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刘师培历史研究的重要见解
刘师培1903年到1908年初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社会历史。他提出了三个重要见解。
一、在种族起源问题上他赞同汉族西来说
人种问题在近代西方学术界中有激烈争论。刘师培和章太炎都曾提出和坚持汉族西来说。在刘师培看来，“汉族初兴，肇基迦克底亚”，古籍所谓“泰帝”、“泰古”，即“迦克底亚”之转音。他根据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论说》，勾画出了汉族“逾越昆仑（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夏（今中亚细亚），自西徂东以卜居于中土”的迁移路线。这条路线主要有两条：一由中亚西亚经天山北路，沿塔里木河到陕西、甘肃西部，沿黄河流域进入河南、山东；一由西藏入蜀，再陆续迁入内地或仍居于蜀。中国和巴比伦同出一源，所以“西人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即巴枯转音，盘古为中国的第一位君主，大概就是以种名为君名。正因为汉族西来，所以古代学术、技术多与巴比伦相同。黄帝虽然离西方而独立，然仍与西方交通，故能登昆仑与西王母相会，而昆仑附近有轩辕之国，轩辕之丘，轩辕之台。刘师培的这一考证得到当时士子的信从。前引邓实《国粹学报一周年纪念辞》论国粹研究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就曾表彰刘师培的这一工作，说：“昆仑逾越，种族知其西来，大厦经过，华夏所由名国，泰帝泰古，见于封禅淮南之书，天皇地皇，先乎九头五龙之纪。”为了保持汉族的优越性，章太炎等学者还试图把华夏族的源流一一条析出来，并对战国以后历代史书不能辨析族源作了抨击。
刘师培和章太炎等人提出的汉族西来说，其主观意图是要证明汉族与欧洲民族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汉族同样富有欧洲民族的“种姓”，完全有能力在优胜劣败的种族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成为世界上繁荣昌盛的民族之一。姑且不论汉族西来说是否在史实上有足够证据，此种观点与刘师培区析华夷的观念一样，存在着将华夏族集约为炎、黄等氏族部落的倾向，从而将苗族、东夷族、姜族等排除在华夏族之外，对在长期斗争和融合中形成的华夏族，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其民族意识有浓厚的种族主义因素。
二、在上古历史研究中揭示历史演变历程
对于中国上古社会的状况，在近代以前是极为模糊的。随着历史变易观念的逐渐传播，人们开始探求中国上古历史的特征。但康有为等虽然提出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发展线索，并把据乱世视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对于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康有为很少论及，《孔子改制考》就有一章曰“上古茫然无稽”。似乎上古社会的状况已经无法认识。稍后，严复照抄英国甄克思《社会通诠》，把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三大社会发展模式往中国历史上套。但甄克思立说的根据只是“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迹”，并没有具体讨论中国等地历史的状况。因此即使把西周以前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图腾社会，也仍然不明其具体状况。
最初接受严复所译《社会通诠》的影响试图具体解剖中国上古历史面貌的是夏曾佑。夏曾佑曾为严复所译《社会通诠》作序，其中说，“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在耕稼社会，“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他试图以《社会通诠》关于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的一般描述来勾勒中国上古历史的线索。据夏曾佑研究，自草昧以至周末可分两个小时期：一为太古三代，因无信史，称为传疑时代；二为由周中叶至战国时期，称为化成时代。周代是中国上古历史转变的关键，“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于中国者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
刘师培与夏曾佑一样，完全接受了严译《社会通诠》中关于社会发展原理的观点，按照甄克思所提出的模式来论述中国古代社会。但他比夏曾佑进步的地方是他论述了上古社会历史的许多问题，比夏曾佑更全面、更具体地揭示了中国上古历史的演变过程。
首先，刘师培具体划分了图腾社会的几个阶段。他指出伏羲之世为中国渔猎时代，神农之世为游牧耕稼并行之时代，夏禹之时耕稼成为主要时代特征。其次，刘师培还具体分析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组织状况。他指出，在耕稼时代以前是母系社会，“男女相处，夏聚冬散，以女子为一国所共有，而处子妇女，语亦弗区”，当时人“知有母不知有父，血乳相续，咸以女不以男”。历史发展到虞夏之时，“男权日昌，使女终事一夫”，因此家族中“由女统易为男统”，而家族之制渐成。家族制度形成以后，一族之中必统于所尊，随之必然出现重宗子的宗法制度，最后家长扩充为酋长，酋长演变为君主，“君主即授治民之权，复操宗子之权”，结果成为“世袭制度之起原，亦即君主政体之起原也”。这一制度“萌芽于唐虞，至夏殷而渐备”。再次，刘师培还分析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如古代饮食状况的演变程序是：“太古之人饮霜露之精，食草木之实，或茹草饮水，此仰给天然之食物也。