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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说“罪己诏”

　　王学泰

　　自“苏东波”以来，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因《历史的终结》一书颇为大陆学者诟病。最近出版的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似又有获大陆学者好感的势头。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人类生活中“成功的政治秩序”在于国家、法治和负责任政府三者的均衡。书以“中国第一”开篇，他“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探询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福山认为“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说，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这个论断让一些人开心了一阵子。

　　讲国家机器，以古代中国为例还是有眼光的。人类文明史中，华夏民族不是第一个创建国家的族群，但四千多年的华夏民族文明史中，统治者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不停变换，但国家从没有中断过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悠久的国家史中，我们所采取的是君主制，后来发展为皇权专制，一以贯之，长达数千年，直到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共和”为止。这个国家机器不仅年头长、不曾中断，而且权出一孔，所有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从个人财产到精神层面都要管，形成皇帝个人的独裁专制。

　　这个独裁专制是刚性的、无孔不入的；然而，或在制度的形成之初，或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统治者有意无意为这个制度设置了一些弹性机制，使它没有一“刚”到底，在枝节问题上还有些回旋余地。例如“选贤任能”机制（先是察举，后是科举），“言官”制度，“皇恩大赦”以及本篇要谈的皇帝下“罪己诏”制度等等都是，大约这也是中国皇权专制能够绵延久长的原因之一吧！

　　1.君、亲、师

　　古代欧洲也有君主制，他们的“君主制”很平实，在那里政治统治是与神的感召分开的（古希腊时代也有过一段人神不分，国王、祭司一体的时期，但基督教传入欧洲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圣经》中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君主与神灵是两股道跑的车，这个主张把神权信仰与世俗统治分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君主制的帝自其产生就是带着一股“神气儿”来的。基督教中是上帝造人，并且创造了乐土伊甸园和宇宙万物。而我们华夏民族是帝王造人、是帝王创造万物，女娲不是“三皇”之一吗？用火是燧人氏发明的，住房是有巢氏，农业、治病是神农氏发明的，舟车是轩辕黄帝，养蚕缫丝制衣是他的妻子嫘祖……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万事万物几乎都是“圣王”或与“圣王”有关的人物创造或发明的。君主像上帝一样在创造着人类与宇宙万物，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人们是把他们看作半人半神的人物顶礼膜拜的。“君”如果成了天下的共主，就有了天子的别名。“天”等于是西方的上帝，上帝的儿子是人间的帝王，自然有“神”的地位、权力与职责。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们觉得统治者权力太大了，无处不管，可是在他们看来这是责任！老百姓好像是迷途的羔羊，就得仰赖统治者操心费力，把他们（或者说“我们”）管得（或说“放牧”）好一些，春秋时期晋国的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管的目的还是使芸芸众生不要迷失了本性。

　　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君王有两个身份：一、他是天的儿子，这就确定了“君”与“神”的关系。二、“君”还是人民的“父亲”。这层关系怎么来的？上古的中国是“宗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像摊煎饼一样逐渐发展来的，其核心都有切近的血缘关系，越往外越远。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所说的“差序格局”。秦代以前在上位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大多都有点血缘联系。特别是周朝确立了“宗法制度”，这种联系规范化了、制度化了。因此，老百姓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天子不仅是君主而且是君父。既然是父亲，孩子们的一切包括喜怒哀乐、一颦一笑都在关注之内。父亲对儿子是不兴讲权利义务的，如果儿子贸然向老爸主张权利，传统的老爹会勃然大怒的。“小子！自你生下来，老子什么没有为你想到？进托儿所，上幼儿园，选择好的学校，待大学毕业了，还要想着为你买房子，娶媳妇，生孩子。”父亲是把孩子的“权利”（或说权益）视作自己的义务的。这种若有若无的血缘关系模糊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既然是“君父”了，子民还要什么权利？如果说这在国家的初始阶段，小国寡民，一国之中，皆属熟人社会，血缘亲情多少还有些作用（像周初建国时的古公亶父）。当人口多了，地域广了，“什么血浓于水”之类，不过就是口头禅、应酬语罢了。《诗经·伐木》是讲周天子宴请诸侯的，诗人代表天子对下属的诸侯、卿大夫称“诸父”（同姓）、“诸舅”（异姓），非常亲切，但矛盾来了，征讨杀伐还不是依旧？秦始皇之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血缘联系已经消失了，但统治者还把老百姓称为甚至视为“子民”，老百姓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是“子民”，其实这只是给冷冰冰的国家机器上增加了些脉脉温情罢了。这种意识至今仍有余响。

