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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小康

　　冯秋子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八日。汉堡，实验剧场。

　　进剧场以后，简单收拾一下，就去热身。导演文慧让我早到一点，翻译也会早到，我们可以先碰，先磨合着。说真的，我有些担心，《生育报告》在汉堡实验艺术节展演六场，任务繁重，而翻译进入得有点晚。翻译小康，在汉堡一家翻译公司工作。文慧告诉我，小康挺自信的。不管怎样，小康对这个作品的准备和熟悉是从今晚的技术彩排才正式开始，有点迟。以往经验，演出中会即兴出现一些翻译没有接触过的语言；现场直译需要跟上演员讲述的节奏、语调，而尽可能在演员讲话的缝隙铺陈直译。翻译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感觉，既要清晰，让观众听到，又不影响和干扰演员的声音，不影响和干扰观众去欣赏演出，因而作品对翻译的要求比较严格。这就需要翻译熟悉作品和演员，和演员多作配合练习，以便找到自己的感觉分寸和进入方式。

　　《生育报告》中大部分需要翻译的讲述，由我承担，因之翻译主要是和我配合。我在演出中，有时会出现新的句子和词语，偶尔夹杂一两句口语，比如，“我妈说，生孩子就像是水缸沿儿上跑马，说掉进去就掉进去了”，翻译在现场能不能反应过来，能不能找到德语中对应的词汇，准确翻译这些说法，难度不算小；比如“水缸”，以前常遇到这个问题，西方人的生活中没有这件物品，你掰开揉碎解释，翻译也不明白“水缸”，即使了解了水缸的实际功能，也不容易找到西方人生活中对应的物体。有一回，一位翻译终于弄明白一些了，她想象出“水缸”，说：“是不是像中国人喝水用的茶缸？”于是她无论怎样努力，也想象不出，在“茶缸”沿上怎样跑马……还有，像终场前最后一幕，每个演员自报家门，比如，文慧这样介绍自己：文慧，一九六几年几月几日生于云南昆明妇幼保育院，护士接生……这一部分基本固定，但翻译小康事先没有拿到演员们要报告的内容，我从导演文慧处得知，到目前为止小康仍未看到。再有就是剧中穿插的现场采访部分，演员并排坐到剧场侧面一个房间里，面对一个又一个问题。观众通过舞台正后方悬挂的大屏幕观看吴文光一边采访一边拍摄的镜头。这一场对外国翻译来说极不容易，首先要听懂采访者吴文光很浓重的云南口音；其次是把每次问话中出现的新说法弄清楚；再者是我们几个演员的回答，不完全固定，临时出现什么访谈内容很难预料。曾经有一次，翻译听不懂吴文光说的话，只好停下翻译，问他：“你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采访、回答及翻译，所有这些声音和演员的活动细节，现场观众都能通过屏幕看到、听到。

　　此时，我们剧组技术方面的人，剧场的人，全在现场。他们正在“对灯”，调试灯光。道具基本到位，只需要做些微调。演员下午五点钟到场，八点准时连排，就是说八点钟开始技术彩排。这之前，是排练一些片断。而对连场时需要修整的导演意图等情况，目前为止一句没有听到，但是所有台面的布局都更换了。我呢，需要熟悉换了场的路线，我该在的位置，这些方面，还没有听到是怎么安排的。

　　我一面紧张地和翻译沟通，一面热身。我和叫小康的胖家伙待在一个角落。哪边能有一点灯光，又不会马上挂灯呢？舞台边缘放置了一些道具，我们就在那儿热身、沟通，相对来说这里更安全，也不妨碍别人工作。在地板上，我们两人不断地移来移去，给挂灯的、布置位置的人腾地儿。而我不能全坐着，得同时练着身体，还要抽空看看场地，感觉一下我该怎么转换空间，从哪儿上，待在哪儿，下到哪里去，后面，我去什么地方……

　　翻译小康，一九六七年生，东德莱比锡人。她说起东德和西德之间，还是有很多区别，大不一样。东德的老人总是说，他们过去的日子多好、多好，现在，他们很穷。她说非得经过一代人，才有可能消除一点点不同。现在，看不见这种融化。她热爱中国文化，一九九三年第一次来中国，一下飞机，闻到一股味道，和她在家乡闻到的味儿一样，突然感觉到这个国家是她的另一个家乡。她从此热爱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生活。她在中国上了一年语言学院，后来有几次是短期过来。再后来，她有四年时间待在中国，在天津一年多，其余时间基本是在北京。她说她喜欢北京。

