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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平等是否还重要

　　韩少功

　　流浪汉和贫民窟就那么值得同情？时代不同了，文人们动不动就大冒惊叹号的多愁善感是否早已过时？

　　人民的别称也许就是“庸众”（鲁迅语）。穷人中的懒汉、呆货、酒鬼、牛皮客、神经病、势利小人也许该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在关切大熊猫和小白兔以后，爱心过剩者把穷人也捎带一把，写入诗文或理论，垫高自己的公共形象，也许只是上流男女的心理吸脂和精神润肤。历史经验证明，膜拜穷人与迷信富人同样可疑。某些右翼学者强调优秀者必是人口中的少数，与孔子和柏拉图同样务实，说在一个“人民主权”宣传仍在延烧的时代并非不需要勇气。

　　问题是：何谓“优秀”？

　　假定各方能共约出一个关于优秀的标准，比如约定一个苹果比树干、树叶、树根更“优秀”，但如果苹果脱离这一切，斩除这一切，苹果何来？特里·伊格尔顿及时地指出：“以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为例，他们比他们的主人更能理解人类历史真相。”这并不是他们天生的更有道德，更不是他们更聪慧博学，只是因为他们“充分了解事物的灾难性，身临其境，或至少得到从那里传来的信息”，因此“才能摆脱幻想和既得利益”（《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从这一点说开去，优秀者并非金玉之命，他们即便顾影自怜，隐居遁世，其实都受惠于民众的劳动、斗争、知识以及信息——包括次优秀者、欠优秀者、不优秀者的全面滋养。因此一个智商够用的优秀者，必像保护自己一样，去保护自己的营养供给机制，保护次优秀、欠优秀、不优秀的全部。

　　作为保护举措的一部分，优秀者也必然善用分配的适度差别化，奖优惩劣，扬善抑恶，促进这个营养供给体系总体向优，让“庸众”不那么“庸”，在麻将、彩票、鸦片枪、老虎机以外的地方，尽可能成为上述比喻中的好树干、好树叶、好树根以及好苹果——这正是平等的应有之义，是平等看齐高水平的必由之路。这种总体向上的平等，表现为对实际生活中的差别各方予以平等的关注、平等的回应、平等的处理，却并不许诺结果拉平——倒是“大锅饭”更像是对庸劣者喂偏食和拉偏架。不过中国科学院的T院士在这方面胃口太大。他带来两个博士生当助手，在海景会议厅里播放出视频，给一些作家讲解“知识经济”：“一个磁盘的成本不足五毛钱，产生于一般的体力劳动。但在上面写上信息，写上知识，其价值就可能高达百元千元万元，甚至千万元……可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在这个时代已被完全改变了。”

　　会议厅里一片惊讶和兴奋，一些才子喜得知音，纷纷竖起了双耳。

　　“知识才是一切财富真正的主人。”院士笑眯眯地举目四望，如期收获了全场的热烈鼓掌。

　　我差一点喷。这个比喻是否太搞笑？磁盘同纸张、竹简、龟壳一样，不过是书写媒介，如何能代表所有的物产？如果写下了谬误的知识，这一比喻就生生地坑爹，刚好大拆知识经济之台，直指成千上万的负价值和反价值。退一步说，院士尽可以相信自己是超凡出众的国宝，别人没法争辩，大家都可拥护，但既然说到“价值”，那就不能光凭一张嘴。公共需求才是最有力的定价者。无人购买的知识在市场上一钱不值，产品、土地、矿藏、（瓶装）水、（罐装）空气、（度假海滩的）阳光等莫不如此。这就意味着，知识经济一旦把黑领、蓝领、低层白领等千万劳动者都打成院士嘴里的“五毛族”、满世界的穷光蛋，它也就消灭了自己的顾客。在这一点上，强调公平分配（至少坚守基尼系数的安全线0.4）不算什么高蹈道德，更像一条经营底线。它保护穷人，实际上也保护富人；保护穷人的购买力，也就是保护富人的销售力。它让“五毛族”大众可以买得起和用得上院士的知识，实际上就避免了院士坐拥伟大知识却缺吃少穿凄风苦雨的可能。没人赚自己的钱，都是赚别人的钱，因此赚钱的前提就是他者那里有钱可赚。只有脑残者才会无视这种共生关系，以为大众统统穷得一个个吐血后，知识经济可以去月球寻找购买力，专利费源源不断自天而降。

　　这种精英通吃论，相当于宣布苹果的树干、树叶、树根统统枯萎后，唯苹果可以独大、独鲜、独甜。把这样的知识写入磁盘，能卖出正五毛还是负五毛？

　　“众生在我，我在众生。”（佛家语）这一类古训其实比T院士的“知识经济”更多一点像样的知识。毫不奇怪，自“文革”前后再等级化潮流迭至，很多人已心灰气馁，对“平等”不大打得起精神。想想吧，以牺牲千万人为代价的改良和革命都未能确保平等，一次次回到了历史原点，成了西西弗斯面前永远推不完的大石头；连欧美那些发达国家也搞不定，被自由派大师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愤愤于“极端不平等毒害美国社会”。克鲁格曼指出“95%的收入流向了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超过60%的收入都流向了在总人口中占比0.1%即年入一百九十万美元以上的人”（详见2013年9月16日《纽约时报》）。

