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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野象小姐

　　张楚

　　一

　　我曾经想过跟宁蒙离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二次。

　　“你都闹几天了，还有完没完？”宁蒙慢慢揉着我的肩，“别这样。听我的。”

　　向来都是他听我的。他手劲更大了。他有双灵巧的手：会煮正宗的韩国大酱汤、会在海礁上钓乌贼、会修进口摩托车、会叠纸鹤、会接烧断的保险丝、会组装淘宝买来的古怪书橱，还会用刻刀在橄榄核上雕菩萨……

　　我说：“别碰我。”

　　他不说话了，低头摆弄着手里的樱桃核。他用樱桃核雕了十八罗汉。

　　我默默走到窗边。楼下是停车场，一位老人被担架从救护车上抬下来，急匆匆奔往门诊；还有个全身用白床单紧裹的人，被号哭着的女人们连拽带搡地塞进一辆红色面包车。他们的身形都那么小，那么扁，仿佛沙漠里被热风吹向天空的沙粒。哪天都有那么多人进来，又有那么多人出去。他们都明白，这里是鬼门关。

　　“中午想吃啥？”他从后面搂紧我，商量着问道，“清炖乳鸽好吗？”

　　我转过身看他。这么多年，无论白天黑夜，无论他醒着还是睡着，我曾无数次细细打量过这个同床共枕的男人。他的鼻子还像以前那样挺耸，鼻毛修剪得干净整洁；嘴角微微上翘，那颗土橙色的痣静趴在唇边，像粒干涸的苍蝇屎。除了眼角的两条细浅皱纹，他一点都没老。

　　“只是随便聊聊的……”他喃喃道，“能有什么狗屁事？”

　　我盯着他的瞳孔。我一直没有跟他提过，当他说谎时，他的瞳孔就会骤然放大。

　　“好了，”他压着嗓门说，“别没事找事。他们回来了。”

　　我掸掉他试图攀缘上我肩膀的大手。我什么都不想说。这些日子，我早习惯了仰躺在病床上，目光像夜航飞机的翼灯在黑暗中不停闪动。房顶上除了几条蜿蜒成玫瑰状的裂缝，什么都没有。有时，我恍惚看到传说中的那个人剪影般贴在屋顶。这个婴孩蜷缩在圣母玛利亚的怀里，嘴唇贪婪地伸向她饱满多汁的乳房。

　　二

　　他们散步回来了。

　　他们是我同房的病友，安姐，华妃，翠翠和她的男人臭脚。

　　安姐照例没说话，蜷在病床上听单田芳的评书。华妃则打开电脑戴着耳机目不转睛地看《甄嬛传》。她说已经看过三次。她让我们管她叫“华妃”，而不是教师证上的名字刘淑芳。翠翠呢，让臭脚给她按摩，不时发出一两声野猫般的喵叫。

　　“你儿子很久没来了，”华妃摘掉耳机，愣愣地瞅着安姐说，“该给他打个电话了。”

　　“他忙。”安姐慢条斯理地说，“在北京混，等于光着P股滚刀刃。”

　　华妃叹息，转身问我：“美人，脸拉得比丝瓜都长，有烦心事？不妨说与姐姐听。”

　　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不怎么喜欢她。“都晌午了，你还没给本宫请安，本宫以为你眼里没哀家呢。”

　　华妃咯咯地笑。她跟游戏里那只愤怒的小鸟长得一模一样，嘟嘟脸，小噘嘴。“你的头发还没掉。”她说，“不过再做两个疗程，也变灭绝师太了。”她戴着顶假发。假发箍在圆滚滚的头上，像胡乱编织的劣质草帽。她还在“草帽”上插了排熠熠闪光的发簪，说是弟弟从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买的。

　　我们四个，前后脚动的手术。化疗时又安排到一个房间。一个疗程六天，出院休养二十天，再到医院化疗……我觉得我们还真是有缘，这是第四次了，还从来没有拆过帮。我觉得她们就是那群既让我讨厌又让我无法厌弃的穷亲戚。

　　翠翠嫌臭脚按摩时手重。华妃说：“臭脚要把你掐死了，就让野象嫁他，反正她还是黄花闺女。”

　　翠翠嗲声嗲气地说：“小点声哦华妃。她来了呢。”

　　野象真的来了。我们听到了她咚咚的脚步声。即便在略显嘈杂的楼道，她的脚步声也那么铿锵响亮。我们仿佛看到她那两条肥壮的巨腿正艰难地、迟缓地挪动，水缸般的腰身上，一绺绺赘肉随着悲壮的步伐前翻后涌。为了让心脏跳得安稳些，她会暂时放下手里的扫帚、簸箕和墩布，在狭窄昏暗的楼道里叉腰站立片刻，然后趿拉着穿四十四码鞋子的大脚又开始咚咚地敲击地板，直到地板发出砖头摩擦毛玻璃般的呜咽。说实话，我还真的从未见过这么胖的女人。我觉得她一只胳膊就能将我举起来扔到月球上。

　　“把你们的矿泉水空瓶统统给我。”安姐说，“记住，踩扁了再给我。”

　　我恹恹地说：“宁蒙，怎么这样没眼力见儿？”

　　他一直用手机打游戏。他嘿嘿地笑了两声，将床底下的塑料空瓶扒拉出来，用手捏扁，这才讨好似的笑着问我：“野象来了吗？”

