景区，红谷滩新区在赣江西岸的荒滩上拔地而起。秋日的黄昏，站在秋水广场，隔江眺望对岸的滕王阁，看秋水共长天一色，那诗意般的盛世恍若重现。

　　重口味的南昌人

　　如果说兰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拉面开始的，南昌人的一天就是从一碗拌粉开始的。南昌拌粉加瓦罐汤，是南昌人早餐的经典搭配，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少了一个就不成戏。早晨起来，你赶着去上班，人还在门外，先喊一声：“老板，拌一碗粉，不要香菜，一个桂圆肉饼汤。”“好嘞！”老板口中急忙应着，双手却不停，如杂耍一般，捞粉、沥水、配料、搅拌，一气呵成，你刚在凳子上坐稳，鲜香扑鼻的拌粉和热气腾腾的瓦罐汤已端到面前。不消十分钟，你就可以抹着嘴巴，心满意足地走出店门。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南昌人的口味重是出了名的，以烧菜为主，讲究色重油浓，酱油、盐和辣椒都要放到人不能忍受的极限为止，大钵端上桌，分量十足。要吃到正宗的南昌口味，须到“两室一厅”。老板通常就是大厨，多半自学成才，老板娘兼收银员和服务员，服务态度不能太好，对顾客必须摆出爱理不理的样子，用餐环境越脏乱差，生意就越火爆。他们只注重味道，不跟大酒店拼装修、比服务，几间陋室就能开张营业，走的是“冷艳高贵接地气”的特色经营之路。你来南昌游玩，倘若朋友七弯八拐带你去黑咕隆咚的小饭馆吃饭，千万别以为此人小气，有口碑的“两室一厅”都不便宜，不明就里的会以为进了黑店。

　　有一次，朋友神神秘秘地领我去一家“两室一厅”，车上再三叮嘱：“等下千万别乱说话，只管埋头吃就是。”菜端上桌，味道果然不错，我还是忍不住抱怨卫生太差。老板拎个勺就过来了：“我们咯里就是咯个样子，嫩恰得惯就恰。”（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你吃得惯就吃。）朋友赶紧叫我别吭声：“今天要不是看我这个老顾客的面子，你早被赶出去了，外面还有人排队呢。”我吓得赶紧闭嘴，忍气吞声吃完，竟觉得回味无穷。也遇到过脾气好的，我爱提意见的老毛病又犯了：“老板，生意这么跑火，你把房间再装修一下，生意肯定会更好。”老板和颜悦色道：“不是舍不得花钱，弄得太整洁，就冒（没）有人进门了。”大巧若拙，简陋也是特色，精明的南昌人运用得出神入化。

　　鄱阳湖里的草

　　藜蒿炒腊肉是南昌最有名的特色菜。南昌方言情景喜剧《松柏巷里万家人》片尾曲唱道：“日子红火火过哟，活得有滋又有味，赛过那藜蒿炒腊肉。”藜蒿炒腊肉在南昌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藜蒿有特殊的芳香，但是清炒无味，与其他食材搭配也平淡无奇，唯独与腊肉搭配，堪称天作之合。碧绿的藜蒿，点缀着红色的腊肉，再加上一点点韭菜，活色生香，确是人间美味。

　　“鄱阳湖里的草，南昌人饭桌上的宝。”藜蒿风行餐桌，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在我们老家，以前是拿来喂猪的。我从小在鄱阳湖边上长大，每年开春时，母亲就会带着镰刀去洲上割藜蒿，大捆大捆地运回来，然后胡乱地扔进猪圈。真羡慕当年那些猪，如今要想吃上一顿地道的野生藜蒿，已经不容易了。藜蒿出身低贱，随遇而安，落地生根，适宜大规模人工种植。因此，藜蒿名气虽大，价格却始终亲民，好而不贵。

　　如果说藜蒿代表的是草根精神，大闸蟹就是当之无愧的贵族典范。南昌水产丰富，鄱阳湖和军山湖都产大闸蟹，军山湖的名气更大些。每年中秋过后，又到菊黄蟹肥时，熬了一年的吃货们便纷纷出城，开车顺着国道往东走约60公里，就到了军山湖。美食一条街沿湖堤而建，眼前是烟波浩渺的军山湖，浩荡的风穿过开阔的湖面，裹挟着湖水特有的气息，温柔地拂过脸颊，令人心醉。置身于湖光水色，大啖美食，怎一个“爽”字了得。

