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小店生涯
世界上各个角落生活着的华人很多，但是曾在马来半岛居住过的华人却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群落。由于他们的后代大都受着多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无论移居到哪里，他们适应生存的能力和对语言的贯通都是十分令人叹服的。
在国外遇到马来半岛出来的华人大都能讲很好的英语和汉语，他们的客家话、广东话和闽南话也是极熟练的，当然马来语对他们来说是基本语言。有些居住地和印度移民群落相邻的，印度语也会不错。这些为他们再度闯荡世界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老陈一家算是其中极为普通的一户人家。从马来半岛移居英国只有几年的时间，陈家在伦敦北部离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不太远的路边开一间外卖店，外间边制作边卖炸鸡、汉堡和薯条，里间是做中式餐的厨房。小店不大，里外不过两间房，楼上作仓库，多余的一间还租给留学生住。
每天上午11点小店开门，早餐是不做的，中餐主要卖汉堡和炸鸡，中式餐也就只卖点炒饭、炒面什么的。中午时厨师和前台不过两人，厨师是雇请的伙计，当家的自然是老板娘陈太了，陈太是第三代华裔，四五十年代的华人后代在马来是极少上学的，女孩就更不用说了，陈太不识字，自然是不识各种字，但是却会讲各种话。稍忙一点的时候陈太很感叹以前认识的一个中国女孩，“她可以一脚踢”。一脚踢就是又写菜单，又做餐，又卖餐。当然这是很不简单的事，陈太把这种能力首先归功于女孩能识字。
如果单从有文化来说，陈家的孩子要幸福多了，他们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尽了英国战后经济复苏实行的高福利带来的好处。放学之后陈家还在读中学的儿子和女儿要来外卖店帮忙，卖晚餐的时候便不用为下菜单、听电话、接订单的事发愁了，但令他们心烦的是上高中的儿子大了，总希望到外面的大饭店去做计时工，那样挣钱多，也无拘无束。卖晚餐从下午3点就开门了，但来买饭菜的人多起来要到5点以后，接电话写单是陈家女儿的事，儿子操起大漏勺炸东西，闲的时候赶紧到地下室用机器打马铃薯条提上来备用。
天擦黑的时候老陈才来上班，老陈白天在市中心的唐人街做装货工，一身强壮的肌肉，正值壮年的老陈是这间店的主人，却又是连锁店的雇工。老陈回到店里的工作是送外卖，他是全家唯一有驾照的人，白天开去唐人街上班的车，晚上才真正派用场，一直送外卖送到深夜。
严格说起来，老陈还算不得这里真正的主人，他们开店的小楼和设备都是向人租来的，每月都要按合同交租给别人。老陈一家又开店，又去替别家商店做工；既租房营业，又把剩余房子租给学生；既当老板，招收工人，又亲自干活，节省了部分劳力，虽然这是一种不太复杂的关系，但仔细说起来在微观经济学上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非常符合成本核算和地租的原理。而这房子真正的主人是两兄弟，哥俩把店租给陈家经营，自己凭着年轻力壮在别处拿着工资干活。这是个例子，但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那种生存条件下，不会有人只想用辛苦积累的资本把自己变成房屋拥有人，而是要变成房东。
对小店来说，最快乐的日子是阿森纳开赛的日子，夏天过去，迎来足球赛季的时候，大拨大拨的人走出地铁口，向俱乐部球场拥去。进去的时候带上一包西式快餐，回家的时候买一套中国餐，外卖店登时生意十分红火，再忙老板都高兴，锅勺碰得喀嚓响，厨师忙不过来骂几句老板也行。不过这样的好日子自然不会是天天有，生意清淡的时候，望望马路斜对面铁路桥下的麦当劳外卖店，小车像流水一样绕着房子走圈，最后从窗口拿走一包包食品，老板娘陈太常会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有鬼佬一半的生意就好喽”。曾经是小店厨师的上海人老李，是物理学博士生，留着很长的头发，常常用黑乎乎的手扶眼镜，很认真地安慰她说“陈太，你已经很能干了”。陈太屡屡十分生气“你怎么知道我能干不能干，大陆男子真粗鲁”。她以为“能干”是个很荤的笑话，全然不知老李是在夸奖她。
