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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不冻泉

　　王宗仁

　　大山永远在雪的下面。咬紧牙关，不是承受不了重压，是坚韧、挺拔。积雪融化了，山巅蓬勃出一棵草。一直以来，我享受着大山上这棵草的高傲！

　　昆仑草。

　　许多人记忆犹新，那个时候，50年代末60年代初，昆仑山上有一棵草，连不少孩子都知道这棵草。实际情况却是，当时昆仑山是寸草不生、高寒贫瘠的不毛之地。退役的莽原上，饱经风霜的土地，何处长草？除了西风，狂雪的光斑什么也没留下！其实那棵草指的是一个叫惠嫂的女人。惠嫂这棵草，使高原人感觉到了一片草原。这个惠嫂！

　　惠嫂是从老家陕北远山远水地走来昆仑山探亲的，丈夫老惠是不冻泉运输站站长。这位典型的陕北农村女人，扎在头上的那块白羊肚手巾远远地就向人们传递她的干练和勤劳。当时，遥远的昆仑山上运输站是唯一的家，难得见到个女人，惠嫂的出现亮亮地提升了亘古莽原的色彩。她以一个乡下妇女的忠贞提纯对丈夫的思念和怀想。她原打算住上十天半月就回陕北，老家炕头的娃儿和田里的庄稼还等着她伺候呢！没想到在运输站洞开着的窑洞里的热炕上待了几天，惠嫂就被在青藏公路上跑车的司机们的吃苦奋斗的精神，感动得迈不开回家的腿了。那些司机们实在太辛苦了，不管白天黑夜，雪多大天多冷，他们要追着车轮给西藏运送物资。吃不好睡不好不说，如果碰上车子抛锚，三天五天就得顶着风雪在野外折腾汽车。守着孤零零的一辆车，夜里望着月亮思故乡，白天瞅着太阳想亲人，难得吃上一口热饭菜。汽车常常掉进冰河里，他们还得挽袖子卷裤腿跳进去救车。惠嫂的心肠软了，是被高原建设者的激情暖软的。她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留在了昆仑山，把老惠住的窑洞变成了“司机之家”。给他们做饭，让他们在这里小憩，暖了身子又暖心。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惠嫂的故事，拍了一部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那棵草就是惠嫂。她耐寒耐旱，给冰天雪地增添了春色，为高原人送来了大爱。

　　电影归电影，现实生活中的不冻泉运输站及惠嫂更土气更原始，也更亲近。我必须把那个“司机之家”的模样，原汁原味地给大家展现出来。今天的人恐怕很难见到这样难以入目的建筑了。它不是房屋也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窑洞，更不是当时在高原上常常可以见到的那种半地上半地下的“干打垒”。用当时惠嫂的话说那就是个简易工棚，夜里躺下可以半拉身子盖着天上的星星。一年前，初到昆仑山建站的老惠和两个养路工，踏破跑山鞋才在不冻泉边的山崖下找到了这么一个凹进山体的天然洞穴，喜从天降，老天好像早就为这三个养路工在昆仑山安排好了家。他们用石块和土坯混掺着砌成两道墙，延伸了洞穴的面积，顶棚是苇席、红柳枝压成。总共就三十来平方米，给人的感觉那加长的部分把自己一滴一滴铆进了山缝。站在稍远处瞧就会真实地发现，它是它，山是山，随时都会分离开来，那延长的部分好像是从另一座山飘到这儿来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家，里面有锅灶，有三张床，过往司机在此吃顿饭、丢个盹儿。这也是家味！又因了三个主人都是从陕北来支援大西北建设的老党员，大家都温暖地称它是“党员之家”。再加上这家里又添了惠嫂这位女性，就更温馨了！

