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万马军中,曾有一传奇的哑巴兵,他就在刘辉山的警备部队里。他是戎马一生、终老军旅,既没有亲人、没有成家的普通一兵。人们只知其聋哑,不知其姓名,但他却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北京卫戍区几任领导的特殊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哑巴自从四川大渡河一带入伍,就一直跟着国家政治保卫大队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从延安开始又一直跟随刘辉山到西柏坡、到北京。他从背行军锅到喂马、挑水、烧火,再到看管果园等所做的工作,都得到刘辉山等领导的支持和关爱,在几十年血与火的考验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1972年5月8日晚上,哑巴病重。5月9日病情还没有稳定,警卫师政治部有关领导打算为哑巴准备后事,就安排组织科的同志准备悼词。由于没有哑巴的资料,组织科的同志于当天下午,专程到已经离休的刘辉山家里,了解哑巴一生的情况。刘辉山和他的夫人林福贤听说哑巴病重了,感到十分吃惊。刘辉山坐在沙发上,表情沉重地讲起了这位特殊战友的一些经历。
他说:“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四川大渡河一带时,准备过夹金山,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三队的战士为了找个熟悉地形的向导引路,历经艰辛,才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脸黑、长着麻子的人,他还不说话。当时那几个战士也挺横的,见哑巴不说话,以为是装的,怀疑他是特务,便把他带上了。”这时,林福贤在一旁笑着说:“说得好是带,说得不好是抓。”的确是这样,根据有关资料反映,红军战士见哑巴手里拿着斧头,腰间系了一捆绳,力气又大,就把他绑回政治保卫大队。
刘辉山继续说:“但经过几天的观察,不像是特务,而是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本打算放他回家,银圆和干粮都给他准备好了,但他又死活不回去,非要跟红军走。他比画着告诉红军,这儿有军装穿,还给饭吃。当时,李克农、王首道、邓发、吴烈他们就把他留下,编入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三队炊事班当炊事员。哑巴就是这样戏剧性被带上长征路,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征路上,他负责背行军锅、担炊具。当时的行军锅也有20来斤,加上炊具,大概50公斤的担子,一天到晚都是行军,有时还急行军,当挑夫可不是个轻松的活。”
刘辉山非常钦佩哑巴的革命精神。他说:“刚开始时,应该说哑巴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简单与纯朴,但他就是命大,长征中过草地时,死了那么多人,他背着行军锅,不仅安然无恙,还帮助过不少战友,甚至救过几个战友的命,这也是个奇迹啊。后来,我就到了中央警备团,先是当营长,后来当团长,再后来又成了公安警卫师师长,我一直都跟哑巴在一起。虽然哑巴脾气不是太好,但他对工作上的事从不打折扣,历来都是任劳任怨。”
组织科的同志临走时,刘辉山和林福贤一再嘱咐说:“一定要转告田师长(警卫师田占魁)和张政委(警卫师张永华),要把哑巴的后事办好,他是做出了贡献的。”组织科的同志说:“请首长和阿姨放心,我一定转达到。”两天后,哑巴的心脏病竟然奇迹般好转了。
刘辉山关怀哑巴的故事颇多,也很感人,从一些故事中,折射出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
1945年8月,哑巴所在的第二营第五连被抽调去前线,哑巴因年龄大被留下,但他死活不愿离开五连,一连好几天闹情绪。这时,刘辉山已升任中央警备团团长,留在延安担任保卫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任务。他专门找到哑巴,拍了拍他的肩膀,伸出大拇指。哑巴瞪了一眼,伸出小指头。但刘辉山没有生气,他继续朝哑巴伸了大拇指,表扬哑巴好样的,有集体荣誉感。有一次,前委机关和毛泽东到达王家湾一个山沟,山头那边就是刘戡的搜索部队,还能听到敌人的叫喊声。这时,刘辉山指示谢副官带着哑巴等人抵近监视敌军动向,获得情报后交哑巴送到他手中。哑巴还完成了刘辉山交给的用绳子结成网套套在牲口上的任务,使牲口发不出响声,避免了被敌人发现。1948年中秋节的中午,中央警备团团部在石家庄市郊的东里村会餐,这是由刘辉山决定的。菜上好桌后,刘辉山挥着手说:“大家上桌!”“这次吃大灶,大家敞开肚皮吃。”可是100多名战士喝了特务下毒药的肉汤中毒了,全部上吐下泻,在地上趴了一大片。刘辉山吃中灶没事,就一边指挥大家吐,一边指示哑巴赶紧挑一担水来,给每个中毒战士灌水,使战士们化险为夷。事后,刘辉山说:“幸亏砒霜在肉汤里稀释了,否则,百十号人命就得栽在狗特务手上了。”毛泽东告诉刘辉山:“这是教训,以后过节不准会餐,要吃平时吃。”1949年11月,中央警备团扩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刘辉山任师长。哑巴在师部机关炊事班,有一次卫生队给他体检,查出哑巴患上冠心病和高血压,立即报告了刘辉山。刘辉山立即同师里其他领导研究,做出两个决定:一是让哑巴赋闲养病,二是为他联系了到大连荣军院疗养,哑巴却不愿去,他就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哑巴去了大连后,又吵着要回到刘辉山身边,院领导把情况向刘辉山汇报,刘辉山心痛哑巴在大连人生地不熟,又聋又哑,怕他受罪,就说:“也别难为他了,他想回来就让他回来吧!”