　　柏杨先生的杂文中常常戏称国民党警察为“三作牌”，就是因为台湾警局门前过去曾立有“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的牌子，这正是古老的统治意识的遗留，也是当年国民党对它的干部的期待。要让干部牢牢记住你是老百姓的“君”，又是老百姓的家长，还要当好老百姓的导师。当然，这除了暴露当年的国民党领袖头脑冬烘、没有时代感之外，唯一的作用是给老百姓留下一个噱头。我1993年到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当我住下之后，办会人员拉着我到派出所去办临时户口，面对警察，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三作牌”。“三作”是传统君主制遗风，代表了专制与集权的统一，“上帝、恺撒”之说则反映了欧洲君主制是专制与分权并存的。

　　2.商汤的故事

　　小时候，念历史就知道尧舜禹汤等人的名字。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一本郑振铎的《汤祷篇》，后来郑先生是我所供职单位（社科院文学所）的第一任老所长，这本小册子我也感到亲切起来。郑先生早年著作中常常把古代难解的历史故事、文学故事化为通俗文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拥有许多青年读者。这本书里收了《汤祷篇》等五个故事。商汤是放逐夏桀、以商代夏的圣王，可是灭夏之后发生了大旱，一连七年没有下雨，他在桑林祈祷求雨。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枥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

　　（《吕氏春秋·顺民》）

　　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诗云：“上下奠瘗，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说苑》卷一）

　　旱象的可怖，对于一个以农牧为主业的原始国家是关系着生死存亡的。君主既是“天子”，您得向老天汇报一下吧！

　　这个故事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从原始思维角度推想，大旱是因为上天发怒，要消除老天的愤怒就要祭祀，也就是用贿赂的办法使其消气。祭祀的用物，首先是“玉帛子女”，这些在古代社会中被视为流动资产中的大宗财物。奉献“子女”就是人祭。这种人祭在殷商很普遍的，不仅甲骨文中有记载，考古发掘也有许多实证，安阳殷墟发掘中证明了隆重的祭祀都要用人作祭品，人祭最多的是小屯乙组第7号宫殿址，一次就用了585人。二是向上天作检讨、认罪。《吕氏春秋》记载，汤一个人把罪过都延揽过来，没有推三阻四，更没有诿过他人，或归咎于客观。《说苑》还记载了汤检查的细目，他总结了六条，大概的意思是“政治行为没章法”、“行事极端招人恨”、“贪污贿赂公开化”、“拍马告密成风气”、“楼堂馆所滥营造”、“女宠宦官干朝政”。这些都是古代政治中易犯的毛病，他问苍天，是不是自己也犯了这类错误？

　　《吕氏春秋》记载最令人震撼，汤要把自己当作人牲，乞求老天降雨。“翦（同剪）其发，枥（木制刑具，类似拶子）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这位与尧舜并列的“圣君”把自己弄成罪犯的模样（剪发为髡刑，是古代五刑之一）走上献祭台、准备点火，老百姓没有挽留、也没有感动得涕泗横流，更没有颂扬，而是“甚说”，很高兴。这差事本来就是汤应该做的，别人还没资格干。如果汤不愿意，民众也许会强迫他做。《汤祷篇》中就讲到：“希腊古代神话里，曾有一个可怖的传说，Athamas作了Achai地方的国王，古代的Achai人在饥荒或瘟疫时，常要在Laphystius山的高处，把国王作为牺牲，祭献给zeus。”神话中的许多情节与思想意识是上古现实生活的遗留，中外相去不远。