　　作为高原汽车兵，我在“党员之家”吃过饭，歇过脚，留下的是一身的饥寒，带走的是攀闯高原的力量。这个家是空空的，又是满满的。我记住了这棵昆仑小草，她顽强、温馨，像雪莲花一样在我心里盛开！我的班长老戴讲过这样一件事：1956年他们从朝鲜战场刚到高原，正逢春节。大年初一那天他带着三辆军车过昆仑山，惠嫂站在路上拦住他们，请他们进屋，给每人递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惠嫂和她的丈夫像行驶在崎岖山路上的一辆老牛车，咣咣当当地走在风雪中，她要赶到一个地方，把车上这些吃的喝的东西卸下来给赶路人。可是她并不知道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于是就卸下来洒了一路温暖。

　　我们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当然离不开从“大历史”角度来审视，社会的变迁会给每个人的人生经历留下抹不掉的影踪。其实就多数人而言，是在“小历史”的环境里打发完一生的。但是你不能说没有波浪，小溪里的水滋润的也是大片田园。我是惧怕惊涛骇浪的。小浪花更适合我的心态。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于我大概就属于此种情况。一部只能放映四十来分钟的电影会有多了不起的历史背景？可它展现的那些带着湿漉漉青藏线生活气息的镜头，把我的心搅摇得五脏六腑都躁动不安。完全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在青藏公路上跑车的汽车兵，在荒郊野外行车吃尽了苦涩，突然置身于“司机之家”，受到亲人般的关照，即使这位惠嫂递给你的是一碗白开水，你也会抱起这双端碗的手亲了又亲。那是比水更能暖心暖肺的春风化雨啊！我在观看《昆仑山上一棵草》时的感情之所以那么感同身受，就因为自己在那条路开车很少遇到惠嫂这样的人！

　　我钟情于《昆仑山上一棵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起来有些戏剧性，但实在是意味深长，又似乎很必然。这与这部电影的原创作者王宗元有关。王宗元、王宗仁，一字之差，且仁和元两个字的笔画又稀少得那么相近。四千里青藏公路沿线，猛乍乍地出现了这么两个都写昆仑山的作家，难怪人们没法把他们分辨开来。

　　记得是1960年或1961年夏天的某日，我接到青藏办事处宣传处文化干事李廷义的电话，他用惊喜万分的口吻向我道喜：“王宗仁同志，我看到了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作品，写得真好！”这个意外报喜的电话让我高兴了好久，但是我真的好纳闷。我的什么作品上了《人民日报》，不知道呀！当时我的文学创作起步不久，也在《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这样的报刊上发表过作品，上《人民日报》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我真不记得给《人民日报》投寄过什么作品，现在竟然刊登出来了？那个年代，在格尔木那个遥远的地方，又是一个小战士，看到《人民日报》的机会实在不多。我费了不少劲才在图书馆找到了那份已经过期的《人民日报》。原来是王宗元写的一篇小说在《人民日报》登了一个版，题目是《惠嫂——故事里的故事》。我拿着报纸站着没挪地方读了一遍。好解渴！写得真棒！我佩服这个叫王宗元的作者，他写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故事，高原司机，给司机送去温暖的惠嫂，我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这个王宗元应该就在青藏线上，说不定就在格尔木。我巴不得很快就见见他，要他给我讲讲写作的事。我满脑子装的都是“王宗元”这三个字。比原先想读到《惠嫂》的愿望更强烈的是想见到王宗元。我在格尔木四处奔走、打听，王宗元在哪里。可以理解当时一个业余作者这种急于求成甚至有点失态的心情，他酷爱文学创作，苦苦奋争，却举目无亲。好比一粒撒在石板上的种子，好不容易遇到一片可以生根发芽的土壤他怎能不利用雨天伸张根须，觅寻可以扎进土壤的机会！

　　我终于打听到了王宗元的信息，他是青藏公路管理农场三分场的场长，只是他已经离开了青藏线。有人说他到了兰州，也有人说他到了西安，还有人说他去了拉萨，说法不一，不管他到了哪里，我是无法见到他了。一个在青藏线上执勤的汽车兵，不可能为了见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作家走那么远。但是，我和王宗元的故事还会延续下去的。从主观来说，这是我的愿望。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意外的事发生。这是后话。