及民稍进化，山居之民则食鸟兽、饮血茹毛；近水之民，则食鱼鳖螺蛤。盖田渔之制兴，则万物咸制于人。然未有火化，多疾病毒伤之害。及燧人氏钻燧出火，教民熟食，以炮以燔而民无腹疾。乃伏羲结绳作网罟，而田渔之法益趋简易，田猎所余，复择兽畜之驯优者，储为刍豢。是为游牧之始。……及神农求可食之物……教民食谷，自是以降，民咸食谷。夏之八政，食为首列，而伊尹亦以滋味说汤，则夏殷二代咸崇饮食矣。”又如他述宫室：“上古之民，未有宫室，穴居野处。有巢氏始教民为巢以避兽害。及游牧时代，始有穹庐。神农氏作，始作明堂，有盖而无四方，以避风雨寒暑。……黄帝明堂……其上有楼，是为上栋下宇之始。……然当此之时，建筑之说尚未发明，咸以竹木建宫室。”正由于刘师培具体研究了古代文字、学校、风俗、礼制、官制、田制、兵制、刑法、学校、商业、工艺、宫室、饮食等各个方面的演化历程，因而他对于古代社会的历史状况比同时期人们的认识要深入。而他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分析，也就成为后来进一步探索上古史的基础。
三、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他提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是礼俗
中国上古社会有什么特点？刘师培认为这主要是礼制。他认为礼俗问题是古代历史的重心，不仅研究先秦史要重视它，就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也要重视它。他曾于1906年在《国粹》第13号（总25期）上发表《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论证儒家六经和诸子百家都由礼制而出。他说：
试观成周之时，六艺为周公旧典，政治学术悉为六艺所该，而《周礼》实为六艺之通名。
如《周易》也可称为周礼。《左传》昭公二年说韩宣子观书鲁太史，见“易彖”与鲁《春秋》，谓周礼尽在鲁，可证《周易》可称为周礼；且《周易》一书详载丧、祭、朝觐、聘、享、会盟之仪及田狩出征之礼，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亦可证《周易》即周礼。《春秋》发凡言例，皆循周公旧法，其记即位、记崩卒、记灭国攻伐、记出使朝聘、记婚嫁迎娶，也反映出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基本条目。正因为五礼散见于《春秋》，所以有凌曙之《公羊礼疏》、侯氏《穀梁礼疏》之作。《诗经》一书与《仪礼》十七篇相表里。《尚书》存古代典礼极多。《周官》即周代之官礼。非仅六经皆礼，小学亦源于古礼。儒家出于司徒，精于言礼，墨家言吉礼，阴阳家言凶礼，纵横家言宾礼，兵家言军礼，道家老子亦以知礼著闻，故孔子从之问礼。可见礼渗透到了古代一切政治与学术。所以世之考古代政教者，若能以礼为纲，分类区列，以考古代政学所从出，则成周之治法又何难按籍而稽哉！
刘师培对于古代礼俗的形成进行了重点研究。他认为上古社会，礼只有祭礼一项，“上古之时，舍祭礼而外别无典礼”。“西儒斯宾塞有言，各教起源皆出于祖先教。斯言也，证之中国古代，益信而有征。民之初生，无不报本而返始，先王因其性以导之，而尊祖敬宗之说起矣。尊祖敬宗之说起，又必推祖所自出，而郊禘之典以兴。因郊禘之典以推之而庙祧以设、坛以立，祭礼一门，遂为三代之特典。”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秩序化，礼典越来越完备。商殷以前，礼的六类重要内容：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礼、相见礼都已基本定型。到了西周，礼制更加完备。“周公以礼治民，故民亦习于礼仪，莫之或逾。则谓周代之制度悉为礼制所该可也。”西周最大的礼有四：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四礼之外，还有养老礼、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诸侯相朝大飨礼、聘飨礼、迎宾礼、投壶礼、燕礼、乡饮礼、大饮礼，共十余项。周代的政治体制、田制税制都以礼的面目出现。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周代，已经形成了它的礼制特点。
在严复翻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之后，人们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真正面目发生了浓厚兴趣。刘师培在打破对古史的迷信基础上，用进化的眼光剖解关于上古历史的材料，提出对古代历史演变的一般见解，又断定西周社会特点是礼制，这对于真正了解古代社会的真实面目，有重要启示意义。
刘师培在中国上古历史探索中所提出的诸新义堪称是同时代人对古史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他比同时代人更加具体地揭示了上古历史的演变历程，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整体特征作了概括。经过他的研究，原来混沌难解的上古历史的面目逐渐呈现出来，这为时人进一步思索上古历史面貌提供了有利条件。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运用新的材料和二重证据法，考索殷商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最后提出商周之际为古今一大变革，古今变革之际莫剧于商周，认为周公制礼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划时代作用，未免不是受了刘师培等人的影响。而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和侯外庐以殷、周之际为界，划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并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特殊路径，终于把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在种族起源问题上他赞同汉族西来说