　　春秋战国时期，君主权力膨胀，人们看到的只是君王作威作福，很难想象他们的责任了。因此众多谈到汤祈雨故事的典籍中只有《吕氏春秋》中明确记载了汤作为献祭的人牲并被推上祭坛，这还有点上古遗意，那时权力职责是统一的。到了汉代，对此已经不能理解，于是，献祭的不是汤本人了，而是他派出的代表，祷文中也没有了“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的大包大揽了，只是罗列些君王易犯错误条款，而且是以“问”的方式祈告上苍，言不由衷，有些像后世皇帝的罪己诏了。此时，权力与职责分家了，君王只是运用权力不再承担责任了。上天示警还被重视，但惩罚却可以移之于宰相了。这种思想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吕氏春秋》中记载：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

　　故事发生宋景公三十七年（前480）。荧惑指火星，平常游移不定，被认为是战乱的象征；心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属东方苍龙，其中有三颗星，分别代表了皇帝和皇子。“荧惑在心”预示君主不祥，而宋地又在心宿分野，因此，职掌星象的官员子韦认为必有“天罚”降临到宋景公头上。不过他提出可以禳解，把惩罚转移到宰相头上，宋景公说宰相担负着治国重任，不可，子韦又提出可以移至于民或气候收成上，宋景公也一一反对。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皆大喜欢，由于宋景公不推诿职责，勇于承担，好人有好报，灾祸禳解了，上天还给他21年的寿数（宋景公在位48年，死于公元前469年，距“荧惑在心”仅11年，“延年二十一岁”云云，分明是骗局）。到了汉代，天有示警，祸“移于宰相”已经成为常态，君主不必问，掌管星象的官员也不必费心禳解了。一有“天变”，宰相自然会引咎辞职。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很少承担责任了。

　　3.闻过、罪己、改过

　　传统政体是君主专权（秦以后是皇权专制），这种前提下的政治学思考如何保障君主执政不出大问题时，儒家总结出三点：闻过、罪己、改过。要求君主应该具备这种品质。

　　《孟子》喜欢拿出榜样叫统治者见贤思齐：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作为君子，闻过则喜是底线，其次是善于接受不同的意见，最好的是主动与人们打成一片，接受人家的长处，把群众的要求变成自己的施政方向。《周易·益》中将此概括为“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传统的政治学认为不怕人主犯错误，就怕他不认错，或者有错不改。子贡有个很好的比喻：“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王最要不得的品质是“处尊位而不闻其过”，更可怕的是闻过而怒。

　　君王一怒，揭示其过错者便倒了大霉。最简便的、也是最轻的就是给批评者戴上一顶“诽谤”的帽子。历来议论人君就是大罪（法律用语是“指斥乘舆”罪），何况“诽谤”！许多君王以此拒谏，何况“诽谤”本身就是一条罪行，是进入了刑律的。秦朝法律中有“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诽谤者诛杀三族，聚众聊天斩首）。刘邦的“约法三章”只是个临时政策，汉初用的仍是秦律，秦法中的“挟书者族”是惠帝时才废止的。汉文帝看到“诽谤罪”给君王“闻过”带来的障碍，于是，釜底抽薪，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公告天下：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史记·孝文本纪》）

　　文帝为政力主宽松、宽仁，像“祝诅上”（诅咒皇帝）这样的罪过，任何朝代都是滔天大罪（《唐律》列为“十恶”之一），他却认为这是“细民之愚”，不必与之计较。目的在于鼓励人们说真话，鼓励有识之士敢于批评朝廷的大政方针。他认识到惩罚所谓的“诽谤妖言”，收获的是万籁无声。朝臣“不敢尽言”，在野的贤达之士也不敢亲近朝廷，人主无由得知政策的得失，更无由闻过，因此，他果断地废除这条律例，收获的是“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后人感慨“诽谤之罪除而后良言进”。

　　汉宣帝时，狱吏路温舒评价文帝“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路所言并非谀辞，文帝一生兢兢业业，临终“遗诏”中还说：“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他觉得自己才智不够，常怕犯错误，有愧于先帝。当皇帝久了，又怕有始无终，总算宇内安宁，没有战乱，又得尽天年，临终没有什么遗憾和悲哀了。

