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英杰

第一节 红军兵工事业的创始人

　　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一个出生在祖辈务农家庭的孩子，竟能在21岁时就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兵工厂的党总支书记，组织工人为红军生产出了大量枪炮弹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这位小伙子就是出生在永丰县恩江镇纂口村的肖学林。

　　肖学林（1911-1964），永丰县恩江镇纂口村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革军委总兵站会计、文书科科长、红军总部队列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新四军第四师二团政治委员、师司令部科长、新四军第二师六旅政治部代主任和副主任、师特务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兼十三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二师五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副政委和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苏中、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副政委、华东军区海军要塞区政委、华东军区海军干部部部长。1956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海军系。后任武装力量监察部海军监察部部长、中央军委防化学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肖学林，学名肖桂馨，1911年7月出生于永丰县迁莺乡纂口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早年去世，家有母亲、四个哥哥、三个嫂子和四个侄儿侄女。有田三十石，租种地主田约二十石，房屋三大间，牛一头，欠地主大洋约三十元。每年收稻谷除交租谷外，只能剩余大约三千来斤，入不敷出。生活不足部分，靠母亲、嫂子纺织养殖和哥哥们做长工打短工勉强糊口，遇水旱天灾年，须靠借债度日，生活艰难。

　　1926年家中的一场变故，使年幼的肖学林心中对封建势力埋下仇恨的种子。大嫂生性刁蛮，与家人发生口角后自缢而亡，娘家是大姓家族，向官场告发。肖家受到欺诈，共花费数百大洋才算了结，从此田地出典，负债累累。经过家人多年苦力支撑，勤奋劳作，节衣缩食，才得以恢复。

　　肖学林在家排行最小，从小受到勤劳善良朴素的家教熏陶，加上管教严格，培养成忠厚老实、直爽机敏的个性，深受母亲兄长的喜爱，乳名“小七”。十岁时，母兄出于遇文书不求人，也为将来便于找职业，将他送入初小、高小读书，前后半耕半读时断时续有五年多，后因家贫而辍学。

　　这期间，新文化新思想在永丰逐渐传播开来。在吉安读书的宋大勋、袁佐龙、薛佐唐、钟兆祥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寒暑假在永丰创办“青年书报社”，开办“平民夜校”，建立“恩江学会”，传授革命思想。北伐军占领永丰后，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纷纷建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蓬勃兴起，肖学林积极参与学生会的革命活动，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礼。肖学林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回忆道：“当时流行的宣传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对高利贷，实行减租减息，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我看到左派的言论行动来得非常急（激）烈，但有时偶尔听人说左派就是代表共产党，因他代表了我的希望，我非常高兴与信仰。”

　　肖学林辍学后，回到纂口村，为村里的船主帮工，做些烧饭打杂的事，有时帮助撑船。纂口村位于流经县城的永丰第一大河恩江河下游岸边，顺流而下，经吉水乌江至赣江，上溯可达吉安赣州，下游经南昌九江进入长江。永丰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县，当时既没有公路运输，更不要说铁路运输，大宗货物主要靠水路运输。肖学林在帮工的两年多时间里，随着船的漂流到过一些中小城市，亲身体会到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产生了对旧社会的不满而想另找出路，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

　　大革命失败后，永丰的革命活动转入低潮。1927年11月，袁佐龙受党的委派，回到永丰，重建党组织和工农武装。1928年1月22日，永丰工农革命军攻打县城，在附近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后撤至东固地区，与东固农军合并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开辟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东固农军（后为江西工农红军二、四团）的支持下，1928年6月永丰藤田、石马、沙溪等地举行农民暴动，建立了农民协会，在永丰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1929年2月永丰南部山区掀起了第二次农民暴动的高潮，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30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由闽入赣，占领永丰县城和藤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色区域。肖学林真心向往，曾多次想参加红军，实现其另谋出路的愿望，因年龄太小，家庭的劝止而未能如愿。

　　1930年7月20日，红一军团在从汀州向长沙进军途中，再一次攻占永丰县城，总指挥部驻县城下西坊老油行内。这时，肖学林撑船从吉安回到村里，同刘利修等几个青年组织村苏维埃政府，自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废债等行动。10月初，红二十军在参与主攻并攻下吉安后，顺势攻占永丰县城，随后分兵八江、坑田、潭城等地打土豪筹款子，帮助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地方武装。红二十军于7月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编成，下辖一七二、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等四个团，一七四团的一个连驻扎在纂口村。在红军的指导和支持下，纂口村的革命活动走向正轨，肖学林被任命为土地委员兼赤卫军指导员。

　　1930年11月，红二十军撤离永丰县城，军部驻东固，一七二团驻值夏，一七四团驻藤田，一七三团驻延福。肖学林“基于内心有革命要求，并估计到红军走后土豪定要报复，势已无考虑余地，即星夜随军撤退”。肖学林随一七四团来到藤田，找到永丰县苏维埃政府，参加县苏的工作。这时，蒋介石已调集十余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已确定了“诱敌深入，待其疲惫歼灭之”的战略方针，正向黄陂、小布集结待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1月20日发布紧急通告《动员广大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要求动员群众，支援红军反“围剿”。肖学林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后，随县苏维埃政府撤到君埠。