文化的差异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即使是同一血脉的中华文化，异地都会有差异。或许能干这一类词真的使许多人不解其褒贬，但对生活的追求却是相通的，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有这样一个小店就足以安居乐业了。
在国外遇到马来半岛出来的华人大都能讲很好的英语和汉语，他们的客家话、广东话和闽南话也是极熟练的，当然马来语对他们来说是基本语言。有些居住地和印度移民群落相邻的，印度语也会不错。这些为他们再度闯荡世界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老陈一家算是其中极为普通的一户人家。从马来半岛移居英国只有几年的时间，陈家在伦敦北部离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不太远的路边开一间外卖店，外间边制作边卖炸鸡、汉堡和薯条，里间是做中式餐的厨房。小店不大，里外不过两间房，楼上作仓库，多余的一间还租给留学生住。
每天上午11点小店开门，早餐是不做的，中餐主要卖汉堡和炸鸡，中式餐也就只卖点炒饭、炒面什么的。中午时厨师和前台不过两人，厨师是雇请的伙计，当家的自然是老板娘陈太了，陈太是第三代华裔，四五十年代的华人后代在马来是极少上学的，女孩就更不用说了，陈太不识字，自然是不识各种字，但是却会讲各种话。稍忙一点的时候陈太很感叹以前认识的一个中国女孩，“她可以一脚踢”。一脚踢就是又写菜单，又做餐，又卖餐。当然这是很不简单的事，陈太把这种能力首先归功于女孩能识字。
如果单从有文化来说，陈家的孩子要幸福多了，他们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尽了英国战后经济复苏实行的高福利带来的好处。放学之后陈家还在读中学的儿子和女儿要来外卖店帮忙，卖晚餐的时候便不用为下菜单、听电话、接订单的事发愁了，但令他们心烦的是上高中的儿子大了，总希望到外面的大饭店去做计时工，那样挣钱多，也无拘无束。卖晚餐从下午3点就开门了，但来买饭菜的人多起来要到5点以后，接电话写单是陈家女儿的事，儿子操起大漏勺炸东西，闲的时候赶紧到地下室用机器打马铃薯条提上来备用。
天擦黑的时候老陈才来上班，老陈白天在市中心的唐人街做装货工，一身强壮的肌肉，正值壮年的老陈是这间店的主人，却又是连锁店的雇工。老陈回到店里的工作是送外卖，他是全家唯一有驾照的人，白天开去唐人街上班的车，晚上才真正派用场，一直送外卖送到深夜。
严格说起来，老陈还算不得这里真正的主人，他们开店的小楼和设备都是向人租来的，每月都要按合同交租给别人。老陈一家又开店，又去替别家商店做工；既租房营业，又把剩余房子租给学生；既当老板，招收工人，又亲自干活，节省了部分劳力，虽然这是一种不太复杂的关系，但仔细说起来在微观经济学上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非常符合成本核算和地租的原理。而这房子真正的主人是两兄弟，哥俩把店租给陈家经营，自己凭着年轻力壮在别处拿着工资干活。这是个例子，但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那种生存条件下，不会有人只想用辛苦积累的资本把自己变成房屋拥有人，而是要变成房东。
对小店来说，最快乐的日子是阿森纳开赛的日子，夏天过去，迎来足球赛季的时候，大拨大拨的人走出地铁口，向俱乐部球场拥去。进去的时候带上一包西式快餐，回家的时候买一套中国餐，外卖店登时生意十分红火，再忙老板都高兴，锅勺碰得喀嚓响，厨师忙不过来骂几句老板也行。不过这样的好日子自然不会是天天有，生意清淡的时候，望望马路斜对面铁路桥下的麦当劳外卖店，小车像流水一样绕着房子走圈，最后从窗口拿走一包包食品，老板娘陈太常会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有鬼佬一半的生意就好喽”。曾经是小店厨师的上海人老李，是物理学博士生，留着很长的头发，常常用黑乎乎的手扶眼镜，很认真地安慰她说“陈太，你已经很能干了”。陈太屡屡十分生气“你怎么知道我能干不能干，大陆男子真粗鲁”。她以为“能干”是个很荤的笑话，全然不知老李是在夸奖她。
文化的差异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即使是同一血脉的中华文化，异地都会有差异。或许能干这一类词真的使许多人不解其褒贬，但对生活的追求却是相通的，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有这样一个小店就足以安居乐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