　　见不到王宗元，但是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我百看不厌。我在格尔木汽车团的广场上看过，在拉萨西郊兵站的院子里看过，后来有了电视，又多次在电视上看过。每看一遍都重温一次自己在青藏线上跑车的经历，很有回味艰苦生活时的那种幸福感觉。最难忘的当数在影片的始源地不冻泉兵站车场上看这个电影。那天晚上，天空飘散着零零星星的雪花，兵站的官兵、道班的养路工、投宿兵站的汽车兵，还有几个过往的游人，总共不足五十人，早早就坐在银幕下等盼。因为是跑片，从格尔木跑到不冻泉已经快九点钟了。这时雪也下得越来越大，可是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人人都沉浸在那些从他们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镜头里，尽情享受着高于生活的艺术境界。直到四十多分钟的片尾上出现“完”字，大家才热烈地议论着回到住处。

　　我不会忘记王宗元，仍在四处搜集、打听他的情况。这时我已经得到了关于他的更多的资料。他大我二十岁，1919年出生，保定人。是一位老革命，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西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长、文艺科副科长。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专业作家，《陕西日报》副总编辑。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看了不知多少次的电影《智取华山》，王宗元是主要执笔者。这个新的发现更加深了我对王宗元的感情，也强化了我对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的感情。一位一直将自己的命运和信仰凝托在中国革命大业上的老作家，创作出深受包括高原人在内的国人热爱的作品，是必然的。也就在这时候，我见到了王宗元。那是1964年夏天，我从高原到北京开会，在西安转车时，顺路到陕西日报社（也许是省作协）一间十分简朴的办公室见到久盼的王宗元。当时他正要去开会，我们只能长话短说。不到半小时的交谈几乎全是格尔木、昆仑山的话题。他说他只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了年把时间，今后如果有机会还会去的。他特别想见慕生忠将军，那是青藏公路的先人，有功之臣。当我提到他的《惠嫂》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我写的时候，他淡淡地一笑说：谁让咱们都是王族一家，又都是宗字起头。你前不久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昆仑泉》，还有人当成是我写的呢！我听了忙说，还有这事，那是一篇小散文，不值一提。他说：谁让咱们都写昆仑山呢！

　　匆匆见面，匆匆离开。没有相约，也没有赠言。仿佛总有一种恍惚飘摇的预感。我在细琢磨之后，终于醒悟，我和他惦念的还是青藏高原，还是曾经出现在不冻泉的那位惠嫂，以及惠嫂和她的丈夫营建的那个“司机之家”。每次开车或乘车经过不冻泉，有事没事我都会去看看惠嫂。她递来的一碗水，一声问候，哪怕只是招一招手，都像春风里一簇跳动的火苗，填充了我们跋涉路上空旷的生活。

　　1965年春，我从高原调往京城时，惠嫂已经离开昆仑山，据说跟随丈夫又在藏北扎了根。荒莽的羌塘草原上，从陕北来的一对恩爱夫妻又经营起了一个温馨的家。她从昆仑山消失了，却长久地出现。我赴京前夕，途经昆仑山站在不冻泉边久久留恋难舍。我看着已经人去屋空的那间“司机之家”，心里涌满思念。环顾四周，雪山依然那么凝重、刚毅，那么洁净、纯美。要远走离开高原了，而我却固执地认为，心灵的归属感、个人价值的体现才是我追求的目标。不管走到哪里，我心里一直会牵挂着高原的发展，都会关注电视台每天预报的昆仑山天气变化。收回目光，我突然看到泉边湿地的一堆石缝间长着一棵草，窄长的叶子上缀满亮亮的水珠，白生生如细线般的根须漂在浅水里。同行的人告诉我这叫扒地草，因为一条主根深深地扎在山土深层，才落得这样一个坚韧的名字。我立即想到了惠嫂，这该是她的化身吧！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一片叶子，带它上路。至今四十多年逝去，这片昆仑草的标本仍完整地夹在我的笔记本里。

