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中国近代，几乎没有不受时代风云影响的学者。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学者的政治、学术、观点也必然出现前期、中期、后期的变化。依笔者看来，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种是以梁启超为代表。这种变化的特点是以时代潮流的发展为根本标准。梁启超生长在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早年受的是传统教育，17岁即考中举人。18岁时他因陈千秋介绍，拜会康有为，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退出学海堂，参与编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1895年他协助康有为撰写“上皇帝书”，接着创办《中外纪闻》和《时务报》，创办大同书局，编译欧美书籍，传播新学、倡导政治改革，并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东渡日本。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虽然他受康有为牵制，未能从保皇立宪阵营中脱离出来，但他爱国、救国的激情是始终如一的。他有关排满、自由、民权、立宪的宣传，对于国人的启蒙产生了积极影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了14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国内。与康有为拼命让死灰复燃、积极恢复专制统治相反，梁启超明确表示拥护民主共和，抛弃“虚君”的主张，并劝其师改变立场，否则各行其是。从此康、梁分道扬镳，再也无法弥合。1914年秋，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在北京不断上演，面对复辟逆流，梁启超奋起抗争。1915年1月，他创办《大中华》杂志，撰文抨击、揭露复辟帝制的各种丑恶行为，正告袁世凯悬崖勒马。8月，筹安会成立，梁启超不顾个人安危，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阴谋称帝。他还秘密部署力量为策划反袁武装起义作准备。不久云南起义成功，梁启超也到上海，一面给护国军起草文件，指陈方略，一面联络江浙地区的反袁力量反袁护国。他促成了广西、广东独立，并终于造成全面反袁的政治局面，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护国战争期间，他不惜得罪其师，公开发表《辟复辟论》一文，对康有为复辟清室的行为进行痛斥。1917年张勋复辟，梁启超立即发表《反对复辟电》，指出“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公开指责张勋与康有为。他还参与段祺瑞、冯国璋的讨伐复辟之役。与段在天津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迅速平息了复辟闹剧。
梁启超从一个传统的唯举子之业是务的知识分子转变为维新变法的志士，又从一个保皇立宪的主将转变为“再造共和”的先锋，其前后反差不可谓不大。梁启超是不以多变为讳的人物，他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他的多变，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不无讥讽，说是“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元佑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但梁启超不以为忤。他的变化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二种是以章太炎为代表。这种变化的特点是以个人的思想认识为主干，思想变了，行为与主张也跟着变化。章太炎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在外祖父朱有虔的教导之下，自幼对文字和音韵学感兴趣。21岁入诂经精舍，师事享有盛名的俞樾，研究《春秋左传》。甲午中日战争以及中国的失败，使他受到震动。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章太炎见到章程后，立即报名入会，并捐资资助该会活动。虽然他不同意康有为等将孔子打扮为教主，也不同意他们抹杀古文经的真实性，但他这时认为只有维新变法，才能救中国。因此他也成了维新运动的积极鼓动者。维新失败，章太炎赴台湾、日本。他逐渐认识到依靠清贵族的维新变法不能挽救中国，于是于1900年8月，剪去自己的辫子，脱下清朝旗装，并写下《解辫发文》，宣布同清王朝决裂。他积极参加上海中国教育会的反满革命宣传，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并专门写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虽坐牢而犹不悔。1906年出狱后一到日本，他就参加中国同盟会，任《民报》总编，组织与立宪派的论战，并与孙中山、黄兴等一道制定了《革命方略》。但随着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了解，他开始对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进行独立思考，发表《代议然否论》、《国家论》、《四惑论》等文章，与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具体问题上产生分歧。加之由于《民报》经费问题、陶成章南洋筹款问题等各种因素影响，章太炎于1910年与陶成章在东京重组光复会，独立地宣传他所理想的革命方式和革命目标。辛亥革命爆发，他鉴于革命党内部的分歧，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口号，要求不再固守同盟会、光复会的界限，联合其他力量，组成统一政府。他一度鼓吹南北和谈，以为袁世凯可以将共和政府稳定地向前发展。但随着袁世凯面目的暴露，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14年，他被袁世凯软禁北京，他忍无可忍，手拿一把白羽扇，以袁世凯授给他的勋章作扇坠，在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章太炎立即同孙中山决定出师讨逆，并担任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秘书长。后来他看到军阀越来越跋扈，提出联省自治。到20世纪20年代，他痛感中国社会江河日下，对政事完全绝望，只想从事传统学术的研究，希望保存传统文化的一线生机。