　　英雄城南昌

　　南昌人爱面子，宁可吃住差点，穿着必须高端大气上档次，我就见过借钱买名牌服装的。因为虚荣心作祟，爱吹牛的人士实在不少，南昌人管吹牛叫“唆泡”，由此又衍生出“泡兄”、“泡姐”等称谓，形象而贴切，入木三分。南昌方言有暴力化倾向，看不顺眼的人统称“猴子”，程度更重的称为“绵猴”，欺负人就叫“捉猴子”、“杀猴子”，有时也把外地人称为“外地猴子”，以地头蛇自居。南昌汉子说话像吵架，有人说这是血性，我看是粗鲁。幸好有水润的南昌甜妹子，为城市增色不少，杨钰莹就是典型的南昌妹子。

　　南昌是中部内陆城市，交通和信息的闭塞，曾经让南昌人变得自大排外。最近几十年，南昌人越来越认识到与发达城市的差距，变得清醒而务实，从矗立在八一桥头的白猫和黑猫，就可以看出南昌人的心态变化。他们平静地接受落后于人的现实，不亢不卑，衔枚疾进，奋起追赶。新生代的南昌人，已经很难见到父辈们身上的习气，而这座城市的性格，也在前行中逐渐变得模糊。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以“八一”命名的地方随处可见：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八一大桥、八一公园、八一中学，南昌县还有个八一乡，红色烙印非常明显。英雄城南昌曾经是我作为南昌人最大的骄傲。如今，随着时代变迁，兴许是英雄城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不足，现在似乎不怎么提了。两年前，正当全民大讨论广东“小悦悦事件”时，南昌也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个女孩被压在车轮底下，14名农民工合力抬起车轮，救出了女孩。这些农民工让南昌人扬眉吐气，再次让人想起久违的英雄城南昌。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翠花街上，有我家的一个老店铺。

　　自唐代贞观年间起，南昌就有翠花街的名称，它位于城西广润门内，也就是今天的中山路西南侧万寿宫商城的位置。据《南昌县志》载：“广润门、惠民门皆临章江，百货运转经省会者，皆由此屯发，故贾帆栉比肩摩，城内市肆之繁丽者，惟洗马池，为百货所萃；金银翠珠之店，皆在翠花街。”到了民国初，翠花街已是一条满街金银珠宝、衣饰绸缎和东、西洋货俱全的繁华市肆。由我祖父和曾祖父两代人经营过的老店铺就位于翠花街中段万寿宫的南侧，店铺不大，除了经营少量产自苏浙的香云纱、杭纺和真丝绸之外，当家的货色还是经自家染坊漂染的本地棉布。祖父说，当年南昌人喜欢穿的士林蓝对襟大褂和青布长衫的布料多半出自我家染坊。

　　我对翠花街最早的记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祖父曾拉着我的手去逛万寿宫庙会。从喧闹拥挤的庙会出来后，祖父在一处卖香烛祭品的店铺前停下了脚步，他没有买祭品，而是默默地望着店铺门楣上方的老店名出神，这时有个中年男子一跛一跛地从店里走出来和祖父打招呼，他们就站在店门口聊了起来，谈的都是陈年旧事，我依稀记得他们提到了一个叫“梅瞎子”的人，我还注意到，祖父和那个叫“熊拐子”的中年人说话时有点心不在焉，时不时抬头张望“绸布怡泰号”那几个繁体黑漆大字。在返回城南绳金塔下住处的路上，祖父告诉我，那绸布怡泰号就是我们家的老店铺，而当时我家的住处就是原先的漂染作坊所在。

　　后来我才得知，熊拐子和梅瞎子都曾是我家老店的伙计。“拐子”并不真拐，只是由于长年在我家做着踩碾石的活计，那染槽上的碾石是个元宝形的笨重麻石，干活时须手扶横杆，上下左右不停地踩动碾石，把染缸里浸过的布料榨干，由于他两腿用力不均匀，时间久了，走起路来也是一脚高一脚低，落了个“拐子”的诨名。