　　我问她，柏林和汉堡，你更喜欢哪个城市？

　　她说喜欢汉堡。她说柏林就像中国的上海，汉堡像中国的北京。上海人和柏林人一样，鼻子是往上翘的，问他们一下路怎么走，不耐烦作回答。汉堡人不是这样，他们特别热心，喜欢帮助别人，对人更和气一些。柏林人算计，汉堡人不太算计。总之，她用中国的两个大城市比喻柏林和汉堡，说她喜欢待在汉堡。给我们做完翻译工作，十一月二日，她就要去中国。她有两个星期休假，她想去看看中国的朋友，有一个女朋友生孩子了，她还没有见过小孩。她想看看中国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年她还没有去过中国。她很想去。她告诉我，每次去北京，她还能挑选到不少质量很好的衣物。

　　我常和小康开玩笑（不知道为什么刚和她认识，就能和她没有障碍地开玩笑，也许和她性格开朗有关）。小康有一米八五高，体魄和姿势像大块头男子。寸板头，小头发染成暗红色。她的面部轮廓有点像传统的蒙古人，比较平，就西方人的骨骼来讲，是有点平缓了。五官细密、集中。走路摇晃身体，动作大而阔，却很轻盈，作为不算太胖的胖子，动作算柔和的。

　　我一见小康就开始谈工作，帮她一遍遍地熟悉翻译的词语句式，解释词语的中文含义。她事先并不清楚需要做什么，要对什么事情有所准备。我见她本子里描画的东西，只有我讲述的三大段词，而文慧要我在这次演出中加入的“翻箱倒柜”那一大段内容，她手上没有，她没听说过这一段是什么内容。我按演出状态叙述了两遍，让她先有初步印象，她在纸上速记下德语。说好了，我明天给她书面的叙述文字，她请她的中国同事帮忙翻成德文。我估计是她写中文不方便，认中文也没那么容易，要请中国同事帮忙处理这些中文，然后她自己再“综上所述”译成德文。

　　她问我，这些是你的故事吗？我说没错。她说你儿子几岁？我说今年十六。她说，有那么大小孩？我问她有没有孩子。她说还没有丈夫。一通说笑后，我说，你喜欢给中国男子当妻子吗？她说喜欢。不过中国人不喜欢我做妻子，因为我的性格不够像一个女子，他们觉得我做朋友更好一些。他们喜欢女子依靠他们，我不喜欢依靠。我的一个女朋友嫁给一个中国人，她平时不想自己决定事情，总愿意男子替她去做，现在她很幸福，因为她这样想、这样做，正适合他的想法。他们这样的结合是最好的。我不行，我喜欢自己决定，不喜欢让对方代替我决定。所以中国男人不喜欢我做妻子。另外，我不知道中国男人喜欢我，还是喜欢我的护照，我拿不准。

　　我说你嫁一个德国人更合适。她说也不是。

　　有没有人表示过喜欢你？她说有的。

　　后来说起她工作的地方，是个为做生意的中国人和德国人提供各种资料并做翻译的公司。她的老板平时有点儿“怕”她，她老是喝令他应该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事实证明，她说的往往是对的，他就“怕”她了。她的确像个男子，她知道不好，但她总是这样做事。老板的老婆忌恨她、担心她。她的同事说，那个老板是她丈夫。

　　我想，是大家开玩笑这样说，说小康，“你丈夫……”拿她和老板开玩笑。我笑着问她，你的老板是不是喜欢你？她说，有可能。他喜欢我，但是他有妻子。我逗她，那没关系，你把他撬过来。她说不方便。我说，你喜欢他吗？她说对。我笑，那就更该撬了。她说不好撬。嗨，我说，那就物归原主。小康的表情是似懂非懂那种样子，但纠结在没法选择一种确定的意思，她让自己落在这里，咧了一下嘴。

　　第二天傍晚，排练后休息。小康对我讲，老板正和两个中国人在中餐馆吃饭，刚给她打电话了，她说这不公平，你们吃中国饭，我还在工作。老板说，你等着，我们给你送去中国饭。她说，他们来，最快也要半个小时。我说，你让他进来，让我们看看，看他好不好，好的话，给你助推一下，把他撬过来好了。她说，昨天她在干吗、干吗，老板没见到她，今天她来这边工作，没到公司去，他有两天没看见她。我说，是不是因为他没看见你，今天晚上特意想起到剧场见你一面？她说，是吧。

