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刘师培经学研究的地位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标志着经学研究的变局的来临。表面上，经学需要复苏传统经世精神，但随着历史的变易，人们发现经世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革。从改良到维新然后到革命，人们越来越发现经学中传统的治国方略和社会思想离时代越来越远。人们不断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的素王、中华民族的教主、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锋，最后发现孔子不成其为孔子，发现孔子学说本质上离近代民主意识极其遥远。终于有章太炎的《订孔》和刘师培的《孔学真论》出现，证明孔子的政治权术和求禄思想不可能对现实社会变革产生积极作用。像章太炎这样，人们从推崇经学转变到反思经学、批判经学。可以说，经学经世思想的复苏既带来了晚清经学研究的兴盛局面，同时也暴露了经学已经落后于时代，经学将不再有过去的荣光。经学作为一种政治之学、经世之学已经走向了它的终结。
而经学的学术性内涵则随着晚清经学研究的深入显示出了活力。人们发现，统治了两千年的经学思想原来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有宋学与汉学的分歧，有东汉之学与西汉之学的分歧，西汉之学又有官学和私学的分歧。人们开始调和汉宋，继而以西汉之学代替东汉之学，继而以春秋战国之学代替西汉之学。表面上看，似乎是“义愈推而愈古”，实际上是人们要探究经学之真。始而以义理与考据的统一为经学之真，进而以托古改制为经学之真，最后发现经学之真在于经学的历史。离开了经学自身的“修短黑白”，就不可能认识到经学之真。晚清经学研究的历史表明经学需要作实事求是地深入研究。
刘师培在晚清经学研究的上述两条发展线索中都有其重要地位。从前一角度而言，他力图将经学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相联系，但始终架不起经学与现实的桥梁。他和国粹派在沟通经学历史与社会现实关系方面的失败意味着传统经学作为一种政治学已经寿终正寝。
从后一角度来看，刘师培对整理经学历史的演变线索作出了贡献。他提出六经为孔子教育弟子的教科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不同倾向的注本、传本。但他反对廖平将今古义的分歧上溯到孔子思想体系的观点，力主今古文的分别首先是文字的区别，到汉代才有。他也反对康有为将一切古文视作刘歆伪造的结论，证明西汉古文经和古文经学都有真实性可考。而东汉古文经学之所以能占统治地位，乃是因为今文经学既立学官，成为利禄之学，经师分立门户，排斥异己，旷官溺职，自废其学