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英杰

第一节 苦难的家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成中，和其他军、兵种一样，通信兵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兵种。毛泽东曾赞誉它：“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影片生动地刻画了红军电台报务员李侠，被组织上派往敌后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李侠的原型叫李白，和周涌一样，都曾在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学习，都是长征中杰出的红军报务员，而且互相熟识。不同的是，他们一个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一个在战火纷飞的公开战场，与共同的敌人作殊死的搏斗。

　　周涌（1915.10-2004.11）的爷爷周万宗是佐龙乡麻田村沙园村人，因为家境贫寒，无力抚养，不得已，他把出生仅100天的儿子卖给七都乡车头村城上村贫苦农民苏元宗做养子，取名苏招香。苏招香成年后，与七都乡曾家村贫民之女曾高英结婚，婚后生有三男一女，长子就是周涌。他出生于1915年10月17日，在家时姓苏，因出生那天正是农历九月初九，取名九仔，参加红军后先改名周九生，后又因工作需要改名为周涌。

　　1925年，为了分担家庭的生活负担，年仅10岁的周涌就被父母送到一个姓陈的裁缝家当学徒。在学徒的日子里，他受尽了师父、师母和师兄们的打骂和欺负。除了学裁缝，他还得帮师父家砍柴、担水、做饭、洗衣服、擦洗水烟筒，稍有怠慢，师父和师母就拿他出气，抡起量布的尺子打他的头，嘴里还谩骂不停。师父从不真心教他裁缝技术，他只好偷眼看、偷着学，趁师父不注意偷偷地练。三年学徒期满，总算出师了，可是周涌由于年龄小，又没有本钱和名气，无法独立外出营业，只好到邵家村一个姓邵的师傅和黄家村一个姓黄的师傅那儿帮工，随两位师傅分别到潭城、江口墟、遇元等地做裁缝。两位师傅在当地都有些名望，也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控制着七都和附近乡村不少的村镇和富户的生意。老师傅们之间也有斗争，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他们共同的本性是剥削帮工和徒弟，如顾主给帮工每人每天30个铜板，那么师傅就要扣下15个归己。出了师的周涌仍然受着师傅的剥削和压迫。在七都乡，至今还流传着“一尺打出一个将军”的故事。有一次，周涌做工时稍一走神，师傅的尺子就打在周涌的手背上，疼得他浑身发抖。从此，师傅就找不到周涌了，四处打听才知道，周涌跑到县城，参加了革命。

　　其实，周涌参加革命除了不堪忍受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轻的周涌已经接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的表兄陈兆鲲。周涌的姑姑嫁到七都乡舍下村乌石江村陈家，她有一个儿子，也就是周涌的表兄陈兆鲲。陈兆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同黄欧东、金如柏等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永丰县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也曾是另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老红军周兴的入党介绍人。他家在永丰县城天保村东门下开了一个染布店，自己做染布工人，当时他正担任永丰县工人纠察队队长。周涌和父亲进城到姑母家时，常常听表兄陈兆鲲给他们讲一些革命道理，父子俩深受启发。1926年冬，在表兄的影响下周涌加入了永丰县总工会的学徒工会，并积极参加工会的各项进步活动和政治运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周涌的父亲苏招香也加入了农民协会，在陈兆鲲的指引下，做了许多革命工作。1929年秋，苏招香受组织委托在车头村的家里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为党收集情报、传递消息。1929年秋到1931年秋，正是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激战正酣的时期，他经常出生入死，潜入敌占区和永丰县城侦察敌情，及时准确地向县苏维埃政府和县独立营传送情报。县独立营抵近永丰县城骚扰敌人，在七都墟阻击国民党军主力等行动，都得益于他提供的情报。1931年秋，苏招香不幸被捕，被以王子僧、苏款亨为头目的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残酷地杀害在中夭的一个山坑里，罪名是共产党、红军探子、红军家属。丈夫牺牲，大儿子离家参加了红军，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还小，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周涌母亲曾高英的肩上。她没日没夜地为人家纺纱、织布、弹棉花、洗衣服，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艰难度日，遇到灾年，还要带着两个孩子沿街乞讨。在艰苦的岁月里，二儿子夭折，只有小儿子和她熬到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