　　此后，我身居京城又多次重返高原，来到昆仑山。“司机之家”是必去处。当年那个热腾腾的家灰飞烟灭，只剩下冰冷的遗址了。我和那些残留着的碎瓦乱石心照不宣，咽下同一颗眼泪。惠嫂和老惠们的呼吸犹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犹在，尤其是惠嫂手中那碗里陕北小米的喷香鲜味儿犹在……凹进山体的那个洞穴还不动声色地待在原地，只是老惠们搭建的那部分延伸出来的陋屋已经不知又飘到哪座山峰去了！离遗址不远处的不冻泉，泉水依旧清冽地倒映着整个昆仑山。曾记得惠嫂每天来来往往到泉里背水，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家与泉之间的小路就诞生在她背上的木桶下。路上洒下一层水滴，水结成了冰；又洒下一层水，再结冰……一条冰路贮存了多少道不尽的温暖。现在，家消失了，这不冻泉就是“司机之家”的留守地。我站在泉边望着在水面微微颤动的雪峰，分明瞅见了惠嫂那张被高原风雪镀得红扑扑的脸庞。一直以来夹在我笔记本里的那棵草，就是惠嫂隐藏在昆仑山深处的不朽的身段吧！只要这棵草还在就会有她的故事。有她的故事，王宗元就会站在故事的后面。而说起王宗元又总会有人涉及王宗仁，我。可是这一回王宗元，离开我们了，永远地离开了。拨旺他笔下惠嫂的那炉火也难给他的生命加热，昆仑山带走了他全部体温。

　　不能不提到“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几乎让所有作家都难逃噩运的“大革命”。我呢，毕竟年轻，二十来岁，也没写出可以让那些横扫“四旧”的勇士们发怒显威的作品，只是被他们的战刀蹭破了一点皮。就是这一点蹭剐，也与王宗元有关。我写过一篇小散文《三只鸡》，是说雀儿山下甘孜兵站一位老炊事员，在高寒缺氧的雪山劳心舍力养鸡下蛋，为过往汽车兵改善生活。多好的兵做的多有人情味的事！可是偏有人批判我的散文是只讲物质刺激，不讲政治。批就批吧，那个年代胡言乱语的声音到处都能听到。不学无术才是无法原谅的，那人又把我和《惠嫂》连在一起了，他说我在作品里搞“物质刺激”是惯用的手法，《惠嫂》里那个女人就在不冻泉养鸡，不但在不冻泉养了，还把她养的鸡撒满青藏线。看来这位批判者还真的读过《惠嫂》，王宗元在作品里确实写着：“我孵出来的鸡娃，沱沱河也有，唐古拉山也有，安多买马也有，你走一路都能听见我的鸡叫……”看来“造反派”是真的读了《惠嫂》，还挺认真，只是没有认真看作者，又一次张冠李戴了，把王宗元当成了王宗仁。我是无功受禄，举着“惠嫂灯”的王宗元在寒夜里熄灭了，人和灯一起熄灭了。昆仑山的风满世界刮起来，我担心那些搞大批判的人会不会溺死在自己的悲伤里！

　　没有人告诉我王宗元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我只知道在那个火烧油炸的年代，他天天接受批斗。196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仅有五万字的小说集《惠嫂》，让他们批得体无完肤。王宗元在1971年被死神领走了。这个曾经在青藏路上雪地里奔走的作家走了。那时他天天盼着天晴，可他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会下雪。这样就好，明天的天阴天晴就让别人去操心吧，他死了，永远生活在下雪的天气里也无大碍。那年他才52岁。

