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英杰

第三节 实事求是的保卫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从延安抽调汤光恢等一大批骨干力量充实新四军的领导队伍，汤光恢奉命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协同组织部长李子芳健全新四军干部队伍，组织部下设组织科、干部科、调查统计科、青年科，汤光恢还兼任调查统计科科长一职。1938年1月6日，汤光恢一行30多人从延安经西安、汉口抵达南昌，入住三眼井高升巷（现友竹巷）一号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军部驻后院大楼，而前院则是国民党的机构，昔日的对头共处一屋，其状况可想而知。另外，在军部周边，遍布着国民党的特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汤光恢和新四军军部的战友们以抗日为重，积极开展工作。他们每天都要接待来自闽浙赣边、赣粤边等游击区的人员，听取汇报。为了加快部队整编的进程，新四军领导还深入到各地进行具体指导。汤光恢一到南昌便与副军长项英一起，跋山涉水赴莲花县游击区，与其负责人谭余保、刘培善等人一起研究游击队集中及下山后根据地的善后问题。紧接着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赣南地区，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积极参军抗日。在新四军军部卓有成效的工作下，一股股抗日的洪流被汇集成一支铁的新四军。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在完成了组建任务后，离开南昌奔赴抗日前线。不久，新四军军法处成立，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兼任军法处处长，汤光恢出任副处长，主持工作，后升任军法处处长，下辖军纪科、审判科、执行科、典狱、执行队五个科级单位。汤光恢实事求是，执法森严，军纪严明，在他的督导下，新四军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纪律严明的抗日武装。新四军保卫部与军法处合并办公后，汤光恢出任保卫部部长。

　　新四军组建初期，部队逃亡现象不断发生。因此，防止逃亡，巩固部队，成为当时锄奸工作的紧迫任务。汤光恢认为，搞锄奸工作的人，头脑要冷静，要学会科学地分析问题，对逃跑要作具体分析，既不可右倾麻痹大意，又不能草木皆兵。汤光恢根据逃亡的原因和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

　　新四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这是组成新四军的主要部分；二是从延安抽调来的干部，其中有“抗大”、“陕公”的，有中央直属机关和八路军抽调的，有袁国平带来的原红一、二、四方面军部分干部和抗大分校的学生；三是上海、浙江等地的青年学生，他们抗日热情很高，原打算去延安，地方党组织动员他们到新四军，先编入教导队学习，然后分配到军部及各支队以下单位工作。这几部分人，经历不同，受的教育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思想觉悟也就不一样。

　　红军游击队下山前，过的是流动的游击生活，整编前又都曾经突击扩军，加入了许多新战士，没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教育，特别是基层干部，大多是半文盲，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脑袋一时就拐不过弯来。有的同志对戴国民党帽徽就很反感，气得把帽子摔在地上。有的基层干部公开说“项英变了，新四军不是革命的了，要革命还是上山打游击去”，带着整班、整排的战士脱离队伍。针对这种情况，汤光恢不是采取简单的方法，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捉拿归队，处罚了事，而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脱离队伍的同志愉快地、自觉地归队。

　　从延安抽调来的同志，有的曾担任过师、团干部，个别的还担任过军级干部，他们到新四军后，职务安排比原来低一些，大多数能从大局出发，以党的事业为重。有少数人不满，背后讲怪话，说新四军只重视游击队的人，极少数人控制不住自己，甚至带枪离开。按照军法规定，带枪逃跑是要被枪毙的。汤光恢在严肃军纪的同时，注重调整干部政策，一视同仁，以后未发生这种事情。

　　从城市来的青年学生，大多数爱国抗日，能向老红军学习，不怕艰苦。少数随大流到部队的人，就吃不了苦，思想波动很大。汤光恢认为，这些人离队是很自然的，并不是敌人瓦解造成的。对这些人应当通过思想教育来提高认识，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后来随着部队思想工作的不断加强，这类逃亡很少发生。