人种问题在近代西方学术界中有激烈争论。刘师培和章太炎都曾提出和坚持汉族西来说。在刘师培看来，“汉族初兴，肇基迦克底亚”，古籍所谓“泰帝”、“泰古”，即“迦克底亚”之转音。他根据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论说》，勾画出了汉族“逾越昆仑（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夏（今中亚细亚），自西徂东以卜居于中土”的迁移路线。这条路线主要有两条：一由中亚西亚经天山北路，沿塔里木河到陕西、甘肃西部，沿黄河流域进入河南、山东；一由西藏入蜀，再陆续迁入内地或仍居于蜀。中国和巴比伦同出一源，所以“西人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即巴枯转音，盘古为中国的第一位君主，大概就是以种名为君名。正因为汉族西来，所以古代学术、技术多与巴比伦相同。黄帝虽然离西方而独立，然仍与西方交通，故能登昆仑与西王母相会，而昆仑附近有轩辕之国，轩辕之丘，轩辕之台。刘师培的这一考证得到当时士子的信从。前引邓实《国粹学报一周年纪念辞》论国粹研究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就曾表彰刘师培的这一工作，说：“昆仑逾越，种族知其西来，大厦经过，华夏所由名国，泰帝泰古，见于封禅淮南之书，天皇地皇，先乎九头五龙之纪。”为了保持汉族的优越性，章太炎等学者还试图把华夏族的源流一一条析出来，并对战国以后历代史书不能辨析族源作了抨击。
刘师培和章太炎等人提出的汉族西来说，其主观意图是要证明汉族与欧洲民族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汉族同样富有欧洲民族的“种姓”，完全有能力在优胜劣败的种族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成为世界上繁荣昌盛的民族之一。姑且不论汉族西来说是否在史实上有足够证据，此种观点与刘师培区析华夷的观念一样，存在着将华夏族集约为炎、黄等氏族部落的倾向，从而将苗族、东夷族、姜族等排除在华夏族之外，对在长期斗争和融合中形成的华夏族，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其民族意识有浓厚的种族主义因素。
二、在上古历史研究中揭示历史演变历程
对于中国上古社会的状况，在近代以前是极为模糊的。随着历史变易观念的逐渐传播，人们开始探求中国上古历史的特征。但康有为等虽然提出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发展线索，并把据乱世视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对于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康有为很少论及，《孔子改制考》就有一章曰“上古茫然无稽”。似乎上古社会的状况已经无法认识。稍后，严复照抄英国甄克思《社会通诠》，把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三大社会发展模式往中国历史上套。但甄克思立说的根据只是“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迹”，并没有具体讨论中国等地历史的状况。因此即使把西周以前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图腾社会，也仍然不明其具体状况。
最初接受严复所译《社会通诠》的影响试图具体解剖中国上古历史面貌的是夏曾佑。夏曾佑曾为严复所译《社会通诠》作序，其中说，“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在耕稼社会，“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他试图以《社会通诠》关于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的一般描述来勾勒中国上古历史的线索。据夏曾佑研究，自草昧以至周末可分两个小时期：一为太古三代，因无信史，称为传疑时代；二为由周中叶至战国时期，称为化成时代。周代是中国上古历史转变的关键，“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于中国者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
刘师培与夏曾佑一样，完全接受了严译《社会通诠》中关于社会发展原理的观点，按照甄克思所提出的模式来论述中国古代社会。但他比夏曾佑进步的地方是他论述了上古社会历史的许多问题，比夏曾佑更全面、更具体地揭示了中国上古历史的演变过程。
首先，刘师培具体划分了图腾社会的几个阶段。他指出伏羲之世为中国渔猎时代，神农之世为游牧耕稼并行之时代，夏禹之时耕稼成为主要时代特征。其次，刘师培还具体分析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组织状况。他指出，在耕稼时代以前是母系社会，“男女相处，夏聚冬散，以女子为一国所共有，而处子妇女，语亦弗区”，当时人“知有母不知有父，血乳相续，咸以女不以男”。历史发展到虞夏之时，“男权日昌，使女终事一夫”，因此家族中“由女统易为男统”，而家族之制渐成。家族制度形成以后，一族之中必统于所尊，随之必然出现重宗子的宗法制度，最后家长扩充为酋长，酋长演变为君主，“君主即授治民之权，复操宗子之权”，结果成为“世袭制度之起原，亦即君主政体之起原也”。这一制度“萌芽于唐虞，至夏殷而渐备”。再次，刘师培还分析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如古代饮食状况的演变程序是：“太古之人饮霜露之精，食草木之实，或茹草饮水，此仰给天然之食物也。及民稍进化，山居之民则食鸟兽、饮血茹毛；近水之民，则食鱼鳖螺蛤。盖田渔之制兴，则万物咸制于人。然未有火化，多疾病毒伤之害。及燧人氏钻燧出火，教民熟食，以炮以燔而民无腹疾。乃伏羲结绳作网罟，而田渔之法益趋简易，田猎所余，复择兽畜之驯优者，储为刍豢。是为游牧之始。……及神农求可食之物……教民食谷，自是以降，民咸食谷。夏之八政，食为首列，而伊尹亦以滋味说汤，则夏殷二代咸崇饮食矣。”又如他述宫室：“上古之民，未有宫室，穴居野处。有巢氏始教民为巢以避兽害。及游牧时代，始有穹庐。神农氏作，始作明堂，有盖而无四方，以避风雨寒暑。……黄帝明堂……其上有楼，是为上栋下宇之始。……然当此之时，建筑之说尚未发明，咸以竹木建宫室。”正由于刘师培具体研究了古代文字、学校、风俗、礼制、官制、田制、兵制、刑法、学校、商业、工艺、宫室、饮食等各个方面的演化历程，因而他对于古代社会的历史状况比同时期人们的认识要深入。而他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分析，也就成为后来进一步探索上古史的基础。