　　我仍然不断地去格尔木，去昆仑山，去拉萨。不冻泉是必经之地，每次我都要在那里逗留许久。吸一口惠嫂遗留的气息，豪壮且苍凉。高原的路太遥远。最近的远方在眼前。跑的路越远越多，我越明白了一个道理：干旱时要自己动手浇地，冰雪挡路时要用胸膛融化酷寒。对那些高悬在远天的云和篝火不要抱太多的希望。还是要自己救自己，文学创作尤其如此。只要读读王宗元的小说《高原·风雪·青春》，你一定会喜欢他赞扬高原司机小徐说过的这句话：“他们是铁中的钢，燃烧的火。你会感到他们的热情把冰山都会烤化。”不冻泉边有不冻泉兵站，南行有二道沟兵站，北走是纳赤台兵站，这几个兵站的吃水都由不冻泉供养。这是一片温热的土地啊，它承受着自然的恩泽，眼里噙满热泪。我多次在这些兵站落脚，生活，走近军人，了解牧民，积累素材，充实人生。当然也会有人漠视甚至远离这些渊泉，我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这个社会，有些被人们忽视的东西其实往往是我们最需要的。我相信诞生在不冻泉的那位“惠嫂”永远不会过时，王宗元把一个不朽的背影留给昆仑山了。陕北女人惠嫂当然算不上莫斯科郊外不断打开的典籍，但是终究会有一些人相信，她留在不冻泉边的踏雪声，一声比一声激烈，一声比一声传得更远。

　　我是以昆仑山作为我文学创作的基地。其实先我一步攀上昆仑山的作家除了王宗元，还有李若冰。完整地说，是这两个人影响了我在青藏高原文学的道路上跋涉了五十多年。如今他们都长眠在另一个世界了，我们的满世界都是太阳在赶路，满世界都是开放的鲜花。我不忍心再低下头去追问他们在昆仑山曾经的那些磨炼和苦难。我只有一个心愿：把他们没有走完的昆仑山的路走下去，让自己的脚步不断靠近他们遥远的停止心跳的地方，就像雪花靠近太阳那样，雪化冰融处便是鲜花最先苏醒的地方！

　　2011年我的散文集《藏地兵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我在西安的一次文学会上又一次提到李若冰和王宗元，我说我是踩着这两位文学前辈的脚印攀上昆仑山的。没有想到李若冰的儿子李勇就坐在下面。我发言后他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说，好久都没有人提到我爸爸了，谢谢你还记得他。我说，这个本是不能忘的，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王宗元，我又不得不提到他。

　　前些年，年轻的学者、散文理论家王志清，写了一本书《魂泊昆仑——走近王宗仁》。他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教授作序，林老的序里第一句话就是：“远在四十余年前，我就阅读过王宗仁同志描绘青藏高原的一些作品。”对此，我很觉不安，有愧。四十年前我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进入林老视野的作品。和林老见面后我一问，他马上说出了《昆仑山上一棵草》……

　　打住。

　　我又一次来到昆仑山。

　　我静静地站在不冻泉边，四顾。六月雪把山中冻死的动物封裹在寒冷的白色中。我透过亮亮的泉水仍然可以看到“司机之家”遗址的倒影。怎么能说是遗址呢？你看，泉水中那个倩影：惠嫂，当年也就二十岁出头，纯素的农妇装扮；英姿勃发，像一位准备出征的女兵。时间把春天嫁得很远，日子也可以使如花的容颜枯皱。不冻泉水却能滋养高原人的青春。不冻泉沉淀着曾经的爱，也映着今天的情。昆仑山是不会老的！

　　静悄悄的昆仑泉边，我今夜无眠。

　　也是那一年的7月1日，纳赤台兵站官兵党日活动开展绿化雪山活动，我也加入。我栽的那棵树是不是成活，没人留意。我只知道全站官兵栽植的一百棵杨柳，只活了两棵。别人怎么看待，不去管了，我认定两棵活下来的树是代表两位昆仑山先辈，是他们的化身。我离开兵站回北京时，再三对兵站的战友说：把太阳结结实实地钉在每一片叶子上，让那叶子变成果实！

　　原载《鸭绿江》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