　　为准备第一次反“围剿”，筹集粮草，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方办事处决定在君埠设立兵站。肖学林由县苏维埃政府介绍，到兵站工作，任文书，正式参加工农红军。

　　刚参加革命时，肖学林对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同绝大多数人一样，以为革命很快会取得成功。肖学林回忆说：“新入伍一切均不懂，就本着积极工作，处处守纪律的态度工作。一九三〇年底我军已将敌人第一次‘围剿’粉碎，当时非常兴奋，幼稚无知的我认为已获得决定意义的胜利，从此革命胜利了，可以到大城市去。”以城市为中心，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不仅是普通红军战士的想法，而且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指导，以城市总暴动夺取政权的苏联模式是中国革命的榜样。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武装起义，1930年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在“速胜”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1931年1月15日，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宁都小布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2月17日成立军委总政治部，3月初成立军委总参谋部，后成立了军委参谋部、经理部、财政部、军医处、政治保卫处、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肖学林调经理部军械处工作。

　　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中，肖学林随战斗部队在前线服务，受到锻炼，军事政治素质得到提高。1931年由军械处何志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张庆成、陈桂林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21岁的肖学林调任中革军委经理部（9月起称总供给部）青年干事兼兵工厂专职党总支书记。兵工厂的厂址位于距离兴国县城约45公里处的官田，故称“官田兵工厂”，内称“中央军委兵工厂”，对外称“中央红军兵工厂”或“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分散安排在“馨香瑶圃”、“文体公祠”、“陈氏祖祠”、“万寿宫”内，都是清一色的青砖瓦顶、油漆粉画、飞檐翘角的古建筑，房子依山傍水，后山突兀，便于防空。兵工厂的原型为兴国东村机械小组。该小组开始只有郑煌德和赵生顺两个铁匠，后逐渐成为修械所、修械处。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首先将各地的主要修械组织迁到官田。先到来的是位于兴国白石的红军修械厂，接着于都平安的江西省修械处、三军团的修械处、东固的养金山修械处、赣县的龙头修械处，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修械组织也先后迁到。合并后，管理人员和工人增加到了250来人。工具也多了20倍：200多把锉刀，100多把老虎钳子，4座打铁炉，是中央苏区最大的兵工厂。

　　作为专职党总支书记，肖学林主要工作是教育工人“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了解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通过不同的方式，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水平，改善工人的生活；加强对工会与共青团的领导，开展劳动竞赛。1932年9月1日至11月1日，中央兵工厂和中央印刷厂开展了以“增加生产、节约材料和参战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激发了工人的极大劳动热情，生产量迅速提高，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根据兵工厂第一任厂长吴汉杰回忆录记载，在兴国官田时，修配了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两门、机关枪2000多挺，翻造子弹40多万发，制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当年兵工厂生产的弹药、修配的枪支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肖学林是官田兵工厂初创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红军兵工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肖学林调任中革军委总兵站工作，先后担任会计、文书科长兼党总支书记。总兵站负责领导中央苏区所有后方军事机关、医院和工厂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其任务的繁重、客观条件的困难，是一般没有参加过当时斗争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在农村的落后条件下，在不稳定的、没有后方的战斗情况中，全靠军队自行筹粮、筹款，自己建立小型的被服厂、制药厂、兵工厂，依靠人力和畜力组织长途的前运后送，一手做地方居民工作，一手做直接支援战争的工作，这是一件十分繁重而困难的任务。”这一时期，总兵站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连接的兵站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各次进攻战役和反“围剿”战役的人、财、物运输和供应，肖学林在工作中进一步得到锻炼。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由于长征的决策匆忙而机密，只有领导者少数人知道，肖学林当时并不知道是长征，心里非常高兴，认为是大举反攻了，从此可以打土豪，有盐吃了，生活会更好起来。

　　由于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长征初期红军处于不利地位。12月1日，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锐减至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与此同时，中央红军进行黎平整编，组建军委纵队；重组军委总参五个局；撤销中央红军教导师；成立“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将干部团、保卫团编成独立的作战部队，军委纵队直辖；撤销红八军团；取消中革军委总兵站等。因部队锐减，肖学林由总兵站科长改为科员，黎平整编后，改任总参第四局队列科科员。肖学林对工作的变动毫无怨言，所担心的是怕患病掉队或负伤寄放在老百姓家里而离开部队。

　　长征以艰苦卓绝著称于世，长征后勤尤其艰苦。大部队离开根据地，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转战，一路上军情紧急，行军路线盘桓往复，千回百转，庞大的队伍、繁复的作战、大量的伤亡以及难以生存的恶劣自然条件等等，保障部队“打”、“走”、“吃”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凶险，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无论物资筹措任务多么艰巨，肖学林等后勤保障人员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民族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坚信这个事业必定胜利，并为了胜利，尽最大的力量、以最大的牺牲去完成任务。

　　到达陕北后，肖学林积极要求，被批准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毕业后担任总参第四局队列科科长、人事科科长（一年后兼代理第四局局长），总政治部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等职务。由于受到正规教育，政治理论素质大大提高，工作积极负责，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一次欢送张云逸外出工作的餐桌上，受到毛泽东和张云逸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