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清史学思潮与史学革命
与晚清经学研究相似，鸦片战争前后，史学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时龚自珍探究史学研究的本质，指出：
史之材，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以荣其国家，以华其祖宗，以教训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宾之所处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乐器而降者矣，有抱国之图籍而降者矣。无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
他认为史官是时代的宾客，是历史冷静的旁观者，他们坚守史学独立的准则，记叙所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近以修身，远则为政治提供参考，教化百姓。即使历史发生变革，王朝有兴衰更替，史官也随之有一些地位上的变化，但史官所赖以存在的基本准则不能改变，它不会随王朝的灭亡而变易。很明显，龚自珍推崇史学的史统以及史官的职责，实际上是要唤醒史学的政治批评意识，使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鸦片战争前后史学领域的这一重要趋向无疑是针对乾嘉朴学过分学术化的史学状况而发。乾嘉史学的理想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中表露无遗。王鸣盛说：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耶？
这种史学风格，唯主实事求是，不问史学的政治批评意识和经世功能，流风所及，使得史学与现实社会越来越远。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提出要改变这种局面，重新唤醒史学的经世精神。
史学到底应该如何为清末社会服务？在龚自珍、魏源之后，大多数史学家都以为只要全面复兴正统史学，就可达到这一目标。因而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史家一改不事著述的风气，开始编写元、明史和“当代史”著作。如魏源1857年前后著成《元史新编》，徐鼒1861年写成《小腆纪年附考》、1862年写成《小腆纪传》，夏燮1873年写成《明通鉴》等。这些史学著作试图依据新、旧史料，通过创作来表明他们对历史问题的某些见解，体现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批评意识。如魏源的《元史新编》表面上写元朝政治经济由盛而衰的历史，实际上是为清王朝免蹈元朝覆辙提供借鉴。但由于他们还未能切实感受到历史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很少有人能够超出正统观念。大多把君臣名节观念当作史学的根本标准，认为依靠它就可以制约政治的混乱，拨乱反正，否则就不可救药。如徐鼒说：“彝伦叙则人心未死，天理犹存。兵戈水旱之灾，人力可施其补救。彝伦斁则晦盲否塞，大乱而不知止。”
但也有一些史家认识到史学要为清末社会现实服务，尚需要以历史变易的观点为指导，研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加强史学的预测性。鸦片战争以后，历史变易的观点得到多数史家认可。最有代表性的是康有为，他将公羊学的三世说与《礼运》的大同、小康说相结合，把个人对于历史的看法糅入其中，提出历史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循环变易。据乱世、升平世行小康之道，太平世行大同之道。而中国自春秋战国至秦的历史是据乱世，秦以后二千余年为升平世，都是行小康之道：“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所说者，不别其真伪、精粗、善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而康有为所处时代，是升平世向太平世的过渡阶段。
还有一些史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史学要为清末社会现实服务，尚需要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如王韬（1828年——1897年）通过对西方政治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将政治方式分为三种情况：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三曰君民共主之国。他认为：“道有盈亏，势有分合，所谓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也……从古无不变之局。”中国也应该根据西方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规划发展目标。
史学研究的上述因素导致中国古代史学开始发生重大转折。中国古代史学以经学为基础。《春秋》和《易传》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标本和前提。儒家关于历史的本质以及关于理想社会的论述，都直接影响着中国古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秦汉之际，儒家经学已奠定了从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角度思考人类社会发展规则的基本思路，而史学也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作两个并立的史学目标。但东汉后，经学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已经不如战国秦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统说、何休的《公羊》三世说渐形隐微。史学对人类社会规则的研究也越来越侧重于对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质的思考。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一致的，史学不需要站在发展的角度来预计未来，只需为社会的稳定和谐提供经验教训。但晚清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已打破了这一局面。史学政治批评功能的提出给史学注进了新的血液。历史变易论表面上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复兴，实质上则是由于时代发展所引发的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析以及对中国未来社会的预测。世界历史的参照又为不断突破经学变易论的局限提供了思想材料。可以说，晚清史学研究的发展扭转了东汉以来史学研究的重心，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研究的目的，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天地。
