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刘师培论中国语言文字
钱玄同曾经这样概括刘师培的声音训诂之学：
刘君于声音训诂，最能观其会通。前期研究小学，揭橥三义：一就字音推求字义。其说出于黄扶孟、王石臞伯申父子、焦里堂、阮伯元、黄春谷诸先生，而益加恢廓。《左庵外集》卷六《正名隅论》一篇发挥此义最为详尽，《小学发微补》及《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中亦及此义。而《外集》卷七《物名溯源》及《续补》、《论前儒误解物类之原因》、《骈词无定字释例》诸篇，及《尔雅虫名今释》一书，亦与此义有关。二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外集》卷六《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及《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两篇，皆发挥此义。《小学发微补》中亦有言及者。三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外集》卷十七《新方言序》中发挥此义。曾作札记三十余条，为先师章公（太炎）采入其所纂《新方言》中，此三义皆极精卓。以上为关于考古者。其关于应用者，刘君以为宜减省汉字点画，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之旧训（说见《攘书·正名篇》及《外集》卷六《中国文字流弊论》）；宜提倡白话文（说见《论文杂记》及《外集》卷六《中国文字流弊论》）；宜改用拼音字，宜统一国语（说见《读书随笔》“音韵反切近于字母”一条）。凡此数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可谓先知先觉矣。
至后期主张，则多与前期相反。亦揭三义。一、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稍违畔。《外集》卷十六《答四川国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述说此义。与前期所见相反。二、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求本字，《外集》卷七《古本字考》及卷十六《答四川国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皆言此义，而反对前期音近义通之说。且曰同音通用之字为“伪迹”。三、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中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而反对添造新字新词，《外集》卷十六《答江炎书》言之。此与前期主张亦相反。至于改用拼音字之说，则前期之末，作《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时已表示反对矣，卷十七《中国文字问题序》中又申言之。
著者以为钱玄同的评论十分精当。兹依据史料，略加申述。
一、刘师培论中国文字的起源与性质
刘师培引英人斯宾塞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无二理也。”盖上古之时，字皆象形。墨西哥之古文，埃及之古碑，莫不皆然，中国古代之字亦然。他认为中国汉字也起源于刻画。但中国汉字在成熟化过程中，到底依据怎样的规则创造汉字？它有什么特色？刘师培通过对字义起源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1903年——1908年间，刘师培在乾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字义起于字音”说。在先秦典籍中，声音相同的字互相通用是很普遍的语言现象。刘师培对此加以研究，指出凡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意义必相近。在《小学发微补》中他说：
王伯申之言曰：古字通用，存乎声音。试举阮芸台先生释矢、释门之言证之。阮氏之称矢字也，谓开口直发其声，曰施，重读之，曰矢。凡与施、矢音近者，如尸、旗、夷、易、雉、止、水、屎诸字，或含有平陈之义，或含有施舍之义。阮氏之释门字也，谓事物有间可进，进而靡已者，其间皆读若门。如勉、每、敏、孟、没、懋、勋、莫、卯、是也。即此二例观之，足证古代音同之字，义即相同。
在《字义起于字音说》一文中，他也说道，两个汉字如果声音相同，字义也就相同；即使不完全相同，也可以互用。从、从劳、从戎、从京声的字，都有“大”的意义；从叕、从屈声的字，都有“短”义；从少、从令、从刀、从宛、从蔑声的字，都有“小”义。
在此基础上，刘师培提出古人以义象为本的汉字创造说。他说：