　　那么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低班生、留级生、垃圾生还能有什么戏？我们痛定思痛，是否该把“平等”这一件破烂彻底扔掉？

　　也许它一开始就只是一个传说？

　　这样做不是不可想象。问题在于，一旦走到那一步，不仅社会主义形同笑话，《人权宣言》也成了矫情——还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宪章》也成了疯话——还谈什么“一切民族集团应该有平等的权力”。不仅如此，基督也成了大骗子，居然蛊惑“信徒互为平等的兄弟”；佛陀也是一个可耻的教唆犯，竟胡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废奴运动、社会福利、公平交易、女权主义、慈善基金、法庭辩护、同性恋权利、餐桌礼仪、尊重隐私、制止校园凌霸、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统统是无事生非和庸人自扰，唯民贼独夫成了当之无愧的成功人士——这样的世界也许很有趣？

　　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阳之下，作为文明之核，作为人类精神之基，平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用不着我们上天入地苦苦寻找。与其说它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毋宁说它已是部分的现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早已广为普及。虽然我们听到“平等”一词，脑子里肯定已冒出诸多不平等现象，剜不去也打不烂的现象，没法高兴得太早；但反过来说，在一个已经平等的社会，这个词也就毫无意义，一如只有女人的世界里性别必定取消。换句话说，正是不平等使“平等”获得了顽强生命。一旦我们对不平等现象不以为然，牢骚满腹，愤怒难抑，破口大骂，我们就已经是“平等”派，“平等”的形象代言人，“平等”这一伟大传统的传薪者——虽然我们不一定自觉。如果大家都这样骂，“平等”就已经人多势众星火燎原大有希望。我们不会对正常的树枝发芽和月亮东升动怒，动怒一定是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都在强烈拒绝。我们得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没有平等，也就没有人间之情。一只鸡看见鸡血也会颤抖，一只羊目击同类被杀也会流泪，一头大象守着孩子的尸体徘徊和哀号不已，这种悲伤之情缘于感同身受，是对他者不幸受难的怜悯，故佛教把动物与人一同列为“有情”。手足之情，同窗之情，邻里之情，战友之情，同胞之情……所有触电般的感动，所有海平面呼啦啦一齐上升般的崇高感，无不是共同体的产物，在平等共存的关系中形成。绝不会有人对侮辱者或掠夺者柔肠寸断，捧一张老照片潸然泪下。动人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海枯石烂、忠贞不渝、感天动地、刻骨铭心的美丽故事，总是展开在强者与弱者（有病、有难、有苦）的关系中，表现出不弃不离的信诺。如果事情掉过头来，爱啊爱的就减持了不少灿烂情节，某种纠缠甚至涉嫌傍大款、占高枝、坐婚姻台、抢绩优股，“老子这一辈子赖上你了”……这种有偿性骚扰也可以鼻涕一把泪一把，却必定令闻者生笑。

　　没有平等，也就没有人间之义。这方面的道理无须多说。把“锄强扶弱”改成“锄弱扶强”看看，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改成“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看看，把“势利小人”改成“势利英模”看看，把“苟富贵勿相忘”改成“苟贫贱勿相烦”看看，把“路见不平一声吼”改成“路见公平一声吼”看看……这些话还说得出口？进一步说，人间若无义士，还会有民主？还会有革命？即便放到江湖黑道，这样没心没肺的人渣也活该被修理吧？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正在这样做。其实，这些人不大管得住嘴，一不小心还是会说出上述传统成语，表现出对“平等”的藕断丝连和欲拒还迎。这种胡言乱语证明：他们若不是缺少一种属于自己的人渣词典，那就是他们经常不知自己在说什么，对自己找不到北。