　　哈哈。我说，待会儿他来了，你记得让他进来，让我看看他怎么样。

　　小康在给我翻译时，不时注意出入口方向的声音。我说他从哪个门进来？这里有好几个门。她说他会给她打电话。我说你把手机放在身上，要不然剧场声音大，他打电话你听不见。她说她已经放在口袋里了。不一会儿她的手机响了，她赶紧跑去开门，进来三个人，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一个高个子德国人。我在场上，在灯光里，看不见他们；他们能看见我。我从余光、从影子感觉，他是个比她年长的男子，很有风度，戴眼镜，前额很大一片光着。总之，她爱他，他也爱她。他们心里有一个秘密，在工作之外，他们感觉到充实，有些意味深在其中呢。但他有婚姻、有家庭。

　　这是件幸事，还是悲事？

　　老板给她送饭来了。小康欢喜极了。

　　我悄悄问她，你是不是特别幸福？

　　小康说，是的，有一点复杂。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日，演出前彩排。

　　文慧通知晚上七点彩排。我们各自热身，一小时后，有十几分钟歇息，为随即进行的彩排稍作休整和准备。导演要求，彩排时穿演出服，化演出妆，全部按正式演出走。

　　下午五点钟终于能坐下来休息会儿了。我想写东西，带着笔记本电脑，拿出来正要写，小康来了，坐在我旁边。我不能按原计划去写东西了。化妆间里，三个舞蹈员同伴一人拿一本书在看，我不得不和翻译小康低声说话。她给我带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关于德国的旅游图书。我也想翻看一下这本书。但是只能换一个时间去做这件事。小康和别人不是特别熟悉，和我有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在我面前她感觉自在一些。她来找我，在化妆间坐下来，等着彩排开始。她有一点紧张，对即将开始的现场同声翻译，没有足够的把握。我鼓励她几句，其实她已经下狠力气准备了，只是上场前情绪紧张抑制了一点思维，现在“大脑一片空白”。我说，放松，没问题，我会想着配合你。她稍有一点舒展。

　　我们绕开让她紧张的话题，随便聊起来。

　　谈到了前东德。谈到东德、西德终于结束分隔，合并为“统一德国”以后的真实生活。

　　我曾先后两次去柏林参加国际艺术节，一有空余时间，一次又一次去看柏林墙，参观二战纪念场馆、遗址、遗迹，特别是犹太人纪念馆，经常穿越原属东德和西德的区域。这些年在德国境内逗留时，总是找机会参观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圈建的集中营。德国现代历史这一页黑色内容，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和历史问题，自然成了我和小康涉及的话题。

　　小康说，东德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有人分配给他们工作，叫他干这个、干那个，不习惯自己去找工作。找不到工作，东碰壁、西摸黑，接着再去等待。这种生活，他们高不成低不就，非常难过。

　　我问，前东德的年轻人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小康说，有一些年轻人来到西德的地方工作，但现在他们中好多人又回去了，因为接受不了西德人们的冷漠。比较起来，东德人更热情一些。在东德，人和人的关系比西德人的关系更亲近、更友爱。在西德工作，东德人有时会受到歧视，西德人不太喜欢东德人。前一段时间，电视报道过一个西德人的公司，老板不喜欢东德人，对他们很粗暴。

　　我说，你在中国待了那么长时间，比较中国和前东德，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方面？

　　小康说，不一样。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但人们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也是资本主义的；东德现在是资本主义体制，但人们的思想和做法是社会主义的。

　　她认为这是关键的区别。

　　我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对今天的中国还是准确的。你听说过吧。中国每个人，男女老少差不多都理解这个词语，人们要求“面对现实”，把日子过好，“社会主义”和过好日子不应该矛盾，就是这样。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能接受改革开放，他们认可开放、搞活。在你看来，中国的方式怎么样？

　　她说，怎么说呢，人们需要。人们需要这样，这能说什么好不好呢。

　　她接着说，比如东德人那样生活，也是一样，他们不能选择别的方式，不管过得生活好不好，他们选择不了别的活法。

　　小康自己喜欢现在的生活。

　　她说，过去，东德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妇女参加工作，统一以后的东德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妇女有一份工作。剩下的妇女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给她们，没有地方让她们去做什么事情。过去，政府分配每一个能工作的妇女，去幼儿园，或者去哪个可以做事的岗位。现在，连男人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他们没有工作可做，一个月只能领到二百八十块欧元最低生活费。一个孩子，可以领到三百元，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家庭，幸运一点，因为有孩子的生活费，可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我说，一部分人们喜欢过去的生活方式，但过去和现在，哪个时期个人的自由多一些？