夫论事物之起源，既有此形，乃有此义；既有此义，然后象其形义而立名，是义由形生，声又由形义而生也。论文字之起源，则先有此名，然后援字音以造字，既有此字，乃有注释之文，是字形后于字音，而字义又起于字形既造之后。
从事物的角度而言，是先有物形，后有物义，然后有物名，但从文字创作的角度而言，则是有物名，然后要制造一个代表此物的字。刘师培认为古人造字大多以义象区分：
古人造字，以一义一象为纲而区别。
所谓义象为本的造字说，刘师培作了如下解释：他认为文字的本质是声音，“天下事物之象，人自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音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既然文字的本质是对心中意象的宣示，那么文字创造的要害在于古人是根据怎样的途径来表示声音与意象之间的关系。他推考字音之起源，指出它可分为象人音所制与象物音所制两种形式，其中有相对稳定的规则。拿人音来说，“凡事物之新奇可喜者，与目相值，则口所发音，多系侈声，在多、大二音之间”，“凡事物之不能偿欲者，心知其情，则口所发音，多系敛声，在鲜浅细少数音之间”。拿物音来说：“古人名物，凡两形相似，即施以同一之名，或迻彼物之称，名此物。如梗、刿、茦、刺、壮，均训为箴，而草木多刺亦有梗、刿、棘、茦、壮、刺诸异名是也。”人音与物音的共同规则是“凡字音相同，则物类虽殊而状态形质大抵不甚相远。”刘师培的这一文字创造规律说实质上是说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一定的概括能力，他们能够将状态形体大致不甚相远的所有事物，归为一类，并予之以一定名。同时，中国古人也未能具细致分辨事物的能力，故观察事物，不能按照事物的质体来区别。正如刘师培指出，如果我们不考虑汉字的音义特点，仅仅以形体解释汉字，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古人分析事物质体的认识能力估价过高。而声、形相结合，庶几可以了解中国文字创造的基本特色。
正因为刘师培认识到古人以义象为本以定声的造字规则，他认为中国汉字可以改为拼音字。“以古字同音通用之例则此例”，则中国用拼音也“并非无所本矣”。但刘师培的字音说并不忽视对于物象的区别，所以他也不可能完全赞同将中国文字彻底拼音化的主张。1908年，他在《国粹学报》总第46期发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指出：
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字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至于字音一端，则有音无字者，几占其半……又数字一音，数见不鲜，恒赖字形为区别，若舍形存音，则数字一音之字，均昧其所指。
他认为中国形声结合的汉字，在世界语言文字学中有它独到的价值。
关于汉字属于哪种文字类型，在20世纪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热烈讨论。直到50年代，人们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小篆及其以前的汉字是“象形文字”，隶书及其以后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但70年代末期以后，有的学者提出汉字在很早就已越过了文字的象形阶段，进入了表音阶段。他们以最早的有体系的甲骨文字为例，说明它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假借字，是纯粹的表音文字，而且上古文献中有大量文字通假现象，他们断定早期文字的性质是表音。
从世界文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区，它们使用的文字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共同道路，从图画到象形，而后再到意音。美索不达米亚的钉头字，在苏米尔时代已经发展成为意音文字。埃及的圣书字，在碑铭体里发展为可以代表辅音音位的符号，后来这种音符跟类符结合而成为意音文字。而当时中国汉字也确实有意音制的发展趋势，但中国汉字没有朝意音制方向发展，这有极其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刘师培提出中国汉字起源于义象区别的意音制，应该说是颇有先见之明。
但刘师培并没有将此问题引向深入。相反，他后期推翻前说，竭力主张沿形求义。1913年，他《答四川国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说：
承询音近义通之说。乾嘉之际，斯谊肇兴，以为古昔轫文，即音寓义，声同音近，义即相通，右声两符，是曰同声。古韵即同，是曰音近。往在髫北，乐是奇侅，眼习无斁，冀弘轨宇。逮及曩春，方知乖牾。