　　时刻记住自己“不德”和“不敏”的汉文帝可能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胸襟和才略，但他老老实实，创造了“文景之治”，给百姓带来的是实际利益。一些富于才略、缺少“仁智”，然“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其强势、能力、聪明、辩才、坚定、严厉足以蛊惑民众、抵御批评、文过饰非、破坏法纪、拒绝诤谏。见《春秋繁露》），这些“英主”只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其气魄才力又足以横扫天下，使得天下蹑足不进，噤口不言。像自负才学的隋炀帝对大臣们说“天下当谓朕承藉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他的确有才，其诗写得比其外甥——唐太宗要好许多，整治老百姓的花点子也多，所以他敢向士大夫说：我不只是凭血缘继位当皇帝，就是靠才能竞选也该为天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除了搅得周天大乱、“血流川原丹”以外，又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呢？

　　闻过、罪己（自我批评）、改过是儒家对统治者的期待，对皇权专制多少也是一个约束，但这种约束是软弱无力的，儒者的期待也往往落空。皇帝不认错，不改过，谁也没辙。就是认了错，向天下发布了“罪己诏”，也只是等因奉此，官样文章，言不由衷者居多，真心认错的很少，过后能改的更是凤毛麟角。

　　4.罪己诏

　　“罪己诏”在中国传统中是极富特色、独家专有的政治现象。

　　“罪己诏”是皇帝在国家出现了严重问题或者施政犯了重大错误向皇天、也是向老百姓做的书面检讨。它源自君王对于自己责任和失责的确认，这件事儿在上古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国家小，社会风气淳朴，君民相隔尚不太远，君主的职责相对较为明确，出了问题，人们都在看着，想赖也赖不掉。推诿责任则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最高统治者做了坏事赖账，上天示警也视而不见，这在民众之中就丧失合法性，是很容易倒台的。《左传》中说“禹汤罪己，其兴也障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把赖不赖账，认不认错视作政治优劣的指标，这逐渐成为一种机制，作为君主专权的补充。

　　萧瀚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显示，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l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遗留下诏书全文的大约有两三百篇。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退回来又想继续当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为此还下了一份“罪己诏”，这是历史上最后一份。它以喜剧方式为“罪己诏”画上了句号。

　　过去史评认为第一位下“罪己诏”的是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因“水旱疾疫之灾”连年歉收，文帝下诏自责（问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这被认为是传世的第一篇“罪己诏”。其实，史籍中并没有说这是“罪己诏”，《全汉文》称此文为《求言诏》。文帝在位23年，他颁下诏书有二三十篇，多有自责之意，包括他的遗诏，风格大类相似。如果不是循名求实的话，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秦誓》才是第一篇完整的“罪己诏”。

　　5.值得一说的“罪己诏”

　　①感情深挚的检讨文字——《秦誓》

　　史书说“禹汤罪己”，但没有具体文字传世，而《秦誓》收在《尚书》之中，而且是“今文本”中，没有造伪的嫌疑，事情的前因后果在《左传》中也有很翔实的记载。

　　秦国本来是西方边陲小国，被视为野蛮，不得参与中原诸侯朝聘。经秦襄公、文公、武公、德公等数百年的经营，秦国日益强大。为了改变秦的身份地位，秦穆公继位后特别重视与相邻的晋国交好。春秋中叶，晋是诸侯中的老大，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为妻，目的在于挤入“世界文明体系”。然而晋献公身后，晋国内乱，秦积极插手，可惜里外不讨好，两国甚至发生战争。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7年），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去世，他是在秦穆公支持下返晋为诸侯的，后晋文称霸，秦晋关系貌合神离。秦想乘晋有丧事之机偷袭郑国，挑战晋霸主地位。秦国元老蹇叔反对，秦穆公不听。当部队出发时，蹇叔到军前哭送其子，断定他们必败死于殽山。穆公大怒，痛骂蹇叔。结果蹇叔预料成真，晋在殽大败秦军，孟明、西乞、白乙三帅被俘。后晋襄公听文公遗孀文嬴（秦女）劝告，释放了三帅。秦穆公亲自到城郊迎接这些残军败将，但并未责备他们，而是深刻自责，表示认错、忏悔。这便是《秦誓》的背景。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犹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秦穆公的“罪己”有两点，一是听取不同意见问题，二是用人问题。专制制度是人治，在“人治”之下，这两点是永叵的问题，也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人”是有弱点的，诗云“具曰予圣”，其实没有全知全懂、永不犯错的圣人。把治理寄托在明君贤臣上现在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但中国人就这样幻想了两三千年。