章太炎也算是一位多变的人物，但他的变化主要以自身对于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为根据。以对孔子的评价为例，他早年认为中国最需要实证和实业精神，而孔子的道德之学多模糊影响之辞，而且有浓厚的政治投机意识，所以他反对孔子，认为孔子至少不如老子。中年他认为中国需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又认为孔子不如佛教。但晚年他逐渐认识到孔子学说在培养人的道德品格中的长处，转而将儒学置于佛、老之前。尽管表面上章太炎前后矛盾，但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他思考问题的逻辑线索，虽然他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他的思想与行为是统一的。
三种是以辜鸿铭为代表。这种变化的特点是逆其道而行之，颇有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否定性的逆向思维特点。社会潮流趋于什么，他就反对什么。辜鸿铭就是这样一位怪才。当中国人贬斥四书五经的价值时，他却将《四书》翻译成为英文，向西方人宣扬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当中国人提倡男女平等，攻击一夫多妻制的时候，辜鸿铭却大唱“一个茶壶、四个茶杯”的滥调。
第四种即以刘师培为代表。这种变化的特点是既不根据时代潮流的发展大势，也不考虑其思想行为是否基本一致，一受外界刺激，就铤而走险，不计后果。刘师培早年从事举子事业，到上海受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的影响，从事民族民主革命宣传。应该说，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感情是真诚的。后来他宣传无政府主义，起先也并非一定要反对民族民主革命，而是根据自身的感受以及章太炎的指导，要探究所谓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方略。
但一旦他与同盟会会员的关系处理不好，主观愿望受到挫折，与章太炎又闹矛盾，他就指使人伪造《炳麟启事》，挑拨革命队伍的关系，并出卖革命党人，投靠清贵族，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闯将一变而为铤而走险的叛徒。在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不作彻底反省，相反沉醉于浅显的宗教理论，并用它来消解个人的命运，另一方面又伺机改变个人处境。一旦得为袁世凯之公府谘议，他感激涕零，冀图报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甚至对被软禁在北京且多年来礼待自己的章太炎也不一加探视。最后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刘师培现象是中国近代文化一个值得引人深思的现象。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像辜鸿铭那样能提供人们思考问题的否定性角度，也不像梁启超、章太炎那样能为人们积极探索文化学术问题提供建设性参考。
从刘师培的经历来看，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这样的学者往往陷入内心世界矛盾冲突的消解。宿命论与务名心的混合往往使内心矛盾冲突更加剧烈，影响对于社会问题的基本认识。
刘师培在同盟会大闹分裂时回到上海，不久即投到端方幕下。1909年8月，端方调任直隶，刘师培的名字赫然列在上海报纸发表的随员名单中。刘师培未必没有与革命党人试比高低的想法。不久他随端方入川，端方被杀，他也被资州军政府拘留，此时的刘师培满腔忧愤，慨叹命途多舛。虽经蔡元培、章太炎等保释，刘师培没有受到处置，但刘师培并没有正确反省自己的失足。观其在成都与国学院同好的长诗，可见刘师培是多么为自己早年的革命活动而怜惜、慨叹。他将一切都归结为来无踪、去无影的命运，开始研读佛教、道教典籍。同时，他也从不丧失争名好利的野心。一旦袁世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的功名利禄的品性又重新膨胀起来，甚至将故旧的规劝也置之不理，一意孤行，鼓吹那与他早期思想相差甚远的帝制，完全脱离了他思想逻辑发展的轨道。
其二，这样的学者往往在学术研究中也走上穷途末路，再也看不到学术向前发展的方向，往往回到学术生命的起点，甚至倒退到过去的学术堡垒。
刘师培在1908年间，受章太炎影响，主张做一些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工作。其《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还不失为是对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积极思考。而他完全投靠端方之后，花了大量精力，校勘诸子，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中华民国的成立，打乱了他的学术心态。在成都国学院期间，他就试图将自己打扮为经学大师，而呕心沥血于《周礼》等古文经典的古注集疏。他不再思索学术研究的精神实质，也不论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不考虑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唯想做出乾嘉学者那样的绝业，实现他作为扬州学派的殿军的理想。这种研究并非毫无价值，但我们若把它与王国维同时期的经、史研究相比较，就不难看出，王国维是站在中国学术如何向前发展的角度，而刘师培则是回到了乾嘉朴学向近代过渡的那个起点。两者的价值孰大孰小，不言自明。
刘师培现象是中国近代文化中的一种悲剧。一个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学者，却因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影响和个人品格的缺陷，导致对社会现实问题认识发生偏差，铤而走险，成为自己政治和学术主张的叛徒，从此陷入坎陷而不能自拔，最后导致自身学术生命的萎缩。这样的悲剧提醒人们：学术研究者的道德品质极为重要，优秀的道德品格乃是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只有科学地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才有前途。学术研究不是片面服务于现实，但也不能脱离现实。它必须体现时代精神，具有独立的批评意识。