　　提起梅瞎子，祖父总是面呈愧疚之色，不愿多言。原来，梅瞎子是山东人，饥荒之年流落南昌，原先并不瞎，高高的鼻梁，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因他干的是漂染的活，每天早上要同时烧开四口大锅，在滚烫的开水里化开染料，然后放进布料不停地搅动。他手艺好，染出来的布料色泽光鲜均匀，特别是我家店里卖得最好的蓝士林布，那衣服穿烂了也不会褪色。在那战乱年间，这蓝士林布是维持我家三代十数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尽管我家给这位不明身世的外地伙计的工钱越来越高，可他的眼睛却越来越不行了，到后来，对站在他一米开外的人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让人惊奇的是，视力的丧失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漂染技艺，他染出来的布仍然让业内的同行称羡不已。梅瞎子带出来的徒弟一拨又一拨，走出去都能自立门户开染坊，可他自己却一直留在我家的老店。

　　梅瞎子是在日本战败，南昌欢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走的。那天翠花街上鞭炮声和锣鼓声震耳欲聋，家家店铺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旗，梅瞎子身着一身簇新的蓝士林布长衫来向我祖父辞行。望着他身上光鲜的士林蓝，我祖父流下了眼泪，他拉着梅瞎子的手说道：“你的眼睛就是被这士林蓝染料熏瞎的呀，我家真对不住你哟……”这时，这条山东硬汉的眼圈也红了，他眨着那双大而无神的眼睛哽咽着说：“少东家呀，这不怪你啊！我家乡饥荒连年，总算在你家度过了这最艰难的岁月，今天我要回老家了，告诉你吧，我本不姓梅，我叫孔德新，是孔夫子的74世孙呀，由于家道中落外出逃荒，不敢辱没祖先的名声才隐姓埋名，说来惭愧呀……”祖父听罢“哎呀”一声怔住了，赶紧扶他坐下，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在读私塾时拜过孔子牌位，我怎么好让孔夫子的后人在我家做伙计？真是罪过呀！”祖父说完从里屋拿出一枚足金的戒指，这金戒指是祖父成亲时在翠花街口的宝庆金号定做的，做工虽然精细，却大得太显眼，祖父从来没有戴过。他知道梅瞎子这次回山东也要成亲的，就对他说：“你就拿这金戒指去找宝庆金号的左老板，请他把这戒指兑换成现金当作回家的盘缠吧。”梅瞎子坚辞不受，直到祖父改口说：“那就在你回家后到孔庙祭祖时，把它当作我的一份香火钱吧。”梅瞎子才被感动得哆哆嗦嗦地收下了。

　　梅瞎子走了。他走的那一天，祖父和熊拐子一直把他送到章江门码头，当小火轮在江流中渐渐远去，梅瞎子仍伫立船尾，他虽看不见码头上的送行人，却仍久久地向码头的方向挥手，江风阵阵，吹动他那身蓝士林布长衫……

　　后来，祖父改行去学装裱字画，把翠花街的店铺租给别人，把绳金塔下的漂染作坊改成了自家住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提起老店铺，他就痛心地说道：“真是作孽啊，我家的染坊把好端端的两个年轻后生害得成了残疾人。”他还不时提醒我注意我们的住房，他说：“你看，我们家的房子从来不生白蚁，地下也没有鼹鼠，就连蚂蚁也找不到一只，都是原来染坊排出的废水太毒的缘故啊……”

　　我少年学油画时，祖父曾问我，油画色彩里有没有士林蓝。我告诉他，蓝色颜料中有普蓝、钴蓝、群青、湖蓝和钛青蓝，没有士林蓝。他听后欣慰地说，没有就好，这种颜色虽然好看，但用时要小心。我没有见过士林布，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士林蓝到底是一种什么颜色。