1898年，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宣传赫胥黎关于社会演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并融合斯宾塞“举天地人物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的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观点，赞同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天演论》使酝酿已久的历史三世变易论和王韬、黄遵宪等人的世界历史三阶段说找到了可资统一的哲学前提。新的政治原理、新的历史观呼之欲出。
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终于提出了革命的要求。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同年，章太炎手校本《訄书·哀清史》所附《中国通史略例》，都提出了对中国通史的新要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邓实在同年八月《政艺通报》发表《史学通论》，认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自命“国史氏”，著成《中国历史》，其首篇总叙说：“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一时史界革命的呼声风起云涌，蔚为壮观。综观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它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对传统史学的价值标准进行了批评
梁启超认为：“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史学著作应该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令读者从中感染到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而中国传统史学，既非国民之史，又缺乏这种精神力量。传统史学之所以不能满足时代要求，关键在于正统观念造成了史学的腐败。所谓正统观念，就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某一王朝作为历史的中心，并依此来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价值，其实质是君权至上。梁启超认为这是传统史学的最大缺点。他反思历史上的正统之争，认为它可概括为六条原则：一是以得地多寡定其正与不正，二是以据位久暂定其正与不正，三是以是否为前代血胤定其正与不正，四是以是否据前代旧都定其正与不正，五是以是否继承前代定其正与不正，六是以是否为汉族定其正与不正。而这六条正统论根据，“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所以，正统之争是“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实质上是缺乏对历史价值标准的深刻思考。梁启超认为：“无统则已，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可言、更无正可言。”为改变旧史学的价值标准，新史学的鼓吹者们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进行宣传介绍，并对如何转换旧史学的价值标准作了设想。如邓实在1904年10月的《政艺通报》发表《民史总叙》，对于什么是民史、民史的对象和意义、民史和民权的关系、民史专史的编修方法等，都作了阐述，主张以国民作为史学的价值核心。
二、对旧史学的叙事笼统进行了批评
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提出“前世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区别。他说：“前世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所记事实之关系，其原因结果；前世史家不过记叙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1902年他在《新史学》中又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矣。历史与历史哲学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总之，新史学必须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则，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章太炎就曾将新史学的上述目标归纳为“熔治哲理”。新史学的鼓吹者们认为，旧史学在熔治哲理这一点上有严重不足。如章太炎说：“中国自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纪传体史书虽有书志体例，但也“不能言物始，苟务编缀，无所于期赴”。即使像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这类专门典志体著作，对典章制度叙述较详，但也没有总结出演变的原理。而史论著作也未能条源析流，如王夫之，“造论最为雅训，其法虽近演绎，乃其文辩反复，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因此，改革旧史学叙事笼统的弊病，重视历史规则的探求，是史学进步的重要目标。
三、提出了改造旧史学著作体例的积极建议
1901年，梁启超就“欲草具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他的《中国史叙论》即该通史的序言。1902年，章太炎致书梁启超，也谈到需要创作新的中国通史。他们认为旧史学著作体例需要加以改造。如章太炎指出：“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必于纪传见之。”他认为新史著的体例应该紧紧围绕社会进化和民族气节两个方面，应该结合典志体与纪传体之长。他设想的中国通史分五表、十二典、十纪、二十五别录、九考纪，共一百卷。而许之衡则认为，新史学的体例“其体必当机仲（袁枢）、君卿（杜佑）一派”，而“列传万不能合于历史之内”。他认为新史体例当主要是典志体与纪事本末体的结合。“余杭章氏（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体亦仿史公，改列传为别录，所搜颇挂一漏万，书固未成，体例亦殊未精也。”相反曾鲲化《中国历史》的体例，才符合新史学著作的真谛。
四、对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曾鲲化在《中国历史·体裁之界说》中说：“凡史学者，仅着眼于时势之表面、事实之皮毛，而不究其无形界之原因如何？结果如何？运动如何？则社会之关系不能晓。仅注意于帝王之智仁暴愚、将相之劲脆贤不肖，而不输热心以熟察全国人民生活如何？运动如何？普通学识如何？则社会之进步发达与黑暗昏冥，茫然无据矣。”梁启超与章太炎前后也发表了大致相近的见解。新史学要求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体、种族、制度、学术、宗教、民俗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要发掘各类史实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其原因结果。
总之，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标志着传统史学正式开始向近代新史学转变。中国史学哲学开始进入新的建设时期。新的历史观、新的史学主体意识、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