三、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他提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是礼俗
中国上古社会有什么特点？刘师培认为这主要是礼制。他认为礼俗问题是古代历史的重心，不仅研究先秦史要重视它，就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也要重视它。他曾于1906年在《国粹》第13号（总25期）上发表《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论证儒家六经和诸子百家都由礼制而出。他说：
试观成周之时，六艺为周公旧典，政治学术悉为六艺所该，而《周礼》实为六艺之通名。
如《周易》也可称为周礼。《左传》昭公二年说韩宣子观书鲁太史，见“易彖”与鲁《春秋》，谓周礼尽在鲁，可证《周易》可称为周礼；且《周易》一书详载丧、祭、朝觐、聘、享、会盟之仪及田狩出征之礼，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亦可证《周易》即周礼。《春秋》发凡言例，皆循周公旧法，其记即位、记崩卒、记灭国攻伐、记出使朝聘、记婚嫁迎娶，也反映出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基本条目。正因为五礼散见于《春秋》，所以有凌曙之《公羊礼疏》、侯氏《穀梁礼疏》之作。《诗经》一书与《仪礼》十七篇相表里。《尚书》存古代典礼极多。《周官》即周代之官礼。非仅六经皆礼，小学亦源于古礼。儒家出于司徒，精于言礼，墨家言吉礼，阴阳家言凶礼，纵横家言宾礼，兵家言军礼，道家老子亦以知礼著闻，故孔子从之问礼。可见礼渗透到了古代一切政治与学术。所以世之考古代政教者，若能以礼为纲，分类区列，以考古代政学所从出，则成周之治法又何难按籍而稽哉！
刘师培对于古代礼俗的形成进行了重点研究。他认为上古社会，礼只有祭礼一项，“上古之时，舍祭礼而外别无典礼”。“西儒斯宾塞有言，各教起源皆出于祖先教。斯言也，证之中国古代，益信而有征。民之初生，无不报本而返始，先王因其性以导之，而尊祖敬宗之说起矣。尊祖敬宗之说起，又必推祖所自出，而郊禘之典以兴。因郊禘之典以推之而庙祧以设、坛以立，祭礼一门，遂为三代之特典。”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秩序化，礼典越来越完备。商殷以前，礼的六类重要内容：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礼、相见礼都已基本定型。到了西周，礼制更加完备。“周公以礼治民，故民亦习于礼仪，莫之或逾。则谓周代之制度悉为礼制所该可也。”西周最大的礼有四：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四礼之外，还有养老礼、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诸侯相朝大飨礼、聘飨礼、迎宾礼、投壶礼、燕礼、乡饮礼、大饮礼，共十余项。周代的政治体制、田制税制都以礼的面目出现。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周代，已经形成了它的礼制特点。
在严复翻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之后，人们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真正面目发生了浓厚兴趣。刘师培在打破对古史的迷信基础上，用进化的眼光剖解关于上古历史的材料，提出对古代历史演变的一般见解，又断定西周社会特点是礼制，这对于真正了解古代社会的真实面目，有重要启示意义。
刘师培在中国上古历史探索中所提出的诸新义堪称是同时代人对古史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他比同时代人更加具体地揭示了上古历史的演变历程，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整体特征作了概括。经过他的研究，原来混沌难解的上古历史的面目逐渐呈现出来，这为时人进一步思索上古历史面貌提供了有利条件。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运用新的材料和二重证据法，考索殷商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最后提出商周之际为古今一大变革，古今变革之际莫剧于商周，认为周公制礼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划时代作用，未免不是受了刘师培等人的影响。而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和侯外庐以殷、周之际为界，划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并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特殊路径，终于把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