　　小康说，过去，在东德，如果有人信教的话，会受到不同对待，去教堂的人，都被记录下来。如果是小孩子，以后不能上大学；如果是大人，去教堂的话，不可以再去享受一些待遇。但小康和她妈妈还是选择了去教堂。小康在学校为此受到过惩罚。学校把去教堂做弥撒的孩子集中在一个班里。但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好一些，学校不能不要他们，不能开除这一部分学生，否则学校的教学成绩会下降，整体的教学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有一个男孩学习特别好，他每周末去教堂望弥撒，他很清楚以后不能上大学，他说，我不管以后怎么样，上不了大学就上不了吧，我不能不去教堂。

　　小康说，她和西德的留学生，同在中国学习时，感受是不一样的。她和别的东德同学，对中国的生活更能适应，而西德的同学不太能理解。比如去商店买东西，是一九九三年的事。那时候，中国的物品不是很多，市场不是那么丰富，她去商店购买什么，回答总说没有。她就问，什么时候能有？售货员说不知道。等过一段时间再去看，会不会有了那个她想要买的东西，有就买，没有，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东德的情况也是这样。但西德的同学，会问：为什么没有？你们为什么不为我们提供？没有，你们应该想办法去弄来；而且，你们应该给我们一个确定的时间，究竟哪天来货，哪天能卖给我们。看着售货员一脸茫然，并不为之动容，西德的学生较真地说：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无关？为什么你们不想去帮助顾客……他们有无数个问题，而一个答案，事实上一个答案也不会有。东德的学生能理解，西德的学生不理解，也不准备理解。所以，他们从商店回来，总是非常气恼。小康说，我们不会生气。我们整天高高兴兴的，而他们总是会感到沮丧，郁郁寡欢。

　　小康说，不是我们无所谓，是因为我们知道，商店的人，也不知道这些答案。没有人对这些问题知道得更清楚。人和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时间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人人都在一种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不可知、不想知、不能知、知了也白知的状态里。

　　不是说东德的学生比西德的学生更好或者是怎么，我的意思是——小康说，我们已经习惯那样的生活，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改变它，所以要求不能够那么多，比如去买那个想要的东西，常常不能如愿，如果我们因为忍受不了而恼火，对谁都不公平。不是我们不想对生活有更高的要求，是这样要求不够现实。中国人说“知足常乐”，就是这个道理，不是吗？

　　我想的是，理解得更多，要有怎样的操练啊。真是不容易。难为小康。

　　小康告诉我，她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和弟弟的存在，是两年前偶然得知的。就是说，两年前，她才知道，她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两年前，她和妹妹刚刚相知、相识。当时，她们两个年轻女子，眼睛睁得很大，然后又眯成一条线，远远地察看对方，哭不是，笑也不是，最后出于礼貌打了一个招呼。

　　现在，她们俩成了要好的朋友。

　　弟弟，她还不认识，没有见过面。妹妹和弟弟，都是父亲和另一个女人生育的。父亲一直没有对小康和她的母亲讲过，他还有一个女儿（至于他还有一个儿子，更不曾提到过）。她父亲也不跟小康及她的母亲来往，她在长大的过程中一直不知道父亲的生活状况，不知道父亲母亲究竟为什么分居。直到妹妹上大学时要填一张表格，有“社会关系”一栏，妹妹询问她的父亲，还有什么人要她写上去。父亲说，他另有一个女儿。但是父亲没告诉小康的妹妹，那个女儿比她大还是比她小。

　　后来，那个女孩给小康邮寄了一封信，她们从此建立了联系。小康终于得知，在这个世界上，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后来，从妹妹那里，小康得知她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现在，那个女孩住在巴黎，她们几乎每天通电话、通电子邮件。妹妹的母亲，小康和她也有一点来往。妹妹的母亲把一个很好的礼物邮寄到汉堡送给小康。

　　小康说，也许她父亲不好意思讲出来。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一个人总是背负着沉重的东西在路上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即便我们，谁不是如此呢。

　　七点，彩排准时开始。来了一些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记者观摩、拍照、录像，还有艺术节组委会的人，一些艺术家，其他国家和地区艺术节总监、主席等等。

　　文慧化了妆。化妆的事，我一点儿没有做。我的脸部过敏了，不能化妆，用清水冲洗也会感到刺痛。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发这种反应。我的皮肤在国外时偶尔会脆弱、敏感。仔细回想，没有用过特别的东西，也没有吃过特别的东西。也许因为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强度大、睡眠不够、身心疲惫所致？我赶紧吃了一片扑尔敏，看能否压下去。