他认为，形声一体，于古特繁，得声之说，书缺有间。如果完全以声概义，则许多同声之字意义完全不能统一。“是知古史之文，必有表音之式，许书审迹诠词，据形为断，则以指具于心，非名莫显，义定于名，非形莫辨，名以立称，形以辨物，形有必定之迹，斯义有不迁之径。故曰：别异分理，万物咸睹。”这就把乾嘉学者关于古相通假的文字分析的功绩过分否定，忽略了汉字的音意特点。
二、刘师培论汉字的“六书”
古人分析汉字，将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法归纳为六种类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刘歆将之条理化，经过其弟子杜子春、郑兴、贾徽，再传弟子郑众、贾逵，三传弟子许慎等人的修正和补充，终于成为一种理论。它使众多繁杂的汉字成为一个有规则可寻的系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此后我国的传统文字学一直围绕“六书”进行研究，“六书”成为人们研究汉字的纲领。
“六书”反映了造字和用字的条例。清代戴震曾指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是用字法。他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说：
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
通过造字和用字条例的研究，刘师培抓住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创造了结合字义和字音分析汉字字形的科学方法。
刘师培说：
六书之说，言者纷纭，然指事、象形、形声者，文字之本原也。会意、转借、假借者，文字之作用也。六书之例备于此矣。六书之名始于周代，盖六书之体，自周时始大备也。然六书次第，说者各自不同……盖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乃六书之次第也。六书之次第明，则造字之次第亦明。盖中国文字，未有外于六书者也。
他尤其对转注和假借给予了高度认识。
什么是转注？这是争论了多年的老问题。许慎《说文·叙》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这个定义本来就有些含糊。从唐至清，解释转注的不下几十家。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主形派，以南唐徐锴和清人江声为代表。他们认为，同一部首的文字，义符相同，意义也就相同。二、主义派，以清人戴震、段玉裁为代表。他们主张可以互训的字都是转注字。三、主声义派，以章太炎代表。凡意义相同、声音相近的字可为转注。
刘师培认为互训只是转注的一个条件。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转注，主要指同部互训，且语音相近。这就是说，转注必须具备同部首、声音相近、意义相同三个条件。文字记录语言，语言变化，文字的读音也有变化。为了反映这种变化，人们在原有文字上加注声符，或者改换声符，成为新字，就叫转注。“盖上古之时，一义仅有一字，一物仅有一名，后因方言不同，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义同而形不同者，音必相近，在古代亦只为一字。”刘师培对转注所作的阐述，使人们比较清晰地认识了转注的含义。
假借，许慎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后人将它分两种类型，一是无本字的假借，二是有本字的假借，即所谓通假。刘师培归纳的假借类别有四：一、正文与注本系一字，而有古今体之殊。二、当时别本异字，义或相同。三、声义相同，形体不同。四、字之本义不同，因同一谐声，遂假其义。可以看出，刘师培的假借，比许慎的范围要大得多。他的第一类假借字，实际上即古今字。第二类假借字其实是本有其字的假借。第三类假借字，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异体字。只有第四类字，才是“本无其字”的假借。
刘师培指出，“古人假借之字，未有不依事而但托声者也”。如“飞”字古文作“非”，训为鸟飞不下，而后借为“是非”之“非”，别制“飞”字以代之。这是因为上古之时人民恃弋猎为生，惟惧飞鸟之不下。飞鸟不下，则人民咸生不悦之情，故辗转引申，由鸟飞不下之“非”，借为“是非”之“非”。假借之字必然有字义之间的引申关系。
刘师培直到后期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假借的范围，将异体字、通假字排斥在假借之外。他说：“乾嘉大师，少动字本，以后人用字之歧概先圣造文之意，遂谓数字本同，古相通假，诂自音生，形弗拘录，不知‘湊’书为‘族’，书为‘苗’，会居之旨，靡涉矢锋，择取之名，匪关田草。”他主张严格按照依事托声的含义来分析文字的假借。
三、刘师培论汉字的社会学意义
刘师培认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证明了社会的进化。他说：
