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过新年,认真说是从圣诞就开始了。12月的中旬开始就到处有张灯结彩的过年迹象,伦敦地铁大一点的出口处,总有一队一队的学生在唱圣诞歌曲,街头艺人也开始演奏圣诞乐曲。圣诞节那天,大街小巷却静得出奇,全英的火车、地铁、公共汽车都停止服务,大小商店一律关门,所有的人都回家了,这个传统的国度的人们太重视这个节日的家庭气氛了。传统的英式餐桌上都有两样必不可少的东西:火鸡和啤酒。新年前一天我们还在英吉利海峡面对法国的布莱顿市,等我们回到伦敦的时候已经靠近元旦了。到了元旦,过年就算到了高潮了,午夜12点,伦敦大钟刚刚敲过12响,离唐人街不远的鸽子广场顿时欢呼不断,多种肤色的人互相拥抱,雀跃起舞。我们坐在车里不敢下去,大家都不敢享受KISS FREE的场面,不断有人伸头到车窗前说新年快乐。我们在车里热情摆摆手,说出同样的祝福。
热闹归热闹,但没有爆竹声响,没有龙灯狮舞。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待春节。
春节悄悄来到了。那天下午4点,是中国时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时,我住处街对面的电话亭边,4时之前就有好几个中国学生在排队,他们的住处没有电话,这时手中都捏着一摞硬币,只为了向祖国的亲人说一声新春的问候。也许远在千山万水之遥的电话那头的亲人并不知道这个电话是怎样打出的,但是我知道每个人从电话亭出来都是一双潮湿的眼睛。
祖国此时对海外的学子来说是一个太具体的概念,那就是亲人,是母亲和妻儿,是生我养我的那块博大的土地。
我同屋的一个北京同学,他一直在看着桌上的闹钟,4点一到,“噌”地一下从床上跳起来,迅速从腰上解下了狗年的红腰带,他的本命年过去了,这个腰带里有4个两分的硬币,“四平八稳”地来到伦敦。他妻子早从国内打来了电话,吩咐他猪年来到之时取下,但是到底是本地时间午夜子时,还是中国时间午夜子时,又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妻子再次打来越洋电话吩咐必须是中国时间新年之际。这朋友挥舞着红腰带大声对窗外的中国学生喊新年快乐,一遍一遍,回过头来看看我,又是一双潮漉漉的眼睛。我的另一个同学后来跟我说:“我一打通单位的总机就跟接线员说我是国际长途,请接我家里的分机,嘿,你猜那边怎么着,她对另一个接线员说:‘我说得没错吧,开始了,快接!’就凭子夜的这一声‘快接’,就让我眼泪快掉下来了。”这时候,每说一个汉字都是一种祝福。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天气出奇的好,阳光明媚,真是英伦冬季难得的天气。我们提前与海伦和迪妮两个老师商量好了,两个人的课合并到一起,就在教室里,同学们自己做中国菜。这一天我们最高兴的事就是看见了国旗,那面摆放在餐桌上的精致的五星红旗是那么醒目,唤起每个中国学生内心的情感,她在我们手中传递,吃菜的时候互相提醒别碰着它,照相的时候也手握着她,我们知道,这一天所有思乡的情绪都凝聚在这一面精致的旗帜里。当然,还有一件事让大家牵挂放心不下,就是春节晚会的录像带何时到,这个事情一直到十五元宵那天,终于等到了。我们从使馆教育处借了回来,元宵能看上春节的晚会,就够享受了,大家乐得不行。所有的节目这时看都是好节目了,在国内,八成又是挑三拣四,对小品、歌曲品头论足,可到了国外,什么都是家乡的亲切,也顾不上评论了,那天床上、地上、桌上都坐满了中国学生。我们的中国年也就这么过好了。
注:本篇发表于1995年2月《江西日报》,原名《祖国是一棵大树》,作为《江西日报》“人在天涯”专栏的首篇之作。以下诸篇均曾刊出于此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