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英杰

第二节 革命熔炉铸就忠诚卫士

　　1905年8月，周兴出生在永丰县恩江镇涂家巷（今宋家圈32号）的一个做爆竹为生的家庭。周兴并不姓周，他祖籍是坑田镇罗珠村，姓刘，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刘旧邦。周兴的7个子女也都姓刘，而没有姓周。周兴父母没念过书，迁入恩江镇居住后，靠制作爆竹为生，全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父母省吃俭用也要供周兴上学。周兴8岁入学，白天去上私塾，晚上在油灯下帮父母做爆竹，12岁入县立师范小学堂读书，成绩优秀，老实善良，文静谦恭，对人彬彬有礼，被称为“小小相公”。就读3年毕业后，无力继续深造，就到一家染布店去当学徒。这一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永丰，县城里的进步青年纷纷响应，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周兴也投身到这个热潮中去。后来又参加了由他的同学宋大勋、袁佐龙创办的进步组织——恩江学会，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理论。为了表明对民主运动的决心，他改名叫刘维新。周兴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时，为了保护老家父母的安全而改的化名。

　　1925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晚上，经袁佐龙、黄欧东介绍，周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刚入党的周兴，满怀激情，活跃在永丰县城的一批店员和教职员工当中。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反军阀、反洋货、反鸦片。宣传资料是他的同学从上海、武汉、南昌等地捎来的。周兴冒着危险，不辞辛苦，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小油灯下，把这些秘密的资料一份一份地转抄，然后分发出去。北伐战争开始后，周兴大力宣传北伐的意义，并和其他党员一起，公开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政策。

　　1927年3月7日，县城发生了国民党右派围攻、吊打、拘捕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的“三七事变”。周兴、薛佐唐、黄欧东等几位共产党员遭到毒打，头戴高帽，被强行拉去河湾街、直街和下西坊游街，然后被关入监狱。后来在城里城外的工人、农民、学生等强大的群众压力下，反动派将周兴他们几个人无罪释放。这次事变后，周兴在县城变得赫赫有名。后来，周兴他们被迫转入地下，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发动贫苦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活动。

　　1927年6月，周兴从折桂山区出发，只身去南昌打听革命消息，几经周折，找到袁佐龙，被介绍到朱德领导的南昌市公安局教导团三营去当兵。8月1日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22岁的周兴和其他战士一起，把红旗插上了南昌城头。8月5日，起义部队从南昌撤退后，周兴根据永丰县地下党的指示，秘密回到永丰。这时，县城被国民党反动势力严密控制，下令通缉周兴等共产党员。党组织立即派周兴回到折桂山区开展游击斗争。折桂山区位于永丰和吉水两县的结合部，山高林密，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之前，周兴已在这个地区活动了半年多，帮助这里建立了农民协会，是他在老家闹革命的根据地。周兴从南昌一回来，就根据党的指示，拉起了一支游击队。不久，周兴担任折桂区委委员兼游击队负责人之一。在贫穷落后的山区发动群众，打土豪、惩恶绅，同县城的反动势力相抗衡，这一经历为以后在陕甘宁边区指导开展游击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周兴于1947年6月著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一文，详细阐述了游击战争的主要方法。

　　周兴在折桂山区打游击有一段恋情。当年游击队部驻扎在一个富农家的西屋，偶然结识了富农家的童养媳——一个十八九岁的漂亮农村妇女。有一天傍晚，周兴开会在返回部队的路上，巧遇这个小媳妇背着一大捆柴跌倒在水沟里，周兴立即把满身泥浆的她背回富农家，使她很感动。原来这个小媳妇叫许荣花，丈夫得肺痨病去世，她就成了富农家的寡妇兼长工。周兴教她识字，她帮周兴等游击队员煮饭、补衣、打草鞋，一来二往，两人逐渐建立了感情。许荣花在周兴的引导下，当了游击队的情报员，曾两次向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游击队避免了县自卫队的清剿，周兴说她是救命恩人。周兴调离折桂山区时与许荣花依依惜别后，从此就再没有见过她。1955年，周兴回到永丰，专门布置公安机关去打听许荣花的下落，却始终没有结果。倒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云南昆明街头曾出现过一份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周兴所谓两条“罪状”，其中一条说“周兴在折桂山区打游击时，丧失立场，与富农女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好心人问是否属实，周兴笑答：“说我和富农家的儿媳妇的关系，那完全是正当的恋爱关系，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初恋。”

　　1930年10月，红一军团胜利攻占吉安，在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组织决定立即从红军和游击队的领导骨干中选调一批优秀干部到省政府工作，周兴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折桂游击队被调到省苏维埃政府工作的。省政府设立了一个重要部门——省肃反委员会，专门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中央从红一军团调秘书处处长李韶九担任省肃反委员会主任。周兴则担任省肃反委员会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开始了自己的保卫生涯，从此，成为党的一名忠诚的保卫战士，直到1958年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止，他从事公安保卫工作达29年。

　　党性端正的他继续受到组织信任，先后担任省肃反委员会侦察部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肃反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34年10月，周兴随中央红军长征，先后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保卫局特派员、中央军委干部团特派员等职，任职特派员相当于师级干部，负责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周兴经常跟在中央军委纵队后面做警卫工作。同时，还要搜集情报，审查干部，抓捕逃兵，保护好“三老”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的安全，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在著名的遵义会议期间，周兴奉命担任会议外围的警卫工作，率领警卫连战士连续击退土匪三次进犯，捕获2名国民党特务，保证了会议的绝对安全，受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表扬，说他们为保卫遵义会议立了一功。

　　红军强渡金沙江，到达皎平渡附近的一个叫柯渡镇的地方，周兴以中央军委干部团特派员的身份下到干部团三连检查，当时汪东兴任干部团三连指导员，保卫工作做得细致、周到，引起周兴的重视。强渡金沙江时，三连处于重要作战位置，周兴特地到现场检查，布置控制对岸敌人的火力点。同时，周兴一面布置警卫，确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首长的安全，一面派人去打探敌情。在审讯几个俘虏中发现，皎平渡两岸敌人兵力空虚，中央军委领导听取汇报后，当机立断，确定以皎平渡为中央红军渡江的突破口，抢渡金沙江。

　　1935年8月，红军进入四川以后，年仅30岁的周兴由于过度劳累和长期营养不良，患了肺病。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他突然发高烧、吐血，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叫战士用担架抬着周兴走，周兴几次昏迷不醒。一天，董必武、徐特立二老来到周兴的床前看望，送来了十分珍贵的羊腿，吩咐炊事员给周兴熬羊肉汤喝，周兴感动得落了泪。在途中，有位好心的战友曾劝他留下来，到老百姓家养好病再走，他拒绝说：“我不能留下来连累乡亲。再说，我是红军的人，离开了红军，活着还有什么用？”就这样，周兴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过六盘山的时候，病情逐渐好转，身体稍有康复，他便毅然抛掉担架，拄着一根棍子，跟随部队继续前进，一步一步走到了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