察来之用，首贵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中土史编，记事述制，明晰便章。惟群治之进，礼俗之源，探赜索隐，鲜有专家。斯学之兴，肇端晳种。英人称为Sociology，迻以汉字，则为社会学，与Humanism之为群学者所述略符。……晳种治斯术者，书籍浩博，以予所见，则斯宾塞尔氏、因格尔斯（恩格斯）氏之书为最精。然斯学成立之源，其故有二：一以交通日启，狉獉之族，均克穷其礼俗，知皇古之制亦与斯同。一以掘地术精，克致古初之遗物，因古器以穷古制。因斯二故，斯学日精。然穿凿附会之迹，附会之谈，虽著作大家，莫或克免。今欲斯学之得所折衷，必以中土文字为根据。予旧作《小学发微》，以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文字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
他认为由于汉字在发展过程中考虑了字体的形状，所以人们能够从字体的变化去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甚至能够弥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某些不足。
他举例说，在洪荒时代，婚礼未严，血胤相续，多以母为系统，而中国姓氏咸从母。如神农姓姜、黄帝姓姬、帝舜姓姚、大禹姓姒、伯益姓嬴。又如世界各国文明初肇，都经历了“畋先牧兴、农功继起”的发展阶段。今观中国文字的“一、二、三”，古文皆写作“弌、弍、弎”，可知上古确有田猎时代。又“物”字从“牛”，觛觞觯觝均从“角”，都表明古人以禽表数。而“畜”从“玄”从“田”，稻、程、科，都从“禾”，足证度量权衡始于耕稼时代。至于古代国家制度的起源、等级观念的形成，也可从中国古代文字中得到反映。所以他说：“师培幼治许书，援斯例以溯字源，觉政俗体制诸端，其寓于字形、字义中者恒见，昭然若揭。”
刘师培所发明的汉字的社会学分析，试图以汉字字形演变为根据说明中国社会历史的递进过程，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在他以前，阮元等人由字以通古制，从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阐述古代典制的不同内容，也是将文字研究向历史学发展。刘师培将这一趋向更加明朗化。后来历史语言分析法成为中国现代不同学术流派所共同运用的研究方法，与刘师培的宣传也有一定关系。
刘君于声音训诂，最能观其会通。前期研究小学，揭橥三义：一就字音推求字义。其说出于黄扶孟、王石臞伯申父子、焦里堂、阮伯元、黄春谷诸先生，而益加恢廓。《左庵外集》卷六《正名隅论》一篇发挥此义最为详尽，《小学发微补》及《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中亦及此义。而《外集》卷七《物名溯源》及《续补》、《论前儒误解物类之原因》、《骈词无定字释例》诸篇，及《尔雅虫名今释》一书，亦与此义有关。二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外集》卷六《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及《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两篇，皆发挥此义。《小学发微补》中亦有言及者。三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外集》卷十七《新方言序》中发挥此义。曾作札记三十余条，为先师章公（太炎）采入其所纂《新方言》中，此三义皆极精卓。以上为关于考古者。其关于应用者，刘君以为宜减省汉字点画，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之旧训（说见《攘书·正名篇》及《外集》卷六《中国文字流弊论》）；宜提倡白话文（说见《论文杂记》及《外集》卷六《中国文字流弊论》）；宜改用拼音字，宜统一国语（说见《读书随笔》“音韵反切近于字母”一条）。凡此数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可谓先知先觉矣。
至后期主张，则多与前期相反。亦揭三义。一、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稍违畔。《外集》卷十六《答四川国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述说此义。与前期所见相反。二、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求本字，《外集》卷七《古本字考》及卷十六《答四川国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皆言此义，而反对前期音近义通之说。且曰同音通用之字为“伪迹”。三、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中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而反对添造新字新词，《外集》卷十六《答江炎书》言之。此与前期主张亦相反。至于改用拼音字之说，则前期之末，作《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时已表示反对矣，卷十七《中国文字问题序》中又申言之。
