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刘师培的近代学术史研究
一、刘师培论近代学术沿流
对于明清之际以来的思想学术，最早试作系统整理的是江藩，他写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二书。前书讨论所谓清代汉学的传承，主要为经史考证之学，后书讨论清代宋学的师传，主要为理学。但就在江藩撰写此书时，龚自珍曾经对其以汉学、宋学概括清代学术深表不满，认为这类名词无足于揭示清代学术的真实面貌。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从经学史的角度，将清代的学术和思想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汉宋兼采阶段”、“专门汉学阶段”、“西汉今文经学阶段”。这种划分，将清代二百七十年的学术思想史全部纳入“经学”体系，虽然对学术史的大致脉络作了区分，但也未体现出学术思想发展的时代特点。
刘师培明确地认识到明清之际的思想风格与乾嘉之学的区别。他曾说：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
他认为江藩之所以对汉学的师承产生模糊认识，主要原因是他不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他通过具体考察明清之交至晚清复杂的学术沿流和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格，指出清代学术有清初与清中期、晚期之异，即清中、晚期之所谓汉学，也有不同的四个发展阶段。
他认为明清之际的学术是致用之学。因为明廷虽屈辱臣节，然烈士殉名，匹夫抗愤，砥名励行，养成了一种经世的士气。其学术虽疏于考古，但切于通今，虽略于观书，但勤于讲学，虽迂滞固执不足应变，然倡是说者，莫不自信为有用。所以到清入关，明社丘墟，知识分子或者陨身湛族，百折不回，或者笃守苦节，洁身远引，荐绅效贞，士女拚命，志节嚼然。
但清朝政权稳固之后，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一般士人，迫于饥寒，全身畏害，而用心之念，汩于无形，于是求是之学渐兴。刘师培曾感叹地说：“夫求是与致用，基道固异，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两立。俗儒不察，辄以内圣外王之学求备于一人，斯不察古今之变矣。”他认为学术之求真与致用要做到完美的统一极不容易，这在清代学术发展线索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
刘师培还指出，求是之学亦即汉学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时期。一为怀疑时期。汉学初兴，其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如阎若璩于《古文尚书》，开始是疑其为伪作，于是才找证据，证明其作伪之源。胡渭、黄宗炎对于《周易》和《河图》《洛书》也是如此。二为征实时期。康熙雍正年间，为学者虽然崇尚求实之学，然尚多逞空辩，与实事求是者不完全相同。及江声、戴震之学兴，讲求比勘博征，其治学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科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三曰丛缀时期。自征实之学兴起，疏证群经，殆无遗漏，继之而起者，虽取精用宏，但精华既竭，欲树汉学之帜，只有丛缀，大量搜集各种佚书佚文。四曰虚诞时期。嘉庆道光年间，丛缀之学越来越趋于小慧自矜，而西汉今文学也逐渐重提。常州学派，莫不理先汉绝学，复博士绪论，前有庄存与，后有刘逢禄、宋翔凤、王闿运。这时期的汉学研究的特点是“大抵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其说颇返于怀疑，然运之于虚，不能证之以实，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
刘师培对于清代汉学的整体评价是：它并没有全面理解和实践传统学术的真精神，汉学缺乏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切，对于传统学术的民族民主思想更没有涉及，它起到的政治作用是消极的。直到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的兴起，才开始逐渐扭转汉学研究的局面。
二、刘师培评近代学术人物
刘师培挖掘了一大批近代学术人物。这些人物大多是扬州人。如刘永澄、梁于涘、孙兰、徐石麒等，但也有一些是近代学术史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刘师培对这些人物思想与方法的研究，反映着刘师培的学术倾向。