　　三

　　野象是医院的清洁工。她好像在这里干了很多年，无论年老还是年轻的医生、护士、护工，包括那些耷拉着嘴角、满面愁容的老病号，没有一个不认识她。她总是套件紧绷着巨乳的蓝色罩衫，走起路来仿佛一头杂技团的慵懒大象。我不晓得她绰号的来历。为何叫野象？而不叫大象、家象？在我印象里，大象是种笨拙温和的动物，像所有的食草动物一样，它们铺满褶皱的眼睛总是让我想起终年卧床不起的肺结核病人。野象除了扫地、拖地板、打扫厕所，还收集空瓶。后一项是医院明令禁止的，她总是神神秘秘地问我们：“有矿泉水瓶吗？”“矿泉水瓶”四个字从她嘴里吐出时，她灰蒙蒙的眼珠瞬息明亮欢快起来。后来熟了，她连话都不用讲，只是吐着舌头晃我们两眼，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伸出，重重地摇一摇，我们就赶快将空瓶偷偷递给她。我们闲得无聊，后来在安姐号召下，都将瓶子直接踩扁，这样就不用野象挪动她沉重的大脚了。“你们真是好人。”她买了个宽甸西瓜送给我们，逼迫我们每人吃了四五块，“以后我就把袋子放在你们屋了。”

　　她将空瓶都藏进尿素袋。原来她打游击战，今天将袋子放在男厕所，明天将袋子放在女厕所，还曾将那个鼓鼓囊囊、散发着浓烈化肥味儿的袋子悄悄塞进医办室的衣柜。现在好了，她把它踢进安姐的床底。下班前她会扒着门框小声喊：“宁蒙，宁蒙！”宁蒙稍稍一愣后，马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电梯口，从十楼坐到一楼，绕过收发室跑到停车场。野象换完衣服，就将尿素袋从楼上直接扔下。她不去练射击真是可惜了，那个袋子在空中飘游几秒钟后会稳稳落在宁蒙脚边。她搓搓蒲扇般的大手，朝我们挥一挥，瓮声瓮气地说：“再见啊，美女们。”

　　我们一般都是化疗六天，六天后出院。我们不在时，别的病号肯定不如我们这样心肠软。我感觉她对我们格外亲近。忙完自己的活儿后，通常来我们病房闲聊。她总是倚着门框斜站着，如果护士来量体温，只能从她的胳肢窝下钻进来。她最喜欢跟安姐聊天。安姐脾性好，不像华妃那样老是逗她。

　　“你为什么不去当举重运动员？”华妃说，“真可惜了这副好身板。”

　　“我小时候很瘦的。”野象貌似羞赧地舔舔嘴唇，“我那时最想当的是体操运动员。真的，我做梦都想在平衡木上做狼跳和屈体后空翻。”

　　华妃拉着脸说：“幸亏你没练体操。一跳上去平衡木就塌了。裁判除了给你零分，还要让你赔器材钱。”

　　“你说得没错。”野象哀伤地说，“像我这样的穷人，还真赔不起。”

　　“人穷就穷了，志可不能短，”安姐说，“你也就是胖点。可大眼睛双眼皮，也算个漂亮人。你就不能穿件像样的衣服？浑身总是股剩饭的馊味。”

　　“可不是吗。”野象像在反问我们，“我怎么总是股馊味？真冤枉死我了。我特爱干净，一个月就洗一次澡呢。”

　　我突然想起，店里的剩货里有条孕妇裙。下次化疗时顺手带了过来。

　　“哎呀妈呀，真是送我的？”她眨着厚眼皮盯着那条碎花裙，半晌才忧心忡忡地问道，“能……能把我套进去吗？”我说肯定没问题，本来是个很胖的孕妇订购的，可后来她流产了。“太好了，我真喜欢这颜色，一朵朵的喇叭花，喜气洋洋。”我说那不是喇叭花，是郁金香。她咧着大嘴笑了：“我喜欢郁金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花儿就是郁金香。”

　　等她穿着那条布满郁金香的孕妇裙来上班，我们都惊呆了。她做了新发型，茂密的头发像温水泡开的方便面一条条耷拉到肩上，嘴唇是狰狞的猩红，脖子上戴了条贝壳项链，连脚指甲也染成了紫色。

　　“你谁啊？”华妃说，“世界选美小姐到医院来做公益活动吗？”

　　野象笑得连隐藏的大金牙都龇出来：“真的漂亮吗？”

　　“那当然，”华妃说，“要生在唐朝，还有杨玉环什么事？”

　　“就是裙子有点短，”安姐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穿双长筒丝袜，就更耐看了。”

　　“中午我就去买。”她喜滋滋地说，“华联超市这几天正打折呢。”

　　我没料到她走过来，一把将我揽怀里。她身上是浓郁的花露水味。“太谢谢你了！”良久她才将我松开。我有些尴尬地瞟着她，她说：“等我有钱了，请你吃牛排。”

　　那天，医生、护士、病人都像看怪兽般看着她在楼道里拖着两条粗腿晃来晃去。见到熟人都会大声地打着招呼，人家瞥她一眼，她就迫不及待地说：“裙子漂亮吧？我妹给我买的。”“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郁金香！”人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她一句，她就嘴角喷着吐沫星子问：“有空瓶没？有的话给我攒着！”