一种是以梁启超为代表。这种变化的特点是以时代潮流的发展为根本标准。梁启超生长在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早年受的是传统教育，17岁即考中举人。18岁时他因陈千秋介绍，拜会康有为，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退出学海堂，参与编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1895年他协助康有为撰写“上皇帝书”，接着创办《中外纪闻》和《时务报》，创办大同书局，编译欧美书籍，传播新学、倡导政治改革，并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东渡日本。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虽然他受康有为牵制，未能从保皇立宪阵营中脱离出来，但他爱国、救国的激情是始终如一的。他有关排满、自由、民权、立宪的宣传，对于国人的启蒙产生了积极影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了14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国内。与康有为拼命让死灰复燃、积极恢复专制统治相反，梁启超明确表示拥护民主共和，抛弃“虚君”的主张，并劝其师改变立场，否则各行其是。从此康、梁分道扬镳，再也无法弥合。1914年秋，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在北京不断上演，面对复辟逆流，梁启超奋起抗争。1915年1月，他创办《大中华》杂志，撰文抨击、揭露复辟帝制的各种丑恶行为，正告袁世凯悬崖勒马。8月，筹安会成立，梁启超不顾个人安危，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阴谋称帝。他还秘密部署力量为策划反袁武装起义作准备。不久云南起义成功，梁启超也到上海，一面给护国军起草文件，指陈方略，一面联络江浙地区的反袁力量反袁护国。他促成了广西、广东独立，并终于造成全面反袁的政治局面，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护国战争期间，他不惜得罪其师，公开发表《辟复辟论》一文，对康有为复辟清室的行为进行痛斥。1917年张勋复辟，梁启超立即发表《反对复辟电》，指出“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公开指责张勋与康有为。他还参与段祺瑞、冯国璋的讨伐复辟之役。与段在天津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迅速平息了复辟闹剧。
梁启超从一个传统的唯举子之业是务的知识分子转变为维新变法的志士，又从一个保皇立宪的主将转变为“再造共和”的先锋，其前后反差不可谓不大。梁启超是不以多变为讳的人物，他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他的多变，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不无讥讽，说是“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元佑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但梁启超不以为忤。他的变化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二种是以章太炎为代表。这种变化的特点是以个人的思想认识为主干，思想变了，行为与主张也跟着变化。章太炎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在外祖父朱有虔的教导之下，自幼对文字和音韵学感兴趣。21岁入诂经精舍，师事享有盛名的俞樾，研究《春秋左传》。甲午中日战争以及中国的失败，使他受到震动。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章太炎见到章程后，立即报名入会，并捐资资助该会活动。虽然他不同意康有为等将孔子打扮为教主，也不同意他们抹杀古文经的真实性，但他这时认为只有维新变法，才能救中国。因此他也成了维新运动的积极鼓动者。维新失败，章太炎赴台湾、日本。他逐渐认识到依靠清贵族的维新变法不能挽救中国，于是于1900年8月，剪去自己的辫子，脱下清朝旗装，并写下《解辫发文》，宣布同清王朝决裂。他积极参加上海中国教育会的反满革命宣传，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并专门写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虽坐牢而犹不悔。1906年出狱后一到日本，他就参加中国同盟会，任《民报》总编，组织与立宪派的论战，并与孙中山、黄兴等一道制定了《革命方略》。但随着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了解，他开始对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进行独立思考，发表《代议然否论》、《国家论》、《四惑论》等文章，与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具体问题上产生分歧。加之由于《民报》经费问题、陶成章南洋筹款问题等各种因素影响，章太炎于1910年与陶成章在东京重组光复会，独立地宣传他所理想的革命方式和革命目标。辛亥革命爆发，他鉴于革命党内部的分歧，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口号，要求不再固守同盟会、光复会的界限，联合其他力量，组成统一政府。他一度鼓吹南北和谈，以为袁世凯可以将共和政府稳定地向前发展。但随着袁世凯面目的暴露，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14年，他被袁世凯软禁北京，他忍无可忍，手拿一把白羽扇，以袁世凯授给他的勋章作扇坠，在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章太炎立即同孙中山决定出师讨逆，并担任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秘书长。后来他看到军阀越来越跋扈，提出联省自治。到20世纪20年代，他痛感中国社会江河日下，对政事完全绝望，只想从事传统学术的研究，希望保存传统文化的一线生机。