颜元和李塨很早就被刘师培所关注。1904年，他曾写有《习斋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指出颜李学派的一般特点。他说：“自宋儒区分体用，政学以起歧，讲学之儒，渐舍实功。惟习斋先生以用为体，力追三代教学成法，冠昏丧祭，必遵古制。从游之士，肄力六艺，旁及水火、兵农诸学。倡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较之安定横渠，固有进焉。”他还大胆推断，颜元的学问受到了西土东来之学的直接影响。1905年，他又作《颜李二先生传》，评论颜李学派的特征说：“习斋生于明末，崛起幽冀，耻托空言，于道德则尚力行，于学术则崇实用，而分科讲习，立法尤精。虽其依经立说，间失经义之真，然道艺并崇，则固岐周之典则也。刚主继之，颜学益恢。乃后儒以经师拟之，呜呼，殆亦浅视乎刚主矣。”颜元字习斋，李塨字刚主，共同创立颜李学派。他们强调经世致用，但比顾炎武等人更强调经验和实践。他们教育学生，特别重视“习”与“行”，虽然一再强调习行“孔门六艺”，但也并不限于六艺，举凡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习。刘师培特别重视颜李学派重实学的特点。他评述颜李学派，就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
全祖望是刘师培十分关注的又一重要学者。全祖望，字谢山，鄞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也是18世纪前叶推崇汉学的人，但他和汉学的吴、皖两派都不同。他的《鲒埼亭集》中所编之诸神道碑、传记、墓铭等，都继承发展浙东史学风格，并体现出耿介的民族气节。刘师培肯定了他的学术成就，更肯定了他的民族气节。他说：“明社既墟，惟两浙士民，日茹之痛。晚村讲学，庄氏修史，华周抒策，嗣庭讽诗，此犹彰彰之在人耳目者。……祖望生雍乾之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其磊落英多之节，有足多者。”
戴震也得到刘师培的赞赏。戴震（1724年——1777年），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安徽屯溪）人，是汉学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提出“由词以通道”，强调通过语言的分析达到对儒家经典内在精神的认识，并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中，利用语言分析手段对儒家的“道”、“理”、“性”等概念作了新的解释。如他把理视为事物的条理，主张在事物之中去发现其内在规则。故而他把理在情欲之中的表现看成情欲的合理满足即是理，反对以理来压制人之正当的感情和欲望，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刘师培对戴震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结论都很推崇。1905年他在《国粹学报》第5号发表《东原学案序》，其中说：
自宋儒高谈义理，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心为至灵至神之物，凡性命道德、仁义礼智，咸为同物而异名，故条分缕析，区域未明，不识正名之用。又北宋之初，有孙复、欧阳修诸儒，立论刻深，辨上下以定民志。程朱继兴，隐崇斯旨，箝制民心，以三纲立教。而名分之说，遂为人主所乐闻，立之学官，颁为功令，民顺其则，不识不知，然祸中生民，盖数百年于兹矣。近代以来，鸿儒辈出，鄞县万氏、萧山毛氏，渐知宋学之非，或立说著书，以与宋儒相诘难，而集其成者，实惟东原戴先生。
他认为戴震“由词以求道”的方法对于打破宋儒不讲名学之陋规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戴震释理、释性、释善、释诚，对重新认识儒学的道理哲学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1905年，他还在《国粹学报》的8、9、10号连续发表《理学字义通释》，其序说：
昔东原戴先生之言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夫字必有义，字义既明，则一切性理之名词，皆可别其同异。
他力图依据戴震所开创的方法，对汉儒之“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静”的准确意义进行疏证，希望在“心知古义”的前提下，对后世一切缘词生训之说，能辨析其非。可以说，戴震学术研究的方法以及其学术的近代伦理意识，成了刘师培关注的焦点。
刘师培还曾特别为戴望作传。戴望（1837年——1873年），浙江德清人，字子高。中年颇好颜李之学，著有《颜李学记》。后谒陈央于长洲（今江苏苏州），通声音、训诂之学。又从宋翔凤受《公羊春秋》，通公羊之学。于是著《论语注》，以公羊家法推阐刘逢禄《论语述何》与宋翔凤《论语发微》之“微言”，谓“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刘师培在《戴望传》中说：