　　她就是捡空瓶时出事的。

　　据说那天医院的领导来检查卫生。他们到洗漱间时，发现巨大的白垃圾桶边垂着两条硕腿。走在最前面的是医院的办公室主任，他盯着让他讶异的粗腿以及箍在P股上的裙子，半晌没说上话来。后来他上前拍了拍她的腰，野象才缓缓地把头从垃圾桶里伸出，方便面头上粘挂着白菜叶，手里攥着俩空瓶，龇牙咧嘴地问道：“你拍我P股干吗？”

　　主任说：“你这样会吓死人的。”

　　野象愤愤不平地说：“谁家病人这么缺德，把瓶子扔进垃圾桶！扔垃圾桶也算了，还要扔进一堆屎里。”

　　主任往后倒退几步，紧紧捂住鼻子问：“瓶子不扔进垃圾桶，难道要从窗户扔出去？”

　　野象拍拍胸脯，喘着粗气说：“不是有我吗？我就是垃圾女王啊。”

　　主任问：“你收瓶子干吗？”

　　这倒让野象惊讶了，她用手纸擦拭着污秽的瓶身，慢条斯理地说：“卖钱呗。一个瓶子一角钱，二十个能卖两块钱。两块钱，能从超市买五个橘子呢。”当她说完这句话时，她立马后悔了。她方才发现，这个戴眼镜的秃头男人背后，还站着脸色铁青的护士长。当然，她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半个小时后接到解聘通知时，她仿佛才明白是如何一回事。她瘫坐在楼道的角落里不停颤抖，偶有病人从她身边走过，好奇地瞄她两眼，她就朝人家龇牙咧嘴地笑笑，鼻翼两侧的眼泪混淆着灰尘，让她的笑容滑稽又陈旧。她像是马戏团里衰老多病、只得躲在牢笼里吃料草的一头大象。只不过这头大象身上，还裹着那条开满郁金香的孕妇裙。

　　四

　　我很长时间没搭理宁蒙了，想离婚也不是无理取闹。上次化疗时我妈一直陪着，我就让他回家了。出院那天我特意炒了几样小菜，开了瓶朋友从澳大利亚带回的红酒。他一个人全喝了。后来他靠着椅背就睡了。他的手机就放在桌边。

　　我一直后悔看了他的手机。他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淫秽不堪，我看了都脸红心跳。最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女人对我们家了如指掌，我们的住址、儿子的姓名、我的工作单位……她甚至知道宁蒙当年追求我时，曾在我家门口攥着束玫瑰枯坐了整宿。按照宁蒙的说法，他从没见过她，是偶然在网上认识的。

　　“就是空虚，你不在家，闲极无聊扯淡玩。”

　　“天边远吗？”

　　“远。”

　　“滚天边去吧。”

　　他老老实实地去书房睡。

　　我偷偷哭了一宿。我得的乳腺癌，两个乳房全切除了。说实话，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从拿到切片结果到躺上手术台，只不过隔了三个小时。宁蒙的表舅是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本来床位很紧，主治医生又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但表舅一个电话，主治医生就开车从北京跑了回来。当他手里捏着寒光凛凛的手术刀时，迷迷糊糊的我还能感觉到他急促的呼吸声。

　　而现在，我不得不跟宁蒙妥协：“表舅没出差吧？”

　　他略带惊喜地看着我说：“应该没有吧。”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野象接着上班吧。”

　　“没问题！”

　　我看着他走出病房去打电话。我们分居很久了。我曾仔细想过，乳房对于女人的意义，以及对男人的意义。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后来我在医院的一本破杂志上偶然读到首诗，是个叫巴勃鲁·聂鲁达的智利人写的。他说：“你的乳房仿佛洁白的巨大蜗牛。/你的腹部睡着一只斑斓的蝴蝶。/啊，你这个沉默的姑娘！”于是我知道，我的乳房沉默了，我也沉默了。我也知道，对宁蒙来说，他不仅仅是失去了“洁白的巨大蜗牛”。

　　“我跟表舅说了，没问题。”宁蒙笑着说，“我们又能看到野象了。”

　　我们确实又能看到野象了。只不过她现在不敢收集空瓶了。打扫完卫生，她通常蹑手蹑脚地走进我们病房，靠着墙壁跟我们聊天。华妃还是喜欢逗她玩。

　　“这次真是有惊无险啊。”

　　“你说我怎么那么笨？专往枪口上撞。护士长前天就警告我，说这几天检查卫生。可我一看到垃圾桶里的瓶子，怎么都忍不住，就想把它捡出来。”

　　“沾了屎你也捡？”

　　“在你眼里有屎，在我眼里是钱。”

　　“你命好，命里有贵人相助。”

　　“真的吗？”野象讪讪地说，“吓死我了。你说我要真下岗了，到哪儿找份得心应手的工作？胖人没胖福的。”

　　“可不是吗。”华妃摸摸假发髻上的银簪，“还不谢谢你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是大美女找人给你说情，你才没被开除。”

　　这样，野象第二次拥抱了我。我没有闪躲，而是任她近乎夸张地勒着我。她硕大的、柔软的乳房顶着我的胸脯，让我的眼眶不禁潮湿起来。

　　“你是个好人。”她在我耳畔嘀咕道，“哎，为什么好人总是多灾多难？”