　　我想过了，我将平和地、朴素地处理我的部分。我会尽力。

　　所以，我一边做，一边想，怎样做好。

　　整个彩排过程还算顺利，中间停顿了几次，是因为灯光和影像的问题。

　　小康跟我说起，她和妹妹相识之初，一时不知如何面对、怎样交流，她们有太多想说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好像找不到说话的方式。既亲近，又感觉到陌生和遥远，而且两人都有同感。后来，她们在街上看到一种玩具熊，小康买了一只送给妹妹。妹妹非常喜欢，当即买了一只小熊送给小康。从此姐妹俩各有一个玩具熊，两只玩具熊长得一模一样，像一对分离的双胞胎姐妹。小康和妹妹分别后，每天通过电子邮箱写信，是由她们的小熊站在前台相互致意的。她们两个真实的成年人，借小熊之口，叙述家常、嘘寒问暖，相互间倾诉心里话已长达两年之久。两只小熊代表生长于不同背景里的两姐妹，叙述原本不曾奢望能够说出来的话。

　　比如，小康告诉我，她的小熊说：“我妈妈爱上一个人，她不能判断这件事好不好。我不喜欢她这样，我不喜欢她认识的这个人。原来的那个人，我还是喜欢的，但好像那个人不太在乎我妈妈。很郁闷，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她。”

　　妹妹的小熊说：“我妈妈也有了麻烦。她正心情不好呢，我得小心点……”

　　如此这般。汉堡的小熊，这几天又向巴黎的小熊报告：“我妈妈每天回来得太晚，她不关心我，只关心她自己，她很不像话，冰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很委屈。”

　　小康这些天，每天来剧场帮我们做翻译工作，演出完以后，她再耽误一会儿，征求我们对她当晚翻译工作的意见，相互交流、补充需要注意的问题，于是到家比较晚。她感觉这些天很累，没有顾及到小熊。小康心里着急，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小熊对于小康来说，像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小康通过“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她的妹妹；那边，一收到信息，即时回复，并告知自己的真实境况。

　　小康说，我应该多一点时间照顾我的小熊，“她”这几天非常可怜。

　　我说不妨，就此写成一本书，把两个身份特殊的女子相互之间的社会、家庭、个人背景，及思想情感、心理因素等等，通过小熊表达出来，既是儿童作品，也是成人的作品，而且有不同社会体制、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现在，姐妹两个分别居住在汉堡和巴黎，又有不同的生活环境、个人特质、人生境遇，关键是她们的谈话涉及成长的烦恼和困扰，涉及家庭伦理、婚姻合作关系，而且内心的体验也比较独特。我说可以试着先在德国、法国出版，然后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或者同时在三个国家出版。小康说，她有懂中文且有很好文学功底的朋友，可以请他们帮助翻译成中文。

　　我说其实这种写作，已经有许多小说创作的成分，因为叙述者，即表演者，是创作者制造出来的人物，他们在前台表述隐藏在后台操作“她们”的人的思想和情感，这是一种有距离的创作，是借助人物形象来完成的艺术创作活动。

　　两只小熊之间，实际反映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人的世界。在发展、推演的过程，它的复杂性由熊的世界及其背后的人的世界的复杂性构成；熊和人奇特而又必然地融合为一个整体，这很有意思。人性和动物的自然属性，递进、转达的余地很大，空间繁复。既是客体的，又是主体的，可以自由自在地穿行和转换。

　　关于两只小熊讲述的故事，其思想不受任何束缚。我觉得，它们可以是理智的，也可以特别感性，因为小康姐妹俩的出现，本身就是特殊的，不得不出现的，代表了人的不可扼制的出生和成长，还有聚散合离、悲欢哀乐。她们之间从认识那天起，就潜伏了需要寻找和表达的欲求，除了寻找我是谁，我的处境和命运为什么是这样，我的父亲母亲是怎么一回事，我该怎样面对家庭变故、面对父亲或者母亲的双重生活、面对同父异母姐姐或妹妹或弟弟，我个人的处境和生活该如何把握，对婚姻和家庭的信任、信心……还要寻找表达的机会、既适合自己又比较恰合对方的表达方式。小熊是小康姐妹之间特别的桥梁和媒介。“小熊”应运而生。

　　小熊的个性，因两个与她们分别生活在一起的成年人的个性而被注入了新的内涵。两只小熊的性格从一开始出现就有不同。她们既与她们的主人有共同性，又存在差异，这些都在传达交流的过程中，真实地显现、形成并强化了。

　　小康几次邀请我去她家做客，说给我做好吃的德国饭菜。我谢过她，表示以后来汉堡一定去。我不忍心占用她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后会有期。

　　小康说，你如果不去我家吃饭，我就多照顾一下小熊。

　　我说对。你接着写信吧。

　　小康的故事，还在继续。

　　原载《作品》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