　　1976年，梅瞎子在他女婿的陪同下来到了南昌的翠花街，他茫然地走到那时已显冷清的街头，其时我祖父已经去世，当年的老店铺已被拆得片瓦无存，连香火盛极一时的万寿宫也不见踪影。当他走到翠花街口宝庆金号门口，这家有名的金银首饰老店已经改成了无线电元件门市部，左老板及其家人已不知去向。梅瞎子在叹息之际却意外地遇见了熊拐子，熊拐子惊喜地发现离开漂染作坊的梅瞎子居然恢复了部分视力，尚能分辨原宝庆金号的门面和找到原三泰商店的位置。两位老人相见欷歔，拉着手立于街口，忘情地回忆着翠花街往昔的繁荣和世事的沧桑。他们没有想到，23年后，那座最后见证翠花街历史变迁的老店铺——宝庆金号，也在旧城改造的工程中被彻底地拆除。

　　翠花街老店铺的消失让一位诗人发出了痛心的浩叹：“现代都市正在清除旧日的回忆……”这也让我想到，只有见到士林布，才能知道士林蓝是什么颜色，双目失明的梅瞎子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不复再现的士林蓝只会出现在他魂牵梦绕的梦中。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昌人，我的大半辈子在这里发芽、生长，将来落叶归根也笃定离不开这方水土。

　　南昌的大街小巷就像自己手中横七竖八的掌纹，烂熟于心；南昌也给了我太多的喜怒哀乐，可谓丝丝入扣，渗入骨血。经历的磨难颇多，皮也厚实，与文友聊起来就像诉说别人的故事，把人熏哭了，自己倒若无其事。当然，人生苦乐参半，我也享有过最单纯、最美好的时光，那就是儿童时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母在南昌居无一室，结婚后在半步街租住，容身处仅一个七八平米的小阁楼，每日从颤颤巍巍的楼梯上爬上爬下。哥哥出生后，父亲觉得不能再将就了，就与几个同事合计，在环丘街（今爱国路）寻了一块空地，用木板和稀泥建了一排平房，分得两间。

　　父母都在附近教书，这些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儿的天堂。距家门前20米处，就是南昌十中（新中国成立前著名的保龄女中）的围墙，走出家门，右边则是环丘街小学的围墙，两所学校合围呈“L”形，我们被半圈在“L”形围墙中间，尽享童年欢乐。母亲在环丘街小学教书，我们兄妹三人也陆续在这所小学上学，小学的大门在家门旁围墙的反方向，要走好一段路程，当时围墙是用一种烧过后的焦煤筑垒，坑坑洼洼，很好攀爬，为抄近路，不少小孩上学就从围墙旁爬进爬出，屡禁不止，成了一道搞笑的风景。十中的围墙难爬一些，高出许多不说，且红砖砌得整整齐齐，没落脚之地，于是那些顽皮的男孩，就在墙棱上高高低低敲打出几个缺口，攀爬的时候双手紧抓墙棱，双脚踏进缺口逐步翻越。十中操场很大，树木众多，男孩子就在那里打球踢球，再待翻墙回来个个满头大汗，灰头土脸，甚至把力士鞋弄出几个窟窿。女孩也不示弱，翻过去跳皮筋、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直到被父母呼喊吃饭的时候才不得不“打墙回府”。记得有一年，十中成片的夹竹桃开了，红了一片天，我眼红手痒，连枝带花折了一大把，回家后插进瓶中，本想浪漫一把，结果母亲阴着脸把它扔进了垃圾桶，说是毒花，有害健康。

　　说到母亲，我和她性格大相径庭。母亲一本正经，而我小时候却古灵精怪，想到一出是一出。记得六岁那年，大年初一，陆陆续续有学生前来给母亲拜年，我忽然心血来潮，假装他人之声轻轻拍着大门，大声嚷道：“蔡老师，给你拜年了！”母亲满心欢喜，连连应道：“请进来！请进来！”待把门打开，一看是我，脸色一变，把我训斥了好一通，说是没大没小没规矩。