　　从那以后，她到我们病房跑得更勤。当然，她很少空手来。我们很快吃到了野象腌制的萝卜条，爆炒的绝辣海螺蛳，新煮的玉米洋芋，以及形形色色从来没有吃过的大餐。比如有次她端了个塑料盒，里面盛着奶嘴般的红色食物。我们的筷子在手里摆弄几个来回，谁都不敢第一个品尝。还是华妃忍不住问：“这是什么？”

　　野象得意地说：“保密。你们尝了就知道了。”

　　我们就更不敢吃了。野象用筷子夹了一块，强行塞进我嘴里：“吃吧。这是我从荷花坑早市买的猪乳头。老中医不是说过么，吃啥补啥。”

　　我们都沉默了。最后安姐说：“难得野象有这份心，你们还愣着干吗？哎哟，味道还真不赖，你们尝尝！尝尝！”华妃瞅我一眼，也夹了一箸子，吧唧吧唧地嚼。安姐说：“你慢点吃。还人民教师呢，坐没个坐相，吃没个吃相。”

　　我们都知道安姐最近心情不好。她儿子快两个月没来医院，电话也极少打。

　　她的头发也全掉光了。我们病房真成尼姑庵了。

　　五

　　安姐儿子终于来了。这是个安静的小伙，见人三分笑，个子纤细，有点驼背。医生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护士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就问：“你谁啊？”他眯缝着眼说：“您辛苦了，我是安长河。”

　　安长河手脚勤快，将安姐的桌子擦了，又将我们的桌子全擦了。我们不让他擦，他就尴尬地看着我们笑，我们只好让他用干净的白纱布来来回回蹭着脱皮的破桌面。当他干完这些，他瞅了眼安姐。安姐绷着脸没言语，他就开始擦玻璃窗。我怀疑那几扇玻璃从建院以来就没有擦过。他忙活个把小时，才将玻璃擦得晃人眼。他叉腰站在那里，望着窗外说：“妈，我明天还要去深圳出差。上午十点的飞机。”

　　“你有事就回去吧，”安姐说，“千万别耽搁了工作。你现在还是部门副经理吗？”

　　他扭过头看着安姐，半晌没有说话。

　　下午他说出去买矿泉水，结果半天没回。安姐有些坐卧不安。华妃说：“你呀，一辈子瞎操心，二十多的大小伙子，膀大腰圆，能出什么事？”安姐说：“你不知道，这孩子胆小如鼠，八岁了看到螳螂还吓得直哭，真随了他那没出息的爸。”华妃说：“再没出息，人家现在也是北京人，当了部门经理，出差都坐飞机，你还想怎样？”安姐这才有点笑模样，说：“他学习确实不错，当年可是咱们市的理科状元。”

　　安长河回来了，窄仄的怀里搂着十来瓶矿泉水。瓶子像金字塔般搭垒得齐整稳当，最上面的瓶口紧紧抵住他的尖下巴。白色衬衣全湿透了，两根肩胛骨突兀地支出来。“我想买些冰镇水，可楼下没有，去了商店，竟比超市贵一毛钱。没想到超市那么远，”他羞怯地笑着，“幸亏我是飞毛腿。”说完他就腾出只手去擦汗，结果在我们的哎呀声中，怀里的矿泉水噼里啪啦地全掉下来，有几瓶甚至滚到了门外。

　　“你个傻子！没出息的傻子！”安姐突然咆哮起来，“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超市的水再便宜，总共便宜不了一块钱！你腿脚再快，有车快吗？你就不会打辆出租？”

　　我们都愣住了。我们从来没见过安姐发脾气。她说话向来滴水不漏，做事总是先考虑别人。谁都没敢吭声，全直勾勾盯着安长河。多年后我还会记得当时的情形：安长河突然跪下了。他跪得那么突兀，似乎有双无形的手在他麻秆般的细腰上猛击了一拳。他跪着蹭到安姐床边，将头埋在安姐两腿中间抽泣着说：“妈，我没用！没让您过好日子，还天天惹您生气操心！”他狠狠扇了自己俩耳光，“我是个没用的东西！我是个没用的东西！”

　　“真是随了那个老不死的！唉，怪谁呢，蛤蟆的儿子不长毛。”

　　野象不晓得何时进的屋。她张着大嘴看看安姐，又看看安长河，这才迈着粗腿咚咚咚咚地挪过去，一只手揪住安长河的衣领，轻轻松松就将他拎起来，摸了摸他头发，盯着安姐说：“蛤蟆的儿子不长毛，怎么能怪孩子爸呢？”

　　“那怪谁呢？”

　　“怪你呗。”

　　“怎么就怪我了？我在地毯厂干了三十年，年年是先进工作者！还当过市里的劳动模范！”

　　野象淡淡地扫我们一眼说：“怎么不怪你？你摸摸自己的脑袋就知道了。”

　　安姐狐疑着摸了摸头，扑哧笑出声。我们也都笑了。可不是，她头上可是一根发丝都没有。

　　“儿子大老远地来看你，摆着张臭脸给谁看？”野象嬉皮笑脸地说，“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你心里其实美滋滋的。”

　　安长河是晚上走的。走时他挨个向我们鞠躬，让我们多照顾安姐。那是个伤感的傍晚。窗外的晚霞余光斜射而进，让我们的脸颊都抹了层绯红的光晕。我紧紧攥着宁蒙的手。他粗大的骨节扎疼了我的掌心。