著者以为钱玄同的评论十分精当。兹依据史料，略加申述。
一、刘师培论中国文字的起源与性质
刘师培引英人斯宾塞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无二理也。”盖上古之时，字皆象形。墨西哥之古文，埃及之古碑，莫不皆然，中国古代之字亦然。他认为中国汉字也起源于刻画。但中国汉字在成熟化过程中，到底依据怎样的规则创造汉字？它有什么特色？刘师培通过对字义起源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1903年——1908年间，刘师培在乾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字义起于字音”说。在先秦典籍中，声音相同的字互相通用是很普遍的语言现象。刘师培对此加以研究，指出凡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意义必相近。在《小学发微补》中他说：
王伯申之言曰：古字通用，存乎声音。试举阮芸台先生释矢、释门之言证之。阮氏之称矢字也，谓开口直发其声，曰施，重读之，曰矢。凡与施、矢音近者，如尸、旗、夷、易、雉、止、水、屎诸字，或含有平陈之义，或含有施舍之义。阮氏之释门字也，谓事物有间可进，进而靡已者，其间皆读若门。如勉、每、敏、孟、没、懋、勋、莫、卯、是也。即此二例观之，足证古代音同之字，义即相同。
在《字义起于字音说》一文中，他也说道，两个汉字如果声音相同，字义也就相同；即使不完全相同，也可以互用。从、从劳、从戎、从京声的字，都有“大”的意义；从叕、从屈声的字，都有“短”义；从少、从令、从刀、从宛、从蔑声的字，都有“小”义。
在此基础上，刘师培提出古人以义象为本的汉字创造说。他说：
夫论事物之起源，既有此形，乃有此义；既有此义，然后象其形义而立名，是义由形生，声又由形义而生也。论文字之起源，则先有此名，然后援字音以造字，既有此字，乃有注释之文，是字形后于字音，而字义又起于字形既造之后。
从事物的角度而言，是先有物形，后有物义，然后有物名，但从文字创作的角度而言，则是有物名，然后要制造一个代表此物的字。刘师培认为古人造字大多以义象区分：
古人造字，以一义一象为纲而区别。
所谓义象为本的造字说，刘师培作了如下解释：他认为文字的本质是声音，“天下事物之象，人自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音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既然文字的本质是对心中意象的宣示，那么文字创造的要害在于古人是根据怎样的途径来表示声音与意象之间的关系。他推考字音之起源，指出它可分为象人音所制与象物音所制两种形式，其中有相对稳定的规则。拿人音来说，“凡事物之新奇可喜者，与目相值，则口所发音，多系侈声，在多、大二音之间”，“凡事物之不能偿欲者，心知其情，则口所发音，多系敛声，在鲜浅细少数音之间”。拿物音来说：“古人名物，凡两形相似，即施以同一之名，或迻彼物之称，名此物。如梗、刿、茦、刺、壮，均训为箴，而草木多刺亦有梗、刿、棘、茦、壮、刺诸异名是也。”人音与物音的共同规则是“凡字音相同，则物类虽殊而状态形质大抵不甚相远。”刘师培的这一文字创造规律说实质上是说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一定的概括能力，他们能够将状态形体大致不甚相远的所有事物，归为一类，并予之以一定名。同时，中国古人也未能具细致分辨事物的能力，故观察事物，不能按照事物的质体来区别。正如刘师培指出，如果我们不考虑汉字的音义特点，仅仅以形体解释汉字，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古人分析事物质体的认识能力估价过高。而声、形相结合，庶几可以了解中国文字创造的基本特色。
正因为刘师培认识到古人以义象为本以定声的造字规则，他认为中国汉字可以改为拼音字。“以古字同音通用之例则此例”，则中国用拼音也“并非无所本矣”。但刘师培的字音说并不忽视对于物象的区别，所以他也不可能完全赞同将中国文字彻底拼音化的主张。1908年，他在《国粹学报》总第46期发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指出：
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字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至于字音一端，则有音无字者，几占其半……又数字一音，数见不鲜，恒赖字形为区别，若舍形存音，则数字一音之字，均昧其所指。