自西汉经师以经术饰吏治，致政学合一，西京以降，旧制久湮。晚近诸儒，振兹遗绪，其能持立，成一家之言者，一为实用学，颜习斋、李刚主启之；一为微言大义学，庄方耕、刘申受启之。然仅得汉学之一体。惟先生独窥其全。故自先生之学行，而治经之儒得以窥六艺家法，不复以章句名物为学，凡经义晦涩者皆一一发其旨趣，不可谓非先生学派启之也。况复明华夏之防……岂若近儒诂麟经者，饰大同之说以逞其曲学阿时之技哉。
他认为戴望在晚清学术发展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戴望不但将今文经学的意义加以阐发，而且洞晓夷夏之防，比起后来康有为用今文经学“干时求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明清学术人物的褒扬，刘师培并不以上述诸人为限。他以扬州为中心，对乡土重要先贤也作了一系列的发掘。他还通过题跋等形式对那些与他的家世学术传统有关的人物也加以表彰。他的这种研究，为后人全面了解清代学术大势以及学术关系提供了帮助。
三、刘师培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影响
对于清代学术发展和代表人物，研究者的立场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刘师培较早地提出了从学术经世意识和民族气节去衡量清代学术的角度。凡是富有经世气息，具有民族思想的学术人物和学术思想，都受到他的垂青。应该说，这个角度与江藩以汉学、宋学区分清代学人，与皮锡瑞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线索划分清代学术，都有明显的区别。从学术研究的近代化意识而言，刘师培确实看到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某些规则。而这种角度，在后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仍然得到了运用和发展。直到今天，我们反省三百年学术历程，仍然离不开这个思考问题的基本角度。
但清代学术并非可以用经世意识和民族思想加以囊括。如果片面强调这一标准，一方面很容易像章太炎那样对于黄宗羲也过于苛求，另一方面也不容易准确认识清代某些学术流派的真正价值。如章太炎就曾经把戴震等人标榜汉学说成是对清王朝文化专制政策的消极抗争。更严重的是，清代许多学者在解决学术疑难中的重大贡献，也将得不到应有的认识。分析清代学术思想，如果注意到古代学术研究在清代学人身上的继续，可能将更加全面、更加公正。
对于明清之际以来的思想学术，最早试作系统整理的是江藩，他写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二书。前书讨论所谓清代汉学的传承，主要为经史考证之学，后书讨论清代宋学的师传，主要为理学。但就在江藩撰写此书时，龚自珍曾经对其以汉学、宋学概括清代学术深表不满，认为这类名词无足于揭示清代学术的真实面貌。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从经学史的角度，将清代的学术和思想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汉宋兼采阶段”、“专门汉学阶段”、“西汉今文经学阶段”。这种划分，将清代二百七十年的学术思想史全部纳入“经学”体系，虽然对学术史的大致脉络作了区分，但也未体现出学术思想发展的时代特点。
刘师培明确地认识到明清之际的思想风格与乾嘉之学的区别。他曾说：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
他认为江藩之所以对汉学的师承产生模糊认识，主要原因是他不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他通过具体考察明清之交至晚清复杂的学术沿流和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格，指出清代学术有清初与清中期、晚期之异，即清中、晚期之所谓汉学，也有不同的四个发展阶段。
他认为明清之际的学术是致用之学。因为明廷虽屈辱臣节，然烈士殉名，匹夫抗愤，砥名励行，养成了一种经世的士气。其学术虽疏于考古，但切于通今，虽略于观书，但勤于讲学，虽迂滞固执不足应变，然倡是说者，莫不自信为有用。所以到清入关，明社丘墟，知识分子或者陨身湛族，百折不回，或者笃守苦节，洁身远引，荐绅效贞，士女拚命，志节嚼然。
但清朝政权稳固之后，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一般士人，迫于饥寒，全身畏害，而用心之念，汩于无形，于是求是之学渐兴。刘师培曾感叹地说：“夫求是与致用，基道固异，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两立。俗儒不察，辄以内圣外王之学求备于一人，斯不察古今之变矣。”他认为学术之求真与致用要做到完美的统一极不容易，这在清代学术发展线索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