　　回家时，我让他从书房搬到卧室。那天晚上，我们做了很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亲吻我的乳房，他的糙手只是犹豫着在那里碰了下就果断挪开。我为他的犹豫有点难过。

　　更让我难过的事，发生在几天后。

　　宁蒙请了几个哥们儿到家里吃饭。他和那个女人聊天的事，他们全知晓了，半荤半素地在我面前数落起宁蒙的不是。宁蒙垂着头，一副追悔莫及的神态。他总是忍不住将自己的糗事告诉朋友，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让他的心里干净。那帮酒鬼早早喝醉，不到八点就散了场。我带着儿子去街上溜达，宁蒙在家里洗碗。等回来时他正在上网，见到我时他的瞳孔忽就放大了。我说你跟谁聊天呢？他说没什么，有个老顾客问我们还有没有剩货，想抽空挑件衣服。我二话没说将他从椅子上拽起来。“你陪儿子睡觉去吧，”我虎着脸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他杵我身边，一动不动。

　　他果然是在跟老顾客聊天。这个顾客我认识，是政府公务员，以前来宁蒙店里买衣服时低眉耷眼的。她丈夫是我们这里最大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娇小娴静的妻子是如何跟野男人T情的。

　　“多长时间了？看样子是老情人了。”

　　“你胡扯什么？人家可是良家妇女。”

　　“良家妇女？这样，我约她晚上过来。她要是来了，我就杀了你。”

　　他结巴着说：“我，我，我……”

　　我用宁蒙的口吻继续跟她聊天。我说：“你嫂子还在医院化疗，晚上有空过来坐坐？我酱了牛肉，可以喝点日本清酒。”女人很快回信，说：“等我半个小时，我先洗个澡。”

　　我关了电脑。宁蒙坐在阳台上闷闷地吸烟。半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你能想象到她看到我时的表情：嘴张得比河马的嘴还大。“嫂子回来了？我跟宁蒙约好挑几件衣裳，”她反应倒是很快，“你的病如何了？”

　　我笑着将她请到客厅，然后告诉她，约她出来的不是宁蒙，而是我。她的眼睛就直了，蜷坐在布沙发里，手神经质地揪着丝袜的一根跳线。我说：“你没有必要解释什么，我都清楚。怪只怪我生了病，糟钱糟物，他心情不好是难免的。多谢你这段时间陪他说说体己话，让他缓解缓解压力。你看，我头发全掉光了，命不好，可我谁都不怪。”

　　她哽咽着辩解说，他们什么都没有。虽然什么都没有，可还是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她以后不会再跟宁蒙联系了。她希望我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她的丈夫。最后她抱住我的肩头小声抽泣起来。

　　“不会的。”我递给她张湿纸巾，“擦擦眼泪吧。假睫毛都掉果盘里了。”

　　六

　　野象问：“宁蒙怎么没陪你来？”

　　我说宁蒙的祖父生病了，他陪床呢。

　　野象说：“你怎么又瘦了？小脸还没巴掌大。我可得给你好好滋补一下。”

　　安姐这次没来，据说病情有些恶化，转到北京的医院去了。我们打她的手机，七嘴八舌地抢着跟她讲话。她的声音跟平时一样，淡淡的，说那里环境不错，等出院了就来看我们。她还特意叮嘱翠翠不要老欺负臭脚，叮嘱华妃不要总看电视。翠翠呢，照样整天腻着臭脚，如果说臭脚是匹瘦马，那么翠翠就是一只粘在马尾上的果蝇。华妃的《甄嬛传》已经看到第五遍。她换了顶假发。这次假发上戴了朵粉色蔷薇。“漂亮不？”她细细捻着绢布花瓣，“皇后这个歹毒的女人，怎有我这般天香国色？”

　　宁蒙是两天后来的。我看都没看他一眼。他买了我最爱吃的猕猴桃，剥后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没接。他低着头自己吃了。他沉默的样子让我心疼。午饭后他说出去趟，我没吭声。这时野象来了，她大概刚扫完厕所，满头是汗。我说：“野象你有空吗？”她瓮声瓮气地说：“刚忙完，累劈了。”

　　我从楼上俯瞰着野象穿过停车场，朝医院门口缓缓走过去。我知道她肯定不是个好侦探，对于她的新职业，她似乎也并不热衷，很快我看到她挺着乳房折返回来，在楼下弯弯腰，扭扭P股，开始做起广播体操。她的广播体操很惹人眼：除了常规动作，她还将一些奇妙的动作糅合进来，比如高抬腿——如果你看过大象表演，那么我可以说，她的动作比大象还要缓慢优雅；比如龟步，肥胖的双手一前一后地机械戳探，脖颈一伸一缩，同时粗腿弯曲着迈着碎步。很快她身旁就聚了群病人指指点点。她这才整理整理衬衫，将露出的肚脐盖好，一点一点朝传达室方向蹭去。等见到她时，她神神秘秘地将我拽到墙角说：

　　“我跟他走了两条街。”

　　“他去干吗了？”

　　“这傻小子，买了火腿肠和啤酒，喝得有滋有味。”

　　我点点头。她又说：“宁蒙这傻小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宁蒙是下午回来的。回来也没如何说话，分给臭脚一根香烟，两个人躲到阳台上去吸。