　　锄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叛徒和内奸。新四军整编后，部队可以通过军邮进行通讯。军部机要科一个机要员，江西上饶人，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争，向家里寄出了一封信，几年不通音讯的父母接信后，喜出望外，很快回了信。信中除了诉说思念之情外，还告诉他家中生活很好，要他离开部队，回家找个工作，早日成家。这个机要员接家信后，思想上发生了动摇，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便主动和驻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长官顾祝同）情报部门拉上了关系。敌情报部门如获至宝，一方面对他封官许愿，一方面做他家里的工作，要他提供新四军的绝密情报。当时，为确保重要机密不被泄漏，汤光恢不断向部队进行保密教育，部队指战员的警惕性普遍较高。锄奸部统计科内勤工作发现那个机要员频繁地往家里寄信，引起了怀疑。有一次内勤将他外寄信件拆开检查，信中全是新四军的密电码，叛徒原形毕露。这个案件的破获，解除了新四军特别是首脑机关的严重威胁，项英非常高兴，说锄奸部立了大功。

　　汤光恢非常重视对国民党派遣特务的转化和争取工作。1938年，部队医务人员奇缺，多次要求上海党组织介绍医务人员到新四军工作。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头子张超指示上海特务组织，乘机派遣特务打进新四军。上海特务组织便通过关系，向上海党组织推荐了宝隆医院护士长杨忠（真实身份是特务组长），为了不引起怀疑，同时还推荐了该院临时工胡新武。杨忠到新四军后，被分配在教导总队当医生，为了取得信任，主动工作，事事抢着干，态度和蔼可亲，大家反映很好，党组织决定把他列为建党对象培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党组织正式发展他入党。一天，指导员找他谈话，准备发展他为中共党员，并严肃地说道：“参加共产党是一个革命者在政治上对革命坚定性的一次飞跃，每一个要求入党的人，必须对党忠诚老实，要向党交心，把过去的一切向党交代清楚，好事、坏事，就是杀了人，只要入党前交代清楚了就没事了。如果隐瞒不交代，入党后被查出来，就要执行铁的纪律。你好好回忆一下，准备好了再找我谈。”杨忠听后惊出了一身冷汗，思想斗争很激烈。回顾到新四军后的所见所闻，杨忠感到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是为国为民的，国民党黑暗腐败，不得人心，他决定弃暗投明，向党老实交代一切，真正参加共产党。第三天，杨忠鼓起勇气，向指导员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指导员不敢怠慢，逐级上报到军部。项英把李一氓和汤光恢找去，一同做了研究，指定由汤光恢负责处理这个案子。汤光恢对杨忠的情况作了全面分析，他到新四军后，没有什么破坏活动，各方面表现一直很好。这次，他被党的抗战政策和新四军的实际行动所感动，主动交代，可见他不是死心塌地跟国民党的，过去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是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不了解，现在他要真心实意跟共产党走，我们不能拒之门外，这也符合党的灵活机动的锄奸政策。把杨忠这样觉悟了的敌人争取过来，可以为我们服务，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汤光恢将自己的意见向项英做了汇报，并请示是否可以接收这人入党。项英指示，可以允许杨忠入党，叫作特别党员，直接和你联系。汤光恢向杨忠传达了这一决定，并交代他，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继续和特务组织保持联系，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杨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跟党走的诺言，重要情报及时向党报告，对新四军锄奸工作做出了贡献。一天，杨忠急忙赶到军部，向汤光恢报告说：“张超要我介绍五个人到新四军工作，这些人都是特务，怎么办？”汤光恢毫不犹豫地答复：“让他们来吧！”几天后，杨忠领着五人来，汤光恢将他们分别安排到五个连队，同时指示指导员，监视他们的行动，加强对他们的争取教育。这五个特务来不及进行破坏活动，就被强大的政治攻势征服了，一一交代了自己的特务身份，愿意重新做人。皖南事变后，杨忠被俘关入上饶集中营，在上饶集中营的暴动中逃了出来，历尽艰苦找到军部，军部认真审查了他在集中营的表现，未发现他有什么对不起党的言行，重新分配他的工作。解放初期转地方工作，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肃反时，因历史问题被抓起来审查，经过组织证明才平了反。“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抓了起来，外调人员问汤光恢：“杨忠是宝隆医院的特务组长，你知道吗？”汤光恢回答：“他入党前主动作了全部交代，我们通过上海党核实一致，他对党是忠诚老实的，且有立功表现，按照当时的政策，是允许入党的。”并如实出具了证明。