　　父亲所任教的南昌七中离家也很近，这所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前为著名的豫章中学，地盘颇大。我们这些七中教工的子女，更是有事没事就往那儿折腾。七中最吸引我们的是各种各样的果树，在那个仅能填饱肚皮的年代，吃水果那是奢望，一年难蹭上几回。儿时嘴馋，见不得果子在树上逍遥，不待成熟，一个个想方设法，弄到手中。枣子树低矮且枝丫多，好攀爬，果实不待翻红，一一摘下，虽然青涩，仍津津有味。柚子结在高枝头，够不着，我们就找一根竹竿，顶落几个，迫不及待剥皮，翻瓤，急咬一口，酸得龇牙咧嘴，不得不作罢。也有好吃的，那就是桑子。七中有两棵老桑树，长得有三层楼那么高，躯干笔直，想摘果实那是妄想。只有这树不受骚扰，果子自然成熟，紫红紫红的，煞是诱人，一阵风吹桑果蒂落，一捡就是几十颗。我们一帮女孩就在树下忙得不亦乐乎，拾完后拿到自来水下冲洗干净，美美地过一把嘴瘾。桑子色重，巴掌和嘴唇染上片片紫色洗不干净，回家后又免不了一顿责骂。

　　父亲教中学历史并兼班主任，工作极其负责。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缠着他随他前去家访。离学生家大概还有100米处有个拐角，父亲怕我影响他工作，让我在这等候。那个学生学习优秀可家庭窘困，家长提出退学，父亲急忙家访全力挽留。寒冬腊月，风肆无忌惮把我耳朵刮得通红，瘦弱的身子冷得哆哆嗦嗦。一个小时后，父亲终于满面笑容走了出来，我猛地奔跑着扑向父亲，弄得家长非常愧疚，揉搓着我冻得通红的小手，连连责怪我父亲把我一人搁在寒风之中。

　　也许耳闻目染熏陶所致，放学后，我总是将邻家比我小的孩子逮过来，让他们一一坐在家门口空地上的小板凳上，手拿教鞭指着小黑板教认生字，装模作样当起老师。大人们见状，就嬉笑着对我父亲说，看来你是后继有人啦。

　　若干年后，真的被言中，我走上了讲台。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家因从事教育的人多，光荣地接过了市政府授予的“教师之家”的匾牌。

　　童年真是美好，天真烂漫，纯洁无邪，不被世俗污染，不被他人算计，虽然也出格，也犯傻，但身揣“童真”二字，被大人包容，为天地善待。

　　喜欢上这座城市，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迅速。从逼窄杂乱的火车站延展开去的，老城区同样逼窄杂乱的街道，甚至没有我家乡的那般舒朗。听起来有些急促硬绰的方言，也欠缺熟识的那份亲切。那些散落在城市腹地的大小湖泊，氤氲在空气中的水息，在我的家乡亦不缺乏而没有丝毫的新鲜感。但是对于我，带着先期的情感而贸然走进这座城市的异乡人，这座城市又无端地让我没有感到惶恐和不安，我如此妥帖地将自己安放进她的疆域，仿佛命定。有时候，一个人所需的疆域根本不必太大，一双手的宽度足以牢牢牵住你的那双手。

　　此前，这是一座全然陌生的城市，甚至连她的方位，我都要借助地图明确。指尖沿着长江那条蓝色曲线向东，再折向南，停留。那时，我还不知道指尖走过的距离，折算成汽车和火车的行程，再折算成时间意义上的长度，具体是多少。那时的我，视一切现实的距离为零，它们早已被某种热度消融殆尽。

　　曾经，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关于那些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他们怀着热望走进城市，像一篼植物被连根拔起，他们也许可以像植物一样在新的土壤存活，但人毕竟不同于植物，他们有更复杂的情感诉求、心理需要和生活欲望，这注定了他们在竭力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会有被撕裂的痛感、被掏空的空洞感、被什么追迫的焦灼感。他们在现实和欲念间的裂缝里挣扎、辗转、煎熬、泅渡，同时享受一些独属于他们的微小的欢乐、满足、幸福……”我试图在小说中去塑造他们、表达他们、理解他们，但那只是旁观，是一种来自他们疆域之外的窥度。