　　他们都睡着了，只有我睁着眼死盯着屋顶。屋顶除了几条蜿蜒成玫瑰状的裂缝，什么都没有。我以前常常恍惚看到传说中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剪影般贴在上面，他蜷缩在玛利亚的怀里，嘴唇贪婪地伸向她的乳房。而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瞅瞅睡在简易床上的宁蒙，他的呼吸均匀安稳。我蹑手蹑脚地将毯子盖在他身上，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野象。她压着嗓门说：“跟我出来趟。”

　　我狐疑地跟她出了病房。深夜的楼道里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知道，肯定有无数的幽灵在这里飘荡徘徊。他们都是不甘心的灵魂。在医办室的电子秤前，她停住了脚步。

　　“看好了，我到底有多沉。”她眨了眨厚眼皮悄悄地说，“我要表演魔术了。”

　　“我眼睛又不近视，”我撇着嘴说，“一百零五公斤。”

　　她说：“过两分钟后你再瞅瞅，我到底有多沉。”

　　值班的医生趴在桌上睡了，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挥着表针。她轻轻咳嗽了一声，我又瞅了瞅电子秤，说：“一百零二点五公斤。”我有点不相信似的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秤，“你捣什么鬼？”

　　“我才没捣鬼。这是我的秘密。”她神秘兮兮地说，“小时候偶然发现的。”

　　我搀扶着她从电子秤上迈下来。她说：“你知道那五斤的重量跑哪儿去了吗？”

　　我摇摇头。她说：“那五斤，就是魂儿的重量。”

　　我哑然失笑。她翕动着硕大的鼻孔说：“真的。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就是灵魂出窍的时候，体重就减轻五斤。”

　　我说：“胡扯。电视上说，人的灵魂是二十一克。”

　　“不管是五斤还是二十一克，说明人除了这身肉，还有点别的。”

　　“那倒没错。”我恍惚地看着她。

　　“也许，那点别的更重要。这身肉死了，烧了，变灰了，可魂儿还在。也许它一直待在墓地里，也许它随着风到处乱飘。知道不，那些郁郁寡欢的人，就是死后魂儿也整天绷着脸，不受待见；那些快活的人，死了也是快活的，它跳来跳去，在电线杆上跟麻雀唠嗑，在野地里跟田鼠抢麦穗，在马背上跟跳蚤讨论下届的美国总统是谁。”

　　我只是傻笑。笼罩在光晕下的庞大躯体仿佛不再是那个为了空瓶锱铢必较的人，而是一位肃穆布道的牧师。她的眼睛那么亮，仿佛有小小的火焰在瞳孔里燃烧。

　　她又说：“你不要整天攒着眉，人人欠了你五百吊似的。你运气够好了，虽然是乳腺癌，却是早期。安姐那样才闹心，本来是良性，没想到癌细胞转移了。”

　　我盯着她重又灰蒙蒙的眼珠，不晓得说什么好。我知道她这是逗我开心。可是我怎么开心得起来？“我没事，我挺好，”我垂着眼睑说，“也许是化疗后遗症，整天疑神疑鬼。”

　　“你明白就好。”她舔舔厚嘴唇，“不过我得纠正你，人的魂儿不是二十一克，而是五斤。”

　　“好吧。”我笑着说，“你体重比我沉，魂儿也比我沉。”

　　回到病房，宁蒙正轻声轻语地接电话。我说谁啊，这么晚了还骚扰别人。他怯怯地瞥我一眼连忙掐掉。我说把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他犹豫了片刻。我走上前一把抢过手机。他愣了会儿，然后嘴里嘟囔着推了我一把。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动手，踉跄着跌到床边。他慌里慌张地跨过酣睡的臭脚来搀我。我顺势从他手里抢过手机，狠狠朝墙上摔去。

　　手机破碎的声音在夜里那么响。华妃先醒了，她摸摸头上的蔷薇一惊一乍地问道：“我的妈呀，氧气瓶爆炸了，还是地震了？”

　　宁蒙低头走出了病房。他没有再回来。如果他在街上冻死了，那么，就让他死吧。

　　七

　　“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为了屁大点的事动肝火。”第二天中午了，华妃还在唠叨我，“他容易吗？在家里哄孩子，在医院哄你。你就不能让他省点心？”

　　野象给我带了罐蒜末海带丝，她说滴了好些香油，最是下饭。然后试探着问：“晚上……我请你看演出吧？”我问什么演出，她支支吾吾起来。我看着她扭捏的神态忍不住笑了。她两眼放着光问：“你答应了？太好了！晚上七点半，我在医院门口等你。记得打扮得漂亮点。”

　　我没怎么打扮，精心打扮的是华妃。她穿了件华美的旗袍。旗袍有点皱，让她簌簌地站在秋风里时老忍不住用指甲蘸着吐沫抹一抹，再拽着布料抻一抻。我很好奇她的乳房为何那般高耸圆润，却没好意思问。“你说，她会不会请我们看歌剧？收音机里说，今晚燕山剧院有黑山歌剧团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她马上把自己否定了，“野象那么小气。”她用唇膏狠狠地刮弄着嘴唇，“最大的可能就是请我们看场二人转。唉，她向来既俗气又没品，毕竟只是个清洁工。”