　　秦穆公的“罪己”与禹汤等古人有很大区别了。禹汤罪己，是因为职责有亏，首领必须承担罪责，而秦穆公检讨的是错误耽误了自己的大计。

　　②汉武帝政策转向的标志——轮台罪己诏

　　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有两个，一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一是唐德宗兴元罪己诏。

　　武帝青年继位，力图超越乃祖乃父的“文景之治”。他在位50余年，扩大了朝廷的影响力，使“汉”成了“大汉”。对外，汉武帝攻打匈奴、开通西域，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在内，出游封禅，祀神求仙，造宫殿、苑囿，挥霍无度，靡费无算。为此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大大削弱了国力。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汉武帝肆行暴政，滥杀朝臣名将。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汉武帝又重新捡起，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农令颜异因对币制有异议，未敢言，只是嘴唇嚅动，就被指为“腹诽”（内心不满），处死。汉武帝为人多疑，诛杀无度，动辄诛灭三族、九族，血流成河，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株连者有数万人。汉武帝晚年，下有百姓造反，内有摆不平矛盾，再加上李广利远征失败，十六万大军全军覆没，举国愤怒到极点。老谋深算的汉武帝悲哀、悔恨、恐惧交加，感到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不行了，于是有了这篇“轮台罪己诏”。

　　这篇“罪己诏”也不像后世写作规范的诏书，大体上是个皇帝口头检讨的笔录：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皇帝高高在上对群臣讲，既像在作检讨，又像发出最高指示。表示以后要改变政策，改弦更张。以前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不可追悔”，意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不再伤害百姓也就是了。除了这段以外，《汉书》所载诏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就事论事。如第一部分讲，有司请求派人远戍轮台（乌鲁木齐西南600公里），为此全国每人加税30钱，汉武帝不同意，因为当年打车师的军队给养跟不上，死了许多人，何况轮台还在车师以西千余里。第二部分讲李广利北征匈奴的决策过程与失败原因。其中既有无可奈何的悲哀，也不乏自我辩护之词。最后是公布政策“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清除横征暴敛，鼓励百姓努力务农，搞好民间养马替代赋税徭役，以解决马匹短缺（意为不必再到西域弄马了）。

　　“轮台罪己诏”的出笼意味着汉武帝武力扩张和暴力施政方针的转变，原来的方针推行不下去了，祖宗积累下的钱花光了，老百姓被搜刮得活不下去，也起来造反了，因此只有改变政策，国家才不会出大乱子。对此，英雄过、风光过的汉武帝也只能唤奈何！轮台罪己诏的基调就是无可奈何。后世文人把方针转变看作汉武帝“革命意志衰退”，如龚自珍的：

　　少年虽亦薄汤武，

　　不薄秦皇与武皇；

　　设想英雄垂暮日，

　　温柔不住住何乡？

　　如果这不是龚自珍的夫子自道，用来评断汉武帝晚年不免有点隔靴搔痒。

　　③陆宣公代笔的“罪己诏”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逛旧书店，常见有多种版本（大多是廉价的石印本）《陆宣公奏议》。唐代陆贽谥为“宣”，他用骈体文写的公文包括为朝廷代笔的文件（古代文人把为皇帝、为达官贵人所代笔的文章也都收入自己集子里），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有气势、有感染力。民国时的文牍大多还是骈体，因此，陆贽奏议简直就是法帖，为书记官（秘书）们所模拟。198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师范学院（现在首师大）讨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会上北大的季镇淮先生说：“古代把政治与文学关系结合最好的就是陆宣公。”古人坚信“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即使是政治文件也很重文采，陆贽为德宗起草的《罪己诏》文采斐然，是罪己诏的典范之作。