回到北京第二天,哑巴径直跑进师长办公室,见到刘辉山就紧紧拥抱,还比画着要回炊事班。刘辉山考虑到哑巴年纪大了,又患病,就示意哑巴别着急,会让他干别的工作。哑巴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朝他伸出大拇指笑着走出办公室。站在旁边的小战士不解地抱怨说:“首长,他算啥东西,也敢在您肩上拍来拍去?”刘辉山往椅子上一靠,吸了口烟,笑着说:“在咱们师,也就哑巴有这个资格。当年在延安,哑巴还拍过朱德总司令的肩膀呢!”
刘辉山始终惦记着哑巴的工作,当天晚上,他召集师领导开会,专门研究给哑巴安排工作的事。最后决定把师部大院西边的荒地开发出来种果树,让哑巴管理。哑巴辛勤劳作,把荒地变成了美丽的果园,全师上下无不挂上笑容。1955年9月,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哑巴看到别人都戴上了军衔,心里又羡慕又着急。此时,师领导已经考虑如何给哑巴授衔定级的事,但哑巴不耐烦,10月初的一天上午,哑巴再次敲响了刘辉山办公室的门。刘辉山对于哑巴要求佩戴军衔,已经听谢科长说过几次了。他对哑巴恭敬有加,虽然知道哑巴不抽烟,还是礼节性地给哑巴让烟。哑巴一脸严肃地挥挥手,双眼盯着刘辉山肩膀上闪闪发亮的少将军衔。片刻,哑巴起身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仔细观看他那颗金星少将肩章,又摸了摸,然后朝他伸出了大拇指。哑巴又指了指自己,叹了一口气,伸出了小指头。刘辉山这时很理解哑巴的心情,哑巴同志毕竟也是跟随着警卫部队出生入死多年,保卫着党中央,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理应授军衔。他指了指哑巴的肩膀,然后拿起一副肩牌,放在哑巴的肩上比画,示意也要给他授军衔。哑巴伸出双手,从一数到九,伸出小指头,示意自己干得不行,是最后一名。
刘辉山召集师领导研究哑巴的军衔问题,他开门见山地说:“既然现在已经实行军衔制了,我们就应该给哑巴一个明确的身份,他独身一人,又聋又哑,我们总不能让他回四川老家啊!部队就是他的家,他为师里、为革命做出了贡献,我们师就得管他一辈子。”他的一席话,博得了与会的各位师常委一致拥护。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先评个排级,确保他今后的生活有基本保障。师党委形成决议后,即刻上报总政治部。1955年11月上旬,哑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排级少尉军官。
1956年3月,刘辉山安排谢兴凯带着哑巴赴四川大渡河一带寻找亲人未果,他深感遗憾。后来又让谢兴凯联系海淀区聋哑学校,但哑巴无法学习下去。刘辉山发动大家帮哑巴找对象,见一个吹一个,没给他说成一个媳妇。后来哑巴年老体弱,刘辉山就安排他做点师部大院的卫生工作。
刘辉山关心照顾哑巴的事迹,形成了警卫师的一个优良传统。他升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后,他的后几任警卫师长都传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使得哑巴晚年生活无忧。1972年6月,哑巴心脏病越来越严重时,师领导没有忘记老师长刘辉山的嘱托,给他在师267医院开了房间,让他住在医院疗养。后来哑巴患了老年痴呆症,师领导又给他安排了医疗护理小组照顾他的生活。还给他买了彩电、冰箱,过着优裕的生活。1981年5月,哑巴按副师级待遇离休。1983年6月14日,也就是刘辉山逝世不到一个月后,哑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师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悼词基本内容就是由刘辉山生前那次提供的资料。
刘辉山30多年警卫生涯积劳成疾,于1964年6月因病离职休养。1983年初春,他住进了北京301医院,病情无法好转,甚至要用吸痰器吸痰。5月23日晚上,由于301医院供电没有增容,只有一条供电线路,突然停电,吸痰器无法工作,他一口痰没上来,一颗解放军警卫部队中的巨星悄然陨落。
刘辉山的爱人林福贤很坚强,晚年腿不好,不能出远门,想出去看看亲戚朋友都出去不了,回永丰探亲就更困难了。2009年,林福贤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辞世。
据《红色后代的苏联印记》一书中记载,刘辉山的女儿刘霞,儿子刘维明于20世纪40年代,同许多著名革命者后代,从延安出发,赴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1998年5月中旬,姐弟俩同50多位曾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的同学,前往母校参观访问。这些人被称作“中国伊万诺沃人”,刘维明代表“中国伊万诺沃人”在母校的留言簿上留下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的留言。刘霞也在留言簿上签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和俄语名“多拉”。
刘辉山的警卫工作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信任,让党中央、毛泽东和全国人民放心,他对党、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无限忠诚。1955年授衔,正军职基本军衔是少将,而刘辉山在正师职主官岗位上却被破例授予少将军衔。毛泽东说,这是对警卫部队的特殊奖赏。1960年5月10日,刘辉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师师长,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辉山的革命功绩和非凡风采,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卫史册。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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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和)
§§第七章 敢教日月换新天——记原中央军委防化学兵政治委员肖学林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