章太炎也算是一位多变的人物，但他的变化主要以自身对于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为根据。以对孔子的评价为例，他早年认为中国最需要实证和实业精神，而孔子的道德之学多模糊影响之辞，而且有浓厚的政治投机意识，所以他反对孔子，认为孔子至少不如老子。中年他认为中国需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又认为孔子不如佛教。但晚年他逐渐认识到孔子学说在培养人的道德品格中的长处，转而将儒学置于佛、老之前。尽管表面上章太炎前后矛盾，但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他思考问题的逻辑线索，虽然他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他的思想与行为是统一的。
三种是以辜鸿铭为代表。这种变化的特点是逆其道而行之，颇有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否定性的逆向思维特点。社会潮流趋于什么，他就反对什么。辜鸿铭就是这样一位怪才。当中国人贬斥四书五经的价值时，他却将《四书》翻译成为英文，向西方人宣扬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当中国人提倡男女平等，攻击一夫多妻制的时候，辜鸿铭却大唱“一个茶壶、四个茶杯”的滥调。
第四种即以刘师培为代表。这种变化的特点是既不根据时代潮流的发展大势，也不考虑其思想行为是否基本一致，一受外界刺激，就铤而走险，不计后果。刘师培早年从事举子事业，到上海受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的影响，从事民族民主革命宣传。应该说，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感情是真诚的。后来他宣传无政府主义，起先也并非一定要反对民族民主革命，而是根据自身的感受以及章太炎的指导，要探究所谓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方略。
但一旦他与同盟会会员的关系处理不好，主观愿望受到挫折，与章太炎又闹矛盾，他就指使人伪造《炳麟启事》，挑拨革命队伍的关系，并出卖革命党人，投靠清贵族，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闯将一变而为铤而走险的叛徒。在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不作彻底反省，相反沉醉于浅显的宗教理论，并用它来消解个人的命运，另一方面又伺机改变个人处境。一旦得为袁世凯之公府谘议，他感激涕零，冀图报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甚至对被软禁在北京且多年来礼待自己的章太炎也不一加探视。最后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刘师培现象是中国近代文化一个值得引人深思的现象。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像辜鸿铭那样能提供人们思考问题的否定性角度，也不像梁启超、章太炎那样能为人们积极探索文化学术问题提供建设性参考。
从刘师培的经历来看，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这样的学者往往陷入内心世界矛盾冲突的消解。宿命论与务名心的混合往往使内心矛盾冲突更加剧烈，影响对于社会问题的基本认识。
刘师培在同盟会大闹分裂时回到上海，不久即投到端方幕下。1909年8月，端方调任直隶，刘师培的名字赫然列在上海报纸发表的随员名单中。刘师培未必没有与革命党人试比高低的想法。不久他随端方入川，端方被杀，他也被资州军政府拘留，此时的刘师培满腔忧愤，慨叹命途多舛。虽经蔡元培、章太炎等保释，刘师培没有受到处置，但刘师培并没有正确反省自己的失足。观其在成都与国学院同好的长诗，可见刘师培是多么为自己早年的革命活动而怜惜、慨叹。他将一切都归结为来无踪、去无影的命运，开始研读佛教、道教典籍。同时，他也从不丧失争名好利的野心。一旦袁世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的功名利禄的品性又重新膨胀起来，甚至将故旧的规劝也置之不理，一意孤行，鼓吹那与他早期思想相差甚远的帝制，完全脱离了他思想逻辑发展的轨道。
其二，这样的学者往往在学术研究中也走上穷途末路，再也看不到学术向前发展的方向，往往回到学术生命的起点，甚至倒退到过去的学术堡垒。
刘师培在1908年间，受章太炎影响，主张做一些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工作。其《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还不失为是对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积极思考。而他完全投靠端方之后，花了大量精力，校勘诸子，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中华民国的成立，打乱了他的学术心态。在成都国学院期间，他就试图将自己打扮为经学大师，而呕心沥血于《周礼》等古文经典的古注集疏。他不再思索学术研究的精神实质，也不论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不考虑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唯想做出乾嘉学者那样的绝业，实现他作为扬州学派的殿军的理想。这种研究并非毫无价值，但我们若把它与王国维同时期的经、史研究相比较，就不难看出，王国维是站在中国学术如何向前发展的角度，而刘师培则是回到了乾嘉朴学向近代过渡的那个起点。两者的价值孰大孰小，不言自明。
刘师培现象是中国近代文化中的一种悲剧。一个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学者，却因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影响和个人品格的缺陷，导致对社会现实问题认识发生偏差，铤而走险，成为自己政治和学术主张的叛徒，从此陷入坎陷而不能自拔，最后导致自身学术生命的萎缩。这样的悲剧提醒人们：学术研究者的道德品质极为重要，优秀的道德品格乃是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只有科学地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才有前途。学术研究不是片面服务于现实，但也不能脱离现实。它必须体现时代精神，具有独立的批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