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解放与“婢作夫人”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二千年中，诸子学不受重视。直到清代，诸子学才稍稍复苏，如汪中著《荀卿子通论》、孙星衍著《墨子序》、俞樾著《诸子平议》、孙诒让著《墨子间诂》、王先慎著《韩非子集解》等。越到晚清，诸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胡适在论及“近世哲学”诸子兴起时曾把它比喻为“婢作夫人”：
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哄，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就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
胡适指出近代诸子学蓬勃兴起的文化现象，而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也确如胡适所言，是清代学者将朴学研究方法逐渐运用于子书的结果。自考据学兴，学者为了证明儒家经典的古义，往往将视野伸展到周秦子书，或搜集其中经书旧文以订证经义，或分析其句法以诠明经文句读。如《墨子》多载《诗》、《书》旧文，《荀子》文法多变，颇受当时学者垂青。但当时研究诸子学，尚不敢侈言子学意义。正如胡适在《翁方纲与墨子》一文中所指出，在乾隆晚年，若要研究墨子思想，还要背上“名教罪人”的名声。
但晚清诸子学的勃兴并非是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的结果。子学的兴起，主要由于时代风云的激荡，由于西学的传播和影响。以《墨子》为例，道光、咸丰以降，西学东来，声光化电，称为“时务”。学者们反观经传，几无记载，而《墨子》多论光学、重学、几何学原理。邹特夫于是谓《墨经》上、下有中西算法。而继起之作有殷家隽《格术补笺》、王仁俊《格致古微》、冯涵初《光学述墨》等等。戊戌以后，西方政治学、逻辑学、社会学，大张于世，人们比较儒、墨，更觉墨家讲逻辑，重舍身救世，于是研究墨学遂由格致而转向逻辑与政治学，甚至有崇墨子为东方救主者。随着对墨子理科学、政法学、逻辑学乃至宗教学内容的专门分析，墨子思想的轮廓也就更加明晰地显现出来，而墨学的思想风格也逐渐为人们所领悟。一向被视为异端的墨子兼爱说反而成为沟通西方近代平等、博爱学说的津梁。墨子本人摩顶放踵、舍身救世的精神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正由于子学的复兴渊源于时代与西学的双重激荡，因此在戊戌时期，人们对子学的研究总是各取所需，就像康有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打扮孔子一样，人们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原理来分析诸子学说。如1897年，章太炎于《经世报》第三册发表《读管子书后》，认为管子知道泰西商战之本，“重势既成，则以贸易攻人而有余，亦无待于兵刃矣”。他又发表《菌说》，引用《庄子·至乐篇》“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说明有一种极细微的物质，它得到水以后就变成草，然后变成虫，虫变成豹，豹变成马，马变成人，中国古代这种对物种演化的猜测合符近代西方进化论的真谛，庄子道家学说成了进化论的代表。商鞅则更被章太炎解释成一个懂得以法治国的政治学家。
20世纪初年，学术革新提出了建设近代学术的课题，以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新的学术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是以国民为价值中心；其二，它必须归纳出研究对象的演变规则。如何建设为国民服务的具有总结中国子学演变规则特色的学术史，就成了当时重要学术课题之一。刘师培作出了他的贡献。
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哄，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就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
胡适指出近代诸子学蓬勃兴起的文化现象，而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也确如胡适所言，是清代学者将朴学研究方法逐渐运用于子书的结果。自考据学兴，学者为了证明儒家经典的古义，往往将视野伸展到周秦子书，或搜集其中经书旧文以订证经义，或分析其句法以诠明经文句读。如《墨子》多载《诗》、《书》旧文，《荀子》文法多变，颇受当时学者垂青。但当时研究诸子学，尚不敢侈言子学意义。正如胡适在《翁方纲与墨子》一文中所指出，在乾隆晚年，若要研究墨子思想，还要背上“名教罪人”的名声。
但晚清诸子学的勃兴并非是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的结果。子学的兴起，主要由于时代风云的激荡，由于西学的传播和影响。以《墨子》为例，道光、咸丰以降，西学东来，声光化电，称为“时务”。学者们反观经传，几无记载，而《墨子》多论光学、重学、几何学原理。邹特夫于是谓《墨经》上、下有中西算法。而继起之作有殷家隽《格术补笺》、王仁俊《格致古微》、冯涵初《光学述墨》等等。戊戌以后，西方政治学、逻辑学、社会学，大张于世，人们比较儒、墨，更觉墨家讲逻辑，重舍身救世，于是研究墨学遂由格致而转向逻辑与政治学，甚至有崇墨子为东方救主者。随着对墨子理科学、政法学、逻辑学乃至宗教学内容的专门分析，墨子思想的轮廓也就更加明晰地显现出来，而墨学的思想风格也逐渐为人们所领悟。一向被视为异端的墨子兼爱说反而成为沟通西方近代平等、博爱学说的津梁。墨子本人摩顶放踵、舍身救世的精神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正由于子学的复兴渊源于时代与西学的双重激荡，因此在戊戌时期，人们对子学的研究总是各取所需，就像康有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打扮孔子一样，人们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原理来分析诸子学说。如1897年，章太炎于《经世报》第三册发表《读管子书后》，认为管子知道泰西商战之本，“重势既成，则以贸易攻人而有余，亦无待于兵刃矣”。他又发表《菌说》，引用《庄子·至乐篇》“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说明有一种极细微的物质，它得到水以后就变成草，然后变成虫，虫变成豹，豹变成马，马变成人，中国古代这种对物种演化的猜测合符近代西方进化论的真谛，庄子道家学说成了进化论的代表。商鞅则更被章太炎解释成一个懂得以法治国的政治学家。
20世纪初年，学术革新提出了建设近代学术的课题，以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新的学术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是以国民为价值中心；其二，它必须归纳出研究对象的演变规则。如何建设为国民服务的具有总结中国子学演变规则特色的学术史，就成了当时重要学术课题之一。刘师培作出了他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