　　安史乱后，朝廷权威每况愈下，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河朔四镇完全处在半独立状态。德宗继位后决心重建权威，不承认藩镇世袭权力，四镇起兵叛乱。建中四年（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因未及时得到犒赏而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首都再度沦陷，叛军立闲居在家的朱泚为帝，天下大乱，称王称帝者众。德宗困守奉天，缺衣少食，人心离散。朱泚力攻奉天，奉天数度告危。德宗一筹莫展，与守将浑湉对泣。在这种情况下，翰林学士陆贽劝皇帝大赦天下和发布罪己诏，德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于兴元元年（784年）元旦发布了《罪己大赦诏》：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不负于蒸庶。

　　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佑，人祗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虚美，以“圣神文武”之号，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辞不获，俯遂群议。昨因内省，良所瞿然。自今已后，中外书奏不得言“圣神文武”之号。

　　今上元统历，献岁发祥，宜革纪年之号，式敷在宥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咸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谕。朱滔以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永念旧勋，务存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除泚外，并从原宥。应赴奉天并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有过犯，减罪三等。子孙过犯，减罪二等。先税除陌、间架等钱，竹木茶漆等税，并停。奉天升为赤县。

　　上引出自《旧唐书》，是经过史臣删削的。《唐大诏令》的文本较长，陆贽《翰苑集》的原始本最长。这个删节本还是不错的，它抓住了认错、反省和改过（调整政策）三个主要问题，把问题说透了。

　　德宗被围在奉天城里，常用野菜充饥；朱泚高居乾陵之上（乾陵在小山丘上）饮酒作乐，俯瞰奉天城内，指点城内，笑骂侮慢，平日高高在上的皇帝，情何以堪？其恐惧、痛苦、悲哀、悔恨集于一身。此时，怎么痛骂自己的过去也能接受。诏书的第二段就是他的检讨词。本来皇帝都是“天奉仁德”、“天纵之圣”（天生圣明）的人间极品。此时也要痛骂自己生长在深宫之中，无知无识，不了解农民的艰辛（农业社会，首先要向农民赔罪）；而且没有同情心，不体恤征战给士兵役夫带来苦难（向参战人员道歉）。没有仁智的政治就是暴政、乱政，朝廷横征暴敛，百姓“转死沟壑”，最后“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搞得天下大乱，宗庙焚毁，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于黎民百姓。皇权的合法性就建筑在这两条上。如此检讨就是说自己不配做皇帝君临天下。

　　第三段是认罪悔罪，表彰那些拥戴他、与他同患难的文臣武将，军民百姓，并辞掉大臣给他上的尊号“圣神文武”。在未删节的发布本中还有“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顾惟浅昧，非所宜当。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乱，今化之不被，乱用是兴，岂可更徇情，苟应虚美，重余不德”这样的句子。痛责自己，斥责那些使自己惭愧的“虚美”。

　　诏书中除了“罪己”外，还有大赦，此时他是“尽量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面只放在称帝、攻打奉天、破坏乾陵（唐高宗、武则天的合葬墓）的朱泚。其他作乱的一律赦免，以表示错在自己，不能过多地惩办他人。

　　上古君主源于氏族的头人，民众既尊重他们的权威，也明白他们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所以才会有商民把汤奉上祭台之举。待国家规模越来越大，君主权威越来越绝对，君主享受权力放弃职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到了“惟辟（君）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的时候，君主离皇帝不远了。皇帝是只许崇拜不许訾议的圣物，他做错了事，不管这个“错”有多大，只要稍许忏悔，臣民无不感激涕零。宋代魏了翁就说“感民之事非一。而诏令莫先焉”。德宗的罪己诏一发表，“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翰苑集序》）。领兵在外的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是官员们奉迎还是实在的“人情”？也许两者都有吧。

　　原载《读书》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