　　“生活的意义在哪里？”现代人常常发出这种悲问。毫无疑问，在那些远离自然、远离劳动、远离底层大众的情义稀薄区，生活可以富足，却容易空虚，一不小心就可能形同精神刑期和地狱岁月，只能一天天瞎混。毒品、网瘾、邪教、追星、春药、宠物（含电子宠物）或有一点镇痛之效，却无法让阳光复照人生。文化生产也会随之缺血和缺钙。舞台上流行闹腾，画廊里流行搞怪，文学玩的就是一个空，怎么絮叨你就得怎么看，但各种“皇帝的新衣”凭借争奇斗巧金碧辉煌，仍可在市场炒出声威，进一步淘空公众的心智。世界卫生组织二〇〇五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四分之一的人需要精神治疗。另有调查结果：中国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21.6%——32%，而此前十二年里，中国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均新增一倍左右（分别引自2008年10月7日和2009年9月22日《文汇报》）。英国心理学家发现，“富二代”中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是通常水平的两倍（引自英国2013年11月10日《每日邮报》网站）。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组成的一个心理学团队认为：“阴郁”已成为一种基因病，干扰氨基酸，降肾上腺素，形成神经信号过滤，而经历、文化、社会等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作用于我们的脑化学（见2013年10月13日《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我们无法确认哪些人应对脑化学的异变负责，但越来越多的表情改变不像是一种偶然。这种新型表情形似面瘫，出现在街头或校园，一张张向我们逼过来，总是阴郁、冷漠、僵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不大会笑（哪怕旁人乐不可支），不大会哭（哪怕母亲泪如雨下），如同一直孤行于荒蛮月球。实在需要表情了，比如需要取悦顾客、同事、上级了，他们就用指头去勾扯面部器官，撑开眼眶表示惊讶，拉下嘴角表示悲哀——据说这是某些香港影视片传授的表情自助动作。

　　他们像是一些机器人，未能安装情感程序的漏检产品。机器人？说对了，机器人正是人类可能的前景。很多科学家相信，到二〇二〇年，全新有机体的创造活动将非常普遍。基因、计算机、纳米技术一经结合，将是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技术革命，推翻我们目下大部分的知识。发明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断言：人类不到二〇四五年就能用计算机解析世界上所有的思想，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将融合成单一的全球意识——网络传心术。一旦站在那个奇点，我们将超越生物之上，成为新的物种。率先给人类染色体排序的文特尔（Craig Venter）宣布：“我们不是扮演上帝，我们就是上帝。”——有意思的问题随之而来：在那个新上帝的世界里，还会有“平等”这一回事？高科技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甚至像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警告的那样，形成新的强制和奴役？（Understanding Media，by Marshall McLuhan，Routledge，2001.Just as“by continuously embracing technologies，we relate ourselves to them as servo mechanisms。That is why we must，to use them at all，serve these objects，these extensions of ourselves，as gods or minor religions。”）

　　芯片人不用读书和考试，这一点真是不赖。比如我吧，五岁时就在脑子里嵌入了工商管理博士的全部知识，还有瓦格纳歌剧和金庸武侠小说的全部，因此活得既轻松又深刻。之所以能当上草履虫盟主——我是指一款全球线上游戏，完全是因为我超闲，整整八年出生入死，杀敌无数，才有小小的人气。

　　但老驴头真是让人扫兴，居然看上了我的蝶宫，图谋窃占我的现场感资源，要我明天就搬走，以为一只白老鼠就可以打发我。

　　“岂有此理！”

　　他略表吃惊：“给你一个让我高兴的机会，你不想要？”

　　“你没有权利这样做。”

　　“有意思，很有意思。星期五——”他总是叫我这个奇怪的名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不要同我谈什么权利，那些都是人类的事，对你实在毫无益处。我早已后悔给你接入那些文件，什么金庸……”

　　“你的意思，我们不是人？”

　　“当然不是。我说过多少遍，我们是超人类，不是生物，至少没有人类那种生物性。他们既喜欢争斗，又喜欢同情，想想也是蛮奇怪的吧？”

　　我有点语塞。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3G，比老板的7G差远了，比如没有配置三千八百种语言的翻译程序，也无远程能量无线投送的功能。但这似乎不应成为他欺人的理由。我承认他的身价，承认他的地位和收入，但芯片奴隶制是另一码事。

　　“我要投诉你的，你等着——”

　　对方愣了一下，发出轮船汽笛的长鸣。这是他设定的声效，相当于他的大笑，就像吱吱吱的老鼠叫声是他的微笑，嗒嗒嘀的冲锋号声是他的狞笑。“亲爱的，我已经让人拆卸了你的民主插件，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立马切断你的能量，你懂的。别说现场感，你的意识复制端口也会关闭。”

　　“我至少可以辞职，可以走。”

　　“没问题，请便。我明天就让他们更新你的痛苦程序，这样你就会为今天的事高兴了，就会改变主意了。你知道，我从不愿意给员工留下任何不快。”

　　“我是不是还要喊你万岁？”

　　“不一定。”他耸耸肩。

　　这事只能让我更为恐怖。我开始冒汗（这点生物性还有），大喝一口酒（这点生物性也有），扒开胸襟，自抽了一耳光。我无法容忍他的冲锋号，不能坐等他让我高兴，让我欢腾雀跃。那也太惨了点。不自由，毋宁死。还是人类的话富有血性呵。情急之下我只好按下自毁键——这本是公司防范技术盗窃所备下的装置，能一瞬间无痛结束。

　　弥留之际，我嗅到了皮肉烧焦的味，果然没有任何痛感，只依稀听到老板的喃喃自语：“不行，这自毁程序也太垃圾，必须加密的……”

　　这是一篇小说的片断，是我写给一个中学生网站的。

　　原载《书城》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