　　现在，轮到我的疆域发生撕裂性的改变。从一座城市走进另一座城市的人，会遭遇同样的艰难吗？在我的身边，或远或近，有那么多人因为种种而远离家乡，他们在异乡打拼扎下根来。只是对于我，这样的离开来得有些晚，这注定地面下的根须已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拔出，注定疼痛会像神经网络一样蔓延。但我愿意承受，在放弃的同时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疆域。我不知道这样的愿意，是勇敢还是盲目。一度，我放弃评判自己，只随心走。

　　在南昌最初的日子，一些恍惚的瞬间，街头的某一身影仿佛家乡的旧识，时空顿时被打乱。而回到家乡，某一些瞬间，我又仿佛瞥见了南昌的某人某物。两地的影像被意识随意地叠映在一起，恍如梦境。我的疆域变得边界模糊，布满迷雾。我在熟识与陌生间徘徊，在接受与拒绝间泅渡，在欢欣与疼痛间呼吸，在坚持与放弃间，却没有过犹豫。只要那双手一直牵着我，一直。

　　熟识南昌的过程，呈点片状缓慢推进。

　　在状元桥、杏花楼和南湖围护的疆域里，我们居住过一段时间。模样老旧的居民楼，有着黑乎乎的陡起的楼梯，旁边墙面悬挂的电表箱随时会撞扑到头上肩上，灰尘蛛网杂铺其上，一侧的镂空花砖透出有限的光亮，依稀可以看见脚下的梯坎。几转几折后，用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门。在那套墙皮浮虚随时准备脱落的房子里，我们冒险在墙面贴上新写的书法作品，挂上用粉彩颜料和油画技法描绘的窗外图景，用白色镂空钩花桌布遮住漆面斑驳的茶几，用棉绳系住随时渴望敞开的衣柜门，将粉盏花、幸福树摆放在角落和窗台。我每天坐在早晨东斜和日落偏西的阳光中，读书，写作，恍惚发呆，昏昏欲睡。这里与我住过的房子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却安放了我最初的变得迷雾重重的疆域。楼下的南湖路，和与之相连的民德路、渊明路，成了迷雾中我可以自由行走和看清的现实的疆域。街道转角的菜场，散发着浓郁的俗世生活气息。不远处的一家小医院门前总站着蹲着不少人，仿佛从它有限的空间里漫溢出来，他们和公交站台的人混杂在一处。一趟趟公交车像是永远载不完那些等车的人。过状元桥，走不远是一座教堂和一座寺。它们在一条不足六米宽的小街两边安卧，对视，承载着不同的信仰和文化渊源。寺里香火不淡，教堂的信徒也不少，后者我们曾在圣诞夜去赶过热闹，被人群阻隔在楼梯上远远地观看过仪式。南湖路相对干净，也清静，绕湖的垂柳婉约也柔软了沿湖老房子的轮廓，和杏花楼的翘角飞檐。湖边时有静坐钓鱼的人，细小的刁子鱼，从仿佛静止的时光中浮出水面。那时，我常常怀着局外人的心情，行走在这几条小街上。我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也许永远。一切意义未明。要等到时隔几年后，我们早已离开这里搬至他处，因为某事又常来到这一带时，亲切感总会在看见状元桥的那一刻包裹住我，仿佛我回到了一个熟识的怀抱，她给过我刻骨铭心的暖意。

　　然后，真正的起点是一阵风。

　　一个与风有关的名字，一本有风吹拂的杂志。风是我喜欢的事物，为它写过不少文字，“风可以穿越细微，覆盖辽阔”，我迷信风，盼望风可以帮我吹开迷雾。这时我现实的疆域移转到了福州路、贤士二路、南京西路一带。同样是老城区，这里的时光却仿佛比状元桥一带的流速快。

　　我们住进一个有些年头的院子，它闹中取静，在几幢楼房间安放了数株冒过三楼窗户的梧桐树、香樟树，还有一些低矮的灌木。院门前的小街细得仿佛一根手指，却因指尖处的一个酒吧，夜夜有喧腾的气息。入夜，酒吧门前停满汽车、摩托车，还有后车厢盖大开、里里外外塞满布娃娃的小车。人行道上通常站满男人、女人，女人有顾盼的眼神，路边常见一汪汪呕吐的脏迹。那是与院内截然不同的世界，灌满酒精、香烟的气味。踏进一门之隔的院子，显得那么静谧，从人家屋内透出的灯光，仿佛穿不透满院子的寂暗。很长时间，我将自己的疆域紧紧地收缩在家与杂志社之间。步行上下班，不过五分钟。每次经过酒吧时，它立在街角，安静得近乎肃然，让人无法想象它在夜间的另一番模样。只有被风吹拂的半挂在空中绳索上的招贴，透露了一点夜间狂欢的气息。