　　本来翠翠也要带臭脚来，后来华妃对她耳语一番，她才嘟囔着留在病房。见到华妃时，野象有点吃惊，不过也没多问。华妃倒是拉着长音说：“要是看二人转，我这旗袍就白穿了。”

　　野象闷头闷脑地乜斜她一眼说：“穿着旗袍去泡迪厅，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说实话我没想到野象会带我们去迪厅。这辈子我去迪厅的次数屈指可数。估计华妃也是如此。在门口检包盖荧光印章时，华妃出了点意外。她死活不肯让保安保管那把陈旧的瑞士军刀。后来我和野象不得不将她揪到一旁。“这把瑞士军刀是我前夫送的，我一直带身边，要是保安弄丢了怎么办？”华妃撅着嘴说，“没准他们看着好，自己就私藏了。”我跟野象好说歹说，她才恋恋不舍地把军刀递给保安，又逼着人家打了一张欠条。

　　里面的人真多啊。野象给我跟华妃找了两个座位，又给我们点了饮料，然后悄悄离开了。华妃坐在高凳上，不时抻拽着旗袍袖口。谁也不会料到，我们是两个没有乳房的女人。

　　“太吵了。”华妃说，“简直比学生出操还吵。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像我们一样的人。”

　　“我就知道，这笨女人根本不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好地方。”

　　“我挺喜欢这儿的。”

　　“喜欢个屁。一群乌合之众。”

　　野象很久没回来。我跟华妃就傻傻地盯着那群跳舞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分不清是男是女的人。“你想喝啤酒吗？”华妃问，“我以前一斤老白干不在话下。”我说这里的酒很贵。她不屑地瞥我一眼：“瞧你那小家子气。”

　　我们就喝起了啤酒。我很久没喝了。我记得以前没意思了，就跟宁蒙在家里喝酒。他喝不过我。想到宁蒙时，我的酒就喝不下去了。

　　“我的乳房漂亮吗？”华妃嬉笑着问，“是不是很性感？”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戴了什么玩意？”

　　她说：“你不知道吗，医院食堂的白面馒头，蒸得又圆又大又软。哎，我真是‘皓腕高抬身宛转，销魂双乳耸罗衣’啊。”

　　我们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着，场子的灯光忽暗下来，人群也静下，然后光柱尾随着音乐摇摆到一根钢管上。我们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那根明晃晃的金属钢管旁，站着一位超级肥胖的女人。她有头蓬松的栗色头发，一张宽阔猩红的嘴巴以及两只大力水手才有的臂膀。她身上裹着件镶嵌着无数金属箔片的黑纱衣，站在那里，仿佛美艳的菲律宾女佣。

　　“她、她……是野、野象吗？”啤酒沫沿着华妃的嘴角喷出来，“她疯了吗？”

　　“是她。”我抚着胸口说，“我们最好先溜到那边，防止她从台上跌下来。”

　　可我们都没动。我们看着野象随着音乐开始扭动她肥硕的臀部，看着野象绕着明晃晃的钢管风姿绰约地抛媚眼、抖乳房，间或微微抬起她大象般的前腿。她或许以为她还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平衡木上做狼跳或霍尔金娜后空翻？当我看着她双手艰难地握住钢管，左腿直立，右腿和左腿劈成九十度角时，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厉害啊……”华妃咂摸着嘴说，“我们给她加油吧！野象野象，宇宙最棒！”

　　我就跟她扯着嗓子喊起来。可我们的声音太小了，很快就被全场疯了般的口哨声、掌声和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淹没。如果没记错，野象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双手托住乳房，双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劈叉。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为何不双手撑地，好让粗圆的膝关节有个更稳妥的支点。当她面色潮红地站起来时，我看到她的黑纱裙被撕扯开一角。她缓缓地从舞台上走下来时，有人伸手去摸裸露出的大腿。她浑不在乎，在明灭的霓虹灯下，穿过涌动的人群朝我和华妃一点一点挤蹭过来。

　　“一晚上四百块钱。”野象得意地喝着啤酒，“我可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舞者。”

　　我跟华妃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开心吗，大美人？”她的鼻孔还剧烈喷着热气，“没想到妹妹有这一手吧？这个迪厅的老板邀请了我三次，我才赏脸光临呢。”

　　我敬了她一大杯喜力。我确实很开心，却也无比难过。我突然想起她说的那个灵魂，那个随着野风流浪，在马背上跟跳蚤聊天、或许重达五斤的灵魂。

　　八

　　对于那天晚上的迪厅之行，我跟华妃都保持了沉默。翠翠一个劲地盘问我们到底看了什么精彩演出，后来华妃撇着嘴说：“无聊得很，就是赵本山的徒子徒孙们演黄色二人转。”

　　野象见到我时，杵着墩布羞涩地笑了。我朝她伸出大拇指，她咧着大嘴扒拉掉我的手，瓮声瓮气地说：“记得下次给小费哦。”

　　可是一个人时，仍然会想起宁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怎么让宁蒙先回来了？一个人在医院能行吗？要不我下午就过去？我说不用了，这里有很多姐妹，还是让宁蒙在家好好照顾孩子吧。再说这是最后一次化疗，两天后就彻底出院了。母亲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回家后静养就行，以后定期检查。华妃也要回县城了，那件旗袍她穿了好几天才肯脱下来。翠翠就更高兴，他们家的栗子今年收成不错，她还极力邀请我们明年春天去山上看栗子花，据说万里飘香。我们还约定，以后有空了互相串串门，毕竟住院住出来的好姊妹，是同患过难的。可我也清楚，只是说说而已。那天我看报纸，那个总是戴着墨镜的香港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常遇到些人，他们在特定的时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记忆深刻，然后他们就消失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说得没错。