他认为中国形声结合的汉字，在世界语言文字学中有它独到的价值。
关于汉字属于哪种文字类型，在20世纪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热烈讨论。直到50年代，人们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小篆及其以前的汉字是“象形文字”，隶书及其以后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但70年代末期以后，有的学者提出汉字在很早就已越过了文字的象形阶段，进入了表音阶段。他们以最早的有体系的甲骨文字为例，说明它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假借字，是纯粹的表音文字，而且上古文献中有大量文字通假现象，他们断定早期文字的性质是表音。
从世界文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区，它们使用的文字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共同道路，从图画到象形，而后再到意音。美索不达米亚的钉头字，在苏米尔时代已经发展成为意音文字。埃及的圣书字，在碑铭体里发展为可以代表辅音音位的符号，后来这种音符跟类符结合而成为意音文字。而当时中国汉字也确实有意音制的发展趋势，但中国汉字没有朝意音制方向发展，这有极其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刘师培提出中国汉字起源于义象区别的意音制，应该说是颇有先见之明。
但刘师培并没有将此问题引向深入。相反，他后期推翻前说，竭力主张沿形求义。1913年，他《答四川国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说：
承询音近义通之说。乾嘉之际，斯谊肇兴，以为古昔轫文，即音寓义，声同音近，义即相通，右声两符，是曰同声。古韵即同，是曰音近。往在髫北，乐是奇侅，眼习无斁，冀弘轨宇。逮及曩春，方知乖牾。
他认为，形声一体，于古特繁，得声之说，书缺有间。如果完全以声概义，则许多同声之字意义完全不能统一。“是知古史之文，必有表音之式，许书审迹诠词，据形为断，则以指具于心，非名莫显，义定于名，非形莫辨，名以立称，形以辨物，形有必定之迹，斯义有不迁之径。故曰：别异分理，万物咸睹。”这就把乾嘉学者关于古相通假的文字分析的功绩过分否定，忽略了汉字的音意特点。
二、刘师培论汉字的“六书”
古人分析汉字，将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法归纳为六种类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刘歆将之条理化，经过其弟子杜子春、郑兴、贾徽，再传弟子郑众、贾逵，三传弟子许慎等人的修正和补充，终于成为一种理论。它使众多繁杂的汉字成为一个有规则可寻的系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此后我国的传统文字学一直围绕“六书”进行研究，“六书”成为人们研究汉字的纲领。
“六书”反映了造字和用字的条例。清代戴震曾指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是用字法。他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说：
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
通过造字和用字条例的研究，刘师培抓住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创造了结合字义和字音分析汉字字形的科学方法。
刘师培说：
六书之说，言者纷纭，然指事、象形、形声者，文字之本原也。会意、转借、假借者，文字之作用也。六书之例备于此矣。六书之名始于周代，盖六书之体，自周时始大备也。然六书次第，说者各自不同……盖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乃六书之次第也。六书之次第明，则造字之次第亦明。盖中国文字，未有外于六书者也。
他尤其对转注和假借给予了高度认识。
什么是转注？这是争论了多年的老问题。许慎《说文·叙》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这个定义本来就有些含糊。从唐至清，解释转注的不下几十家。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主形派，以南唐徐锴和清人江声为代表。他们认为，同一部首的文字，义符相同，意义也就相同。二、主义派，以清人戴震、段玉裁为代表。他们主张可以互训的字都是转注字。三、主声义派，以章太炎代表。凡意义相同、声音相近的字可为转注。