刘师培还指出，求是之学亦即汉学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时期。一为怀疑时期。汉学初兴，其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如阎若璩于《古文尚书》，开始是疑其为伪作，于是才找证据，证明其作伪之源。胡渭、黄宗炎对于《周易》和《河图》《洛书》也是如此。二为征实时期。康熙雍正年间，为学者虽然崇尚求实之学，然尚多逞空辩，与实事求是者不完全相同。及江声、戴震之学兴，讲求比勘博征，其治学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科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三曰丛缀时期。自征实之学兴起，疏证群经，殆无遗漏，继之而起者，虽取精用宏，但精华既竭，欲树汉学之帜，只有丛缀，大量搜集各种佚书佚文。四曰虚诞时期。嘉庆道光年间，丛缀之学越来越趋于小慧自矜，而西汉今文学也逐渐重提。常州学派，莫不理先汉绝学，复博士绪论，前有庄存与，后有刘逢禄、宋翔凤、王闿运。这时期的汉学研究的特点是“大抵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其说颇返于怀疑，然运之于虚，不能证之以实，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
刘师培对于清代汉学的整体评价是：它并没有全面理解和实践传统学术的真精神，汉学缺乏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切，对于传统学术的民族民主思想更没有涉及，它起到的政治作用是消极的。直到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的兴起，才开始逐渐扭转汉学研究的局面。
二、刘师培评近代学术人物
刘师培挖掘了一大批近代学术人物。这些人物大多是扬州人。如刘永澄、梁于涘、孙兰、徐石麒等，但也有一些是近代学术史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刘师培对这些人物思想与方法的研究，反映着刘师培的学术倾向。
颜元和李塨很早就被刘师培所关注。1904年，他曾写有《习斋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指出颜李学派的一般特点。他说：“自宋儒区分体用，政学以起歧，讲学之儒，渐舍实功。惟习斋先生以用为体，力追三代教学成法，冠昏丧祭，必遵古制。从游之士，肄力六艺，旁及水火、兵农诸学。倡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较之安定横渠，固有进焉。”他还大胆推断，颜元的学问受到了西土东来之学的直接影响。1905年，他又作《颜李二先生传》，评论颜李学派的特征说：“习斋生于明末，崛起幽冀，耻托空言，于道德则尚力行，于学术则崇实用，而分科讲习，立法尤精。虽其依经立说，间失经义之真，然道艺并崇，则固岐周之典则也。刚主继之，颜学益恢。乃后儒以经师拟之，呜呼，殆亦浅视乎刚主矣。”颜元字习斋，李塨字刚主，共同创立颜李学派。他们强调经世致用，但比顾炎武等人更强调经验和实践。他们教育学生，特别重视“习”与“行”，虽然一再强调习行“孔门六艺”，但也并不限于六艺，举凡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习。刘师培特别重视颜李学派重实学的特点。他评述颜李学派，就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
全祖望是刘师培十分关注的又一重要学者。全祖望，字谢山，鄞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也是18世纪前叶推崇汉学的人，但他和汉学的吴、皖两派都不同。他的《鲒埼亭集》中所编之诸神道碑、传记、墓铭等，都继承发展浙东史学风格，并体现出耿介的民族气节。刘师培肯定了他的学术成就，更肯定了他的民族气节。他说：“明社既墟，惟两浙士民，日茹之痛。晚村讲学，庄氏修史，华周抒策，嗣庭讽诗，此犹彰彰之在人耳目者。……祖望生雍乾之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其磊落英多之节，有足多者。”
戴震也得到刘师培的赞赏。戴震（1724年——1777年），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安徽屯溪）人，是汉学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提出“由词以通道”，强调通过语言的分析达到对儒家经典内在精神的认识，并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中，利用语言分析手段对儒家的“道”、“理”、“性”等概念作了新的解释。如他把理视为事物的条理，主张在事物之中去发现其内在规则。故而他把理在情欲之中的表现看成情欲的合理满足即是理，反对以理来压制人之正当的感情和欲望，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刘师培对戴震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结论都很推崇。1905年他在《国粹学报》第5号发表《东原学案序》，其中说：