　　出院的前一天晚上，野象说请我吃牛排。那家餐厅我知道，是快餐厅，以物美价廉著称。我在那里坐了良久，她才气喘吁吁地从门口进来。让我惊讶的是，除了她自己，还有个男孩。那个男孩坐在轮椅上，远远地就朝我招手。

　　“叫阿姨。”野象对孩子说，“阿姨是医院里的菩萨呢。”

　　男孩只歪着头笑，嘴角不时流出涎水。野象掏出手绢麻利地擦掉，这才跟我面对面坐下。

　　“这是谁家的孩子？”我忍不住悄声问，“他得的什么病？”

　　野象好像并没有听到，而是继续挺着腰板耸着巨乳有板有眼地点餐。等服务员离开，她才小声说道：“他生下来时难产，结果头部受损，得了脑瘫。除了不会走路，他什么都懂。乖乖，给阿姨背首唐诗。”

　　男孩抬起下颌，将小手老老实实地背到身后，开始有板有眼地背诵起《静夜思》。他大抵背过很多遍了。背完后他佝偻着掌心定定地瞅着我。野象赶紧往他手心里塞了粒奶糖。

　　“是你亲戚家的孩子吗？”

　　“不是。”她久久地盯着我，“他是我儿子。”

　　我一时不晓得说什么才好。据我所知她还没有结婚。我斟酌着问：“孩子的……父亲呢？”

　　她灰蒙蒙的眼珠更暗了，“他没有父亲。”她的牙齿咬噬着厚厚的嘴唇再次重复了一遍，“他没有父亲。”

　　她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就扭头去给孩子擦涎水。我思忖半晌方才嗫嚅着说：“认识你这么长时间，‘野象野象’地叫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她嘿嘿地笑着说：“我姓鲁，我叫鲁叶香。你叫我叶香就好了。”她有些羞涩地说，“我还没结婚，叫叶香小姐也成。”

　　孩子能自己吃牛排。他用刀叉有条不紊地切割着牛排，仿佛是个技艺精湛的厨师。“我常带他来，”野象目视着孩子说，“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过……”

　　那是顿难忘的晚餐，野象和她的儿子总共点了四盘七分熟的牛排、两份水果披萨和六个冰激凌。她本来还想点一瓶红酒，可是被我拒绝了。她也就没再坚持。她儿子饭量委实不小，她时不时地抚摸着他焦黄稀疏的头发，犹如一头疲惫的母象爱抚着一只羸弱的、永远只能坐卧的小象。他的眼睛和她一样大，只不过瞳孔亮晶晶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野象。宁蒙早晨来医院接我时，野象还没有上班。已经是秋天了，我在家一心一意拆洗衣物棉被，然后将阳台晒得满满的，连阳光都射不进来。我曾经接过华妃的电话，她说她去上班了，如果再见不到那些可爱的孩子，她肯定会得抑郁症。快立冬时，我还接到了安长河的电话，他吞吞吐吐地说，安姐已经过世了，过世前她给我们病友每人留了份礼物，等有空了，他会专程开车送过来……我握着手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眼泪流个不停。我已经很多年没流过眼泪了。

　　我跟宁蒙还是老样子，整天说不上句话。他开始接些活计，专门给人雕刻佛珠，或者将檀木手串卖给摩托车俱乐部的哥们儿。尽管报酬并不丰厚，总比游手好闲强些。有天晚上他的左手不慎被刻刀割破，血流满了手背，我慌忙翻找云南白药和纱布，帮他细细包扎起来。当系好最后一个丝扣，他突然用右臂抱住我的腰，喘息着将我硬生生地按到沙发上。他的力气还是那么大，让我不禁眩晕起来……当他的嘴唇犹豫着亲吻上我扁平的胸部时，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摩挲着他短短的头发。灯还亮着，我茫然地盯着屋顶。屋顶上有条裂缝。我仿佛又看到那个无所不能的人。他还是个孩子的模样，蜷缩在玛利亚的怀里，满脸的焦灼不安。

　　等宁蒙睡下，我简单冲了个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很少看电视。可是那天我调到市台的广告频道时，再也没有换台。那是则不停滚动播放的痛风广告。一个花枝招展的胖女人对着镜头傻乎乎地说：

　　“我得痛风三年了，双膝疼痛、僵硬、肿胀积水，蹲不下去，站不起来，上下楼还得斜着身子走，每个月要靠输液和吃药控制病情。由于病情恶化，医生建议我置换关节，在这焦急绝望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丈夫在台湾的联谊会上通过战友知道了蚁王痛风舒胶囊……”

　　接下去，无非是通过吃胶囊痛风得到根治。为了验证医疗效果，女人还扭起了东北大秧歌。她的四肢如此庞大笨重，舞动起来犹如一头灰扑扑的大象在音乐声中滑稽地起舞。舞着舞着她忍不住咧开大嘴笑了一下。

　　说实话，那是我漫长、卑微、琐碎的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动人的笑容。

　　（原载《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