　　在锄奸工作中，汤光恢重证据，如人证、物证、破坏的事证，轻口供，尤其反对刑讯逼供，坚持实事求是，防止扩大化。1941年，新四军一师吸收了上百个上海青年和学生，这些青年因环境的改变，或因生活的艰苦，有的逃跑，有的说怪话，使人产生怀疑。一旅锄奸科在审问一逃跑的青年时，动刑逼供，这个青年在严刑之下，说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叫“真理团”的组织。有一女青年，共产党员，怕受皮肉之苦，你要什么就供什么，说上海共产主义真理团是托派组织，头头就是王兴华。王兴华立即被逮捕，真理团也被定性为托派特务组织。王兴华开始坚决不承认，但在反复的严刑逼供下，他屈服了，随口供出在上海参加真理团的有上千人，来新四军的都参加了真理团。一口气抓了这么多特务，破了一个“大案子”，一旅锄奸科的同志兴高采烈，正积极准备材料上报。一师锄奸部长周林（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委书记）得知后，感到问题重大，立即到军部向汤光恢做了汇报。他俩一起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真理团是托派特务组织，证据不充分，真理团既然在上海是公开的，为什么不通过上海党组织查实一下。如果你逼他供我们就信，是会冤枉好人的，这对抗日是不利的。统一意见后，他们立即向军首长做了报告，指示一旅，停止审讯，并将四个主要嫌疑犯送交军部。军部决定由汤光恢审问“真理团”头头王兴华。开始，王兴华不敢翻供，汤光恢反复讲明党的锄奸政策，要他抛弃顾虑，说出实情。在汤光恢的真情感召下，王兴华突然哭了，把真实情况详细讲了出来，并把衣服一脱，露出了满身伤痕。不久，上海党组织送来了王兴华等人的材料，证实他是一名思想激进的爱国青年，认识上还比较幼稚。同时还证实在被抓的人中，有夫妇两人确系国民党特务。军部立即决定解除对上海青年学生的审查，并妥善作了安排。根据本人意愿，可以回上海，也可继续留在部队工作。考虑到王兴华在审查时受了不少委屈，汤光恢动员他回上海，但他坚决不肯离开部队。为了让他有一个新的人际环境，心情舒畅地工作，汤光恢将他从一师调到三师，并特别叮嘱三师锄奸部要对他关心、爱护、帮助。日本投降后，王兴华随三师到东北，加入了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肃反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因“真理团”的问题两次被隔离审查，汤光恢都如实出具了证明，得以恢复工作。1990年，王兴华得知汤光恢在南昌，从北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汤光恢三次救了他的命，他的后40年的生命是汤光恢给的。

　　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由饶漱石接任新四军政委。饶潄石他对部队工作不熟悉，看问题又有点主观，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锄奸工作指导上，总想借破案来提高威信。有一次，江南茅山抗日根据地电台坏了，和党失去了联系。根据地负责人很着急，匆忙派人找新四军接头，临行只交给来人一张亲笔条子，其他什么都没有交代。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淮南黄花塘。这个同志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军部，将条子交给接待的同志。饶漱石认为不符合联系方法，对茅山来人产生了怀疑，并对参谋长说，这个人是特务，是冒充茅山地区来联系的。指示汤光恢严加审讯。从审问情况看，来人饱经风霜，言谈朴实，几年前就参加了共产党，但联系方法不对头，条子真假难辨，真实身份一时难以弄清楚。为对党对来人负责，汤光恢把审讯情况向饶漱石做了汇报，并建议通过地下党调查弄清楚。饶漱石有点不高兴：不能随便相信他的话！你不用刑，他能说真话？直接指使典狱长用子弹夹手指，严刑逼供。茅山来人确实好样的，不管用什么刑，始终坚持原来的交代。汤光恢再次提出，先拘留审查，同时派人和茅山联系，弄清真伪。饶漱石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不久，去茅山调查的人回来了，证实此人确实是当地派来联系的。汤光恢立即找茅山来的同志谈话，要他正确对待这次审查，并妥善安排他养伤。

　　为指导新四军锄奸工作，汤光恢认真总结经验，先后撰写了《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和《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他的这两篇文章，成为新四军除奸的重要政策依据，为巩固抗日游击区，避免误杀扩大化，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