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英杰

第三节 长征中拉着马尾巴跟上队伍

　　1932年冬，曾传芳调任红一军团第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后编入闽赣军区第十一军）政治处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夏，中央红军在永丰藤田进行了大整编，并在这里举行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全军运动会和纪念第一个“八一”建军节，曾传芳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九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在红一方面军完成整编后，中共临时中央制定了今后的作战方针，将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第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在抚河流域积极活动，牵制敌人，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另一部分以第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到福建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取胜后，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大城市，实现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以红三军团指挥部和第四师、第五师、第十九师（缺第三军团的第六师）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

　　7月上旬，曾传芳随东方军由宁化东进，参与了攻占宁化泉上、清流城、明溪城的战斗。7月24日，东方军由清流、明溪地区南下，月底在朋口歼敌第七十八师近两个团，于8月2日占领连城。曾传芳在朋口战斗中身负重伤，被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

　　曾传芳伤愈后，被分配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军学校）学习。1933年11月7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设为红军大学和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曾传芳到第一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员。

　　长征开始前，曾传芳随红军大学及步兵学校编入干部团。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共8.6万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曾传芳所在的干部团，为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第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第九军团掩护左翼，第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与此同时，中央红军进行黎平整编，组建军委纵队，重组军委总参五个局，撤销中央红军教导师，成立“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将干部团、保卫团编成独立的作战部队，军委纵队直辖，撤销红八军团，红五军团部撤师直辖团等。曾传芳由干部团调到军委总参第五局任管理员。

　　12月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曾传芳作为军委总参第五局的管理员，在遵义会议期间，专管与会人员的伙食。他不辞辛劳，四处奔波，采购物资，为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后勤保障。

　　接着，曾传芳随中革军委机关四渡赤水，突破乌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间，曾传芳一边要随部队艰苦转战，一边要为中革军委机关筹措给养，十分辛苦，不幸患病，全身生疮、浮肿，同时吐血、拉肚子，身体虚弱，行走艰难。局长宋裕和看到这种情况，本想将他留下养病，但曾传芳坚决要求不离开部队，只好让他拉着驮东西的马尾巴跟上队伍。

　　1935年6月14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翻越大雪山夹金山，到达达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主力部队进行整编。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红一、四方面军统一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经草地北上。曾传芳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由毛儿盖出发，经过7天的行军，到达班佑。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其次是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吃着不经饿。如果直接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所以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度左右，冻得人瑟瑟发抖。还有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曾传芳因没有带够过草地的粮食，走到一半就缺粮，实在饿急了，又生不了火，摸到水沟里的鱼，只好生吃，以致后来得了恐鱼症，见到鱼或嗅到鱼腥味，就会呕吐。20世纪90年代，县委党史办的同志访问曾传芳夫人张贵杰，她回忆说：“一直到解放后，在上海担任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有了较安定的生活环境，经她慢慢细心调养，才能吃一点鱼。”

　　因张国焘在长征中搞分裂活动，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举行会议，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第一、二、三纵队，第三纵队管辖中共中央机关、二局、四局、总政治部、保卫局、炮兵营、警卫营、通信营。曾传芳调任军委二局司务长。

　　1935年11月中旬，直罗镇战役前几天的一天午后，军委直属部队（一、二、三、四局）在陕甘交界处的甘涉铺集中，静等聆听毛泽东讲话。据曾传芳回忆，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毛主席冒着雪，踏着雪地来到站立的队伍面前。只见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旧六角帽，衣着单薄，面容清瘦。但是精神很好，目光深邃，不时地比画着手势，以他那深谋远虑、精辟生动的语言，扣动每个人的心弦。”毛泽东大约讲了一个小时，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长征的意义，二是讲形势，三是讲任务。曾传芳回忆说：“他的讲话坚定了我们的信心，鼓舞了我们的斗志。他的预言都被后来形势的发展所证实。”

　　人们所熟知的毛泽东对长征的意义阐述，是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后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曾传芳所提到的毛泽东的讲话，是毛泽东对长征意义的最早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