　　对于刚刚建立起的新的疆域，我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对世界的种种已知道保留怀疑的我，却宁肯相信一个个人。我知道，这是疆域得以重建的基础。

　　杂志社的结构小而紧凑，一位极有个性的主编和三位文字编辑、三位美编，每月完成一本开本大气、构图也大气的杂志。与我以往疆域截然不同的一点是，这是一本民办杂志，意味着它的一切轨道都运行在体制外。对于已经习惯了体制内的强操控性与高稳定度的我，居然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愉悦的松弛感，我不去考虑身份问题、保障问题、长远问题，仿佛那是与我无关的环节，我只是埋头完成每月分配到我手中的栏目，或写或编。其实，根本用不上埋头，这份编辑工作，在十多年高强度媒体工作磨炼的映衬下，显得轻松之极，我常常在工作时间里专注地对着电脑屏写我的小说。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主编成全了我工作时间内的写作。

　　个性十足、思想新锐的主编，据说曾为某事一掌击穿桌面，刚被高薪聘请到这家杂志，他与社长、与编辑部，也处在磨合期。他的志向是打造一本有思想锐度的杂志，而社长的关注点不在思想，而在影响力。民办杂志靠口碑，好的口碑可以带来广告，带来市场份额，带来收益。这如同酒吧的昼与夜。不同的面貌和气息可以在酒吧实现，却无法在一本民办杂志上实现。软性广告文章，被自视为知识分子的主编和我们三位文字编辑共同排斥，这好比接受了活儿拿了薪水的驴，临上磨盘，却不肯依从雇主的规则，蒙上眼睛拉磨。我们要睁大眼睛！大睁着眼睛的主编终因无法调和的矛盾辞职。这一震荡，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疆域远没有边界明晰，它仿佛一团气泡，形态无常而脆弱易碎。焦虑感渐渐超越愉悦感，开始侵蚀我的生活空间，我的心。我再无法安然于混沌未明的状态，而是不断自问：我的前路在哪里？我的疆域在哪里？

　　一个人的疆域，其实就是一颗心可以安放的地方。当心焦虑、虚空、不安，再阔大的现实疆域也形同虚设。刚刚住进属于自己的房子，在生活上安定下来，如同松去身上层层捆缚的我，却遭遇了另一种无形的捆绑。每月拿着不低的工资，坐在装修一新的杂志社办公室里，隔着窗户听美编和编辑打趣说笑，焦虑却一波一波向我袭来。写还是不写，那些充斥着夸饰、渲染之辞的软性广告文章，成了我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答案在内还是在外？

　　最终，我想明白，答案还是在一双手里。这双让我冬天不再感觉寒冷彻骨的手，让寻找答案的过程艰难而不孤单，让我有勇气继续放弃并寻找下去。

　　走出家门，我不再向左，而是向右。拐上南京西路，穿过不时有火车轰隆从头顶掠过的天桥下……我可以坐车，也可以步行，去另一家杂志社上班。这是一家教育类杂志，有着近20年办刊历史，在业内有着不错的口碑。而且，她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理想。

　　不赶急，也不想坐车的时候，我选择走路上班或回家。路上，我可以有几种选择，出单位向左或向右，在路口向前或过街，向右或往前，这样的路口共有四个。这一路的选择，不断分裂出不同的回家线路，而每一条线路上有不同的店铺、路景。旧书铺、快递点、师大侧门、水果店、冷饮店、小菜场、超市、修车铺、铝合金店、银行网点、邮局、服装店、早点铺、小菜馆、日用品店、图书馆后门、某单位、某某单位……有时，我会在路上带点菜。坐在电子秤后的中年女人微胖，称菜找零极快，间隙里还不忘大声叫她沉默寡言的丈夫做这做那。菜，不多的一兜，随我的步子晃荡着，仿佛时光的节拍。我看见路边的人们，在他们各自的疆域里忙碌，或闲坐聊天，打牌，或匆匆赶路。我想，他们一定对自己的疆域有足够的了解和把握，才有这份外在的笃定和安然。而那些焦虑的人，我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这时的我，随机地挑选着上班回家的线路，不变的是，上班迎着晨曦，下班迎着落日。在内心深处我已安然下来，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正在缓慢而有序地铺展，尽管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疆域还会发生改变，快得我只来得及眨眨眼睛。