史之材，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以荣其国家，以华其祖宗，以教训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宾之所处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乐器而降者矣，有抱国之图籍而降者矣。无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
他认为史官是时代的宾客，是历史冷静的旁观者，他们坚守史学独立的准则，记叙所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近以修身，远则为政治提供参考，教化百姓。即使历史发生变革，王朝有兴衰更替，史官也随之有一些地位上的变化，但史官所赖以存在的基本准则不能改变，它不会随王朝的灭亡而变易。很明显，龚自珍推崇史学的史统以及史官的职责，实际上是要唤醒史学的政治批评意识，使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鸦片战争前后史学领域的这一重要趋向无疑是针对乾嘉朴学过分学术化的史学状况而发。乾嘉史学的理想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中表露无遗。王鸣盛说：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耶？
这种史学风格，唯主实事求是，不问史学的政治批评意识和经世功能，流风所及，使得史学与现实社会越来越远。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提出要改变这种局面，重新唤醒史学的经世精神。
史学到底应该如何为清末社会服务？在龚自珍、魏源之后，大多数史学家都以为只要全面复兴正统史学，就可达到这一目标。因而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史家一改不事著述的风气，开始编写元、明史和“当代史”著作。如魏源1857年前后著成《元史新编》，徐鼒1861年写成《小腆纪年附考》、1862年写成《小腆纪传》，夏燮1873年写成《明通鉴》等。这些史学著作试图依据新、旧史料，通过创作来表明他们对历史问题的某些见解，体现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批评意识。如魏源的《元史新编》表面上写元朝政治经济由盛而衰的历史，实际上是为清王朝免蹈元朝覆辙提供借鉴。但由于他们还未能切实感受到历史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很少有人能够超出正统观念。大多把君臣名节观念当作史学的根本标准，认为依靠它就可以制约政治的混乱，拨乱反正，否则就不可救药。如徐鼒说：“彝伦叙则人心未死，天理犹存。兵戈水旱之灾，人力可施其补救。彝伦斁则晦盲否塞，大乱而不知止。”
但也有一些史家认识到史学要为清末社会现实服务，尚需要以历史变易的观点为指导，研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加强史学的预测性。鸦片战争以后，历史变易的观点得到多数史家认可。最有代表性的是康有为，他将公羊学的三世说与《礼运》的大同、小康说相结合，把个人对于历史的看法糅入其中，提出历史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循环变易。据乱世、升平世行小康之道，太平世行大同之道。而中国自春秋战国至秦的历史是据乱世，秦以后二千余年为升平世，都是行小康之道：“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所说者，不别其真伪、精粗、善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而康有为所处时代，是升平世向太平世的过渡阶段。
还有一些史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史学要为清末社会现实服务，尚需要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如王韬（1828年——1897年）通过对西方政治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将政治方式分为三种情况：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三曰君民共主之国。他认为：“道有盈亏，势有分合，所谓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也……从古无不变之局。”中国也应该根据西方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规划发展目标。
史学研究的上述因素导致中国古代史学开始发生重大转折。中国古代史学以经学为基础。《春秋》和《易传》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标本和前提。儒家关于历史的本质以及关于理想社会的论述，都直接影响着中国古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秦汉之际，儒家经学已奠定了从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角度思考人类社会发展规则的基本思路，而史学也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作两个并立的史学目标。但东汉后，经学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已经不如战国秦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统说、何休的《公羊》三世说渐形隐微。史学对人类社会规则的研究也越来越侧重于对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质的思考。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一致的，史学不需要站在发展的角度来预计未来，只需为社会的稳定和谐提供经验教训。但晚清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已打破了这一局面。史学政治批评功能的提出给史学注进了新的血液。历史变易论表面上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复兴，实质上则是由于时代发展所引发的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析以及对中国未来社会的预测。世界历史的参照又为不断突破经学变易论的局限提供了思想材料。可以说，晚清史学研究的发展扭转了东汉以来史学研究的重心，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研究的目的，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天地。
1898年，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宣传赫胥黎关于社会演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并融合斯宾塞“举天地人物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的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观点，赞同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天演论》使酝酿已久的历史三世变易论和王韬、黄遵宪等人的世界历史三阶段说找到了可资统一的哲学前提。新的政治原理、新的历史观呼之欲出。