自宋儒高谈义理，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心为至灵至神之物，凡性命道德、仁义礼智，咸为同物而异名，故条分缕析，区域未明，不识正名之用。又北宋之初，有孙复、欧阳修诸儒，立论刻深，辨上下以定民志。程朱继兴，隐崇斯旨，箝制民心，以三纲立教。而名分之说，遂为人主所乐闻，立之学官，颁为功令，民顺其则，不识不知，然祸中生民，盖数百年于兹矣。近代以来，鸿儒辈出，鄞县万氏、萧山毛氏，渐知宋学之非，或立说著书，以与宋儒相诘难，而集其成者，实惟东原戴先生。
他认为戴震“由词以求道”的方法对于打破宋儒不讲名学之陋规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戴震释理、释性、释善、释诚，对重新认识儒学的道理哲学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1905年，他还在《国粹学报》的8、9、10号连续发表《理学字义通释》，其序说：
昔东原戴先生之言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夫字必有义，字义既明，则一切性理之名词，皆可别其同异。
他力图依据戴震所开创的方法，对汉儒之“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静”的准确意义进行疏证，希望在“心知古义”的前提下，对后世一切缘词生训之说，能辨析其非。可以说，戴震学术研究的方法以及其学术的近代伦理意识，成了刘师培关注的焦点。
刘师培还曾特别为戴望作传。戴望（1837年——1873年），浙江德清人，字子高。中年颇好颜李之学，著有《颜李学记》。后谒陈央于长洲（今江苏苏州），通声音、训诂之学。又从宋翔凤受《公羊春秋》，通公羊之学。于是著《论语注》，以公羊家法推阐刘逢禄《论语述何》与宋翔凤《论语发微》之“微言”，谓“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刘师培在《戴望传》中说：
自西汉经师以经术饰吏治，致政学合一，西京以降，旧制久湮。晚近诸儒，振兹遗绪，其能持立，成一家之言者，一为实用学，颜习斋、李刚主启之；一为微言大义学，庄方耕、刘申受启之。然仅得汉学之一体。惟先生独窥其全。故自先生之学行，而治经之儒得以窥六艺家法，不复以章句名物为学，凡经义晦涩者皆一一发其旨趣，不可谓非先生学派启之也。况复明华夏之防……岂若近儒诂麟经者，饰大同之说以逞其曲学阿时之技哉。
他认为戴望在晚清学术发展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戴望不但将今文经学的意义加以阐发，而且洞晓夷夏之防，比起后来康有为用今文经学“干时求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明清学术人物的褒扬，刘师培并不以上述诸人为限。他以扬州为中心，对乡土重要先贤也作了一系列的发掘。他还通过题跋等形式对那些与他的家世学术传统有关的人物也加以表彰。他的这种研究，为后人全面了解清代学术大势以及学术关系提供了帮助。
三、刘师培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影响
对于清代学术发展和代表人物，研究者的立场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刘师培较早地提出了从学术经世意识和民族气节去衡量清代学术的角度。凡是富有经世气息，具有民族思想的学术人物和学术思想，都受到他的垂青。应该说，这个角度与江藩以汉学、宋学区分清代学人，与皮锡瑞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线索划分清代学术，都有明显的区别。从学术研究的近代化意识而言，刘师培确实看到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某些规则。而这种角度，在后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仍然得到了运用和发展。直到今天，我们反省三百年学术历程，仍然离不开这个思考问题的基本角度。
但清代学术并非可以用经世意识和民族思想加以囊括。如果片面强调这一标准，一方面很容易像章太炎那样对于黄宗羲也过于苛求，另一方面也不容易准确认识清代某些学术流派的真正价值。如章太炎就曾经把戴震等人标榜汉学说成是对清王朝文化专制政策的消极抗争。更严重的是，清代许多学者在解决学术疑难中的重大贡献，也将得不到应有的认识。分析清代学术思想，如果注意到古代学术研究在清代学人身上的继续，可能将更加全面、更加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