　　那年夏末，我回家乡探望父母，哥哥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带了调侃：“你的脚怎么像穿了比基尼？”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眼注意到这一细节，连我也不曾注意的细节。我仔细盯着双脚看，穿着拖鞋的脚，果真像穿了微型的比基尼，白处黑纹分明。我知道这是每天迎着太阳来去留下的印痕，是我穿行在洪都北大道、文教路、南京西路一带的影迹。也许，在哥哥的话里含有对我的几分心疼，他总对妹妹去了那么一座不熟悉的城市存有几分担心，可是如同父母渴望给我所有的保护一样，他们也终将了解，我已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有自己的选择，也必须独自去承受这选择的重量。至亲的亲人们，各自的疆域有深深的交集，但终会溢出，或早或晚，我们无法涵盖彼此的一生，谁也不能。

　　然而，正是这溢出，让我知道至亲的不可替代，他们是上天默许与你的生命纠缠一处的人，分离势必带来疼痛。世间的分离都会带来疼痛，而疼痛的烈度，取决于你们疆域曾经交集的程度。我时常庆幸自己来到了南昌，这座城市以一种不浓烈亦不冷冽的热度接纳了我，或者说让我感到了被接纳，让至亲们对我的担心得以下落，落在我仿佛穿了比基尼却依然可以灵活迈动的双脚上，而不是虚浮在半空。

　　偶尔，我还会与原来那家民办杂志的主编在网上联系，问问他的近况；或者他接了新的杂志，不忘电话向我索稿。也偶尔，我们没有预见地在南昌某个地方遇见，会停住脚步简单问答两句。他一直想办一本很牛的杂志，这理想在当下却是不那么容易实现，众多的杂志都在向着市场俯首，于是他辞职，又再因为名气而受聘，他一直不肯妥协地依从着他认定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对自己的疆域十分明确，也不打算有任何退守的人。在他固执的行为方式中，有我难以企及却愿意去祝福的部分。

　　而那家杂志的美编，“80后”女孩何，在我离开两年后，还是会在节假日发送祝福短信给我，我知道自己还存在她的通讯录上，如同她也保留在我这里一样。我们后来一直没见过面，但偶尔我会翻出最后一次聚餐的照片，看看她和那些昔日同事的笑容，想想一起度过的，那些被说笑声填满的时光。

　　分离是生命的常态。除了至亲，来到南昌，我不得不分离的还有家乡的好友们。我们一起经历过沉溺的职业状态，经历过挫折的低谷期，经历过亢奋的变革期，经历过旁若无人的疯癫痴狂，经历过不愿示人的脆弱无助，经历过年轻人会经历的所有，才跨进30岁的门槛。继我离开家乡，娟也因故离开，还有谁与谁也处在离开的计划中。我们还在寻找各自的疆域，即使不是重新出发，也在修改、涂抹、颠覆、规划中。这世上有笃定的人生，就有彷徨的人生；有清澈的人生，就有混浊的人生；有暖调的人生，就有灰调的人生；有成功的人生，就有失败的人生……就这么简单。

　　在南昌的日子，我一再翻找出与她们在一起的旧时光，品咂，回味。我不知道身处异乡的娟，是否也会这样。距离其实不能改变什么，它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淡的自会淡去，该浓的依然浓烈。

　　在我的家乡有一条江，长江。她由西向东穿过城市。她是我自小习见的事物之一，承载过我的少年淡淡愁滋味，也承载过我青年的无言眺望。

　　南昌也有一条江，赣江。她由南而北将这座城市剖为两半，老城区密集，新城区舒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