刘师培认为互训只是转注的一个条件。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转注，主要指同部互训，且语音相近。这就是说，转注必须具备同部首、声音相近、意义相同三个条件。文字记录语言，语言变化，文字的读音也有变化。为了反映这种变化，人们在原有文字上加注声符，或者改换声符，成为新字，就叫转注。“盖上古之时，一义仅有一字，一物仅有一名，后因方言不同，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义同而形不同者，音必相近，在古代亦只为一字。”刘师培对转注所作的阐述，使人们比较清晰地认识了转注的含义。
假借，许慎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后人将它分两种类型，一是无本字的假借，二是有本字的假借，即所谓通假。刘师培归纳的假借类别有四：一、正文与注本系一字，而有古今体之殊。二、当时别本异字，义或相同。三、声义相同，形体不同。四、字之本义不同，因同一谐声，遂假其义。可以看出，刘师培的假借，比许慎的范围要大得多。他的第一类假借字，实际上即古今字。第二类假借字其实是本有其字的假借。第三类假借字，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异体字。只有第四类字，才是“本无其字”的假借。
刘师培指出，“古人假借之字，未有不依事而但托声者也”。如“飞”字古文作“非”，训为鸟飞不下，而后借为“是非”之“非”，别制“飞”字以代之。这是因为上古之时人民恃弋猎为生，惟惧飞鸟之不下。飞鸟不下，则人民咸生不悦之情，故辗转引申，由鸟飞不下之“非”，借为“是非”之“非”。假借之字必然有字义之间的引申关系。
刘师培直到后期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假借的范围，将异体字、通假字排斥在假借之外。他说：“乾嘉大师，少动字本，以后人用字之歧概先圣造文之意，遂谓数字本同，古相通假，诂自音生，形弗拘录，不知‘湊’书为‘族’，书为‘苗’，会居之旨，靡涉矢锋，择取之名，匪关田草。”他主张严格按照依事托声的含义来分析文字的假借。
三、刘师培论汉字的社会学意义
刘师培认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证明了社会的进化。他说：
察来之用，首贵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中土史编，记事述制，明晰便章。惟群治之进，礼俗之源，探赜索隐，鲜有专家。斯学之兴，肇端晳种。英人称为Sociology，迻以汉字，则为社会学，与Humanism之为群学者所述略符。……晳种治斯术者，书籍浩博，以予所见，则斯宾塞尔氏、因格尔斯（恩格斯）氏之书为最精。然斯学成立之源，其故有二：一以交通日启，狉獉之族，均克穷其礼俗，知皇古之制亦与斯同。一以掘地术精，克致古初之遗物，因古器以穷古制。因斯二故，斯学日精。然穿凿附会之迹，附会之谈，虽著作大家，莫或克免。今欲斯学之得所折衷，必以中土文字为根据。予旧作《小学发微》，以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文字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
他认为由于汉字在发展过程中考虑了字体的形状，所以人们能够从字体的变化去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甚至能够弥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某些不足。
他举例说，在洪荒时代，婚礼未严，血胤相续，多以母为系统，而中国姓氏咸从母。如神农姓姜、黄帝姓姬、帝舜姓姚、大禹姓姒、伯益姓嬴。又如世界各国文明初肇，都经历了“畋先牧兴、农功继起”的发展阶段。今观中国文字的“一、二、三”，古文皆写作“弌、弍、弎”，可知上古确有田猎时代。又“物”字从“牛”，觛觞觯觝均从“角”，都表明古人以禽表数。而“畜”从“玄”从“田”，稻、程、科，都从“禾”，足证度量权衡始于耕稼时代。至于古代国家制度的起源、等级观念的形成，也可从中国古代文字中得到反映。所以他说：“师培幼治许书，援斯例以溯字源，觉政俗体制诸端，其寓于字形、字义中者恒见，昭然若揭。”
刘师培所发明的汉字的社会学分析，试图以汉字字形演变为根据说明中国社会历史的递进过程，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在他以前，阮元等人由字以通古制，从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阐述古代典制的不同内容，也是将文字研究向历史学发展。刘师培将这一趋向更加明朗化。后来历史语言分析法成为中国现代不同学术流派所共同运用的研究方法，与刘师培的宣传也有一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