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终于提出了革命的要求。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同年，章太炎手校本《訄书·哀清史》所附《中国通史略例》，都提出了对中国通史的新要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邓实在同年八月《政艺通报》发表《史学通论》，认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自命“国史氏”，著成《中国历史》，其首篇总叙说：“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一时史界革命的呼声风起云涌，蔚为壮观。综观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它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对传统史学的价值标准进行了批评
梁启超认为：“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史学著作应该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令读者从中感染到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而中国传统史学，既非国民之史，又缺乏这种精神力量。传统史学之所以不能满足时代要求，关键在于正统观念造成了史学的腐败。所谓正统观念，就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某一王朝作为历史的中心，并依此来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价值，其实质是君权至上。梁启超认为这是传统史学的最大缺点。他反思历史上的正统之争，认为它可概括为六条原则：一是以得地多寡定其正与不正，二是以据位久暂定其正与不正，三是以是否为前代血胤定其正与不正，四是以是否据前代旧都定其正与不正，五是以是否继承前代定其正与不正，六是以是否为汉族定其正与不正。而这六条正统论根据，“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所以，正统之争是“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实质上是缺乏对历史价值标准的深刻思考。梁启超认为：“无统则已，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可言、更无正可言。”为改变旧史学的价值标准，新史学的鼓吹者们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进行宣传介绍，并对如何转换旧史学的价值标准作了设想。如邓实在1904年10月的《政艺通报》发表《民史总叙》，对于什么是民史、民史的对象和意义、民史和民权的关系、民史专史的编修方法等，都作了阐述，主张以国民作为史学的价值核心。
二、对旧史学的叙事笼统进行了批评
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提出“前世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区别。他说：“前世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所记事实之关系，其原因结果；前世史家不过记叙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1902年他在《新史学》中又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矣。历史与历史哲学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总之，新史学必须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则，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章太炎就曾将新史学的上述目标归纳为“熔治哲理”。新史学的鼓吹者们认为，旧史学在熔治哲理这一点上有严重不足。如章太炎说：“中国自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纪传体史书虽有书志体例，但也“不能言物始，苟务编缀，无所于期赴”。即使像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这类专门典志体著作，对典章制度叙述较详，但也没有总结出演变的原理。而史论著作也未能条源析流，如王夫之，“造论最为雅训，其法虽近演绎，乃其文辩反复，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因此，改革旧史学叙事笼统的弊病，重视历史规则的探求，是史学进步的重要目标。
三、提出了改造旧史学著作体例的积极建议
1901年，梁启超就“欲草具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他的《中国史叙论》即该通史的序言。1902年，章太炎致书梁启超，也谈到需要创作新的中国通史。他们认为旧史学著作体例需要加以改造。如章太炎指出：“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必于纪传见之。”他认为新史著的体例应该紧紧围绕社会进化和民族气节两个方面，应该结合典志体与纪传体之长。他设想的中国通史分五表、十二典、十纪、二十五别录、九考纪，共一百卷。而许之衡则认为，新史学的体例“其体必当机仲（袁枢）、君卿（杜佑）一派”，而“列传万不能合于历史之内”。他认为新史体例当主要是典志体与纪事本末体的结合。“余杭章氏（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体亦仿史公，改列传为别录，所搜颇挂一漏万，书固未成，体例亦殊未精也。”相反曾鲲化《中国历史》的体例，才符合新史学著作的真谛。
四、对历史研究的因果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曾鲲化在《中国历史·体裁之界说》中说：“凡史学者，仅着眼于时势之表面、事实之皮毛，而不究其无形界之原因如何？结果如何？运动如何？则社会之关系不能晓。仅注意于帝王之智仁暴愚、将相之劲脆贤不肖，而不输热心以熟察全国人民生活如何？运动如何？普通学识如何？则社会之进步发达与黑暗昏冥，茫然无据矣。”梁启超与章太炎前后也发表了大致相近的见解。新史学要求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体、种族、制度、学术、宗教、民俗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要发掘各类史实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其原因结果。
总之，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标志着传统史学正式开始向近代新史学转变。中国史学哲学开始进入新的建设时期。新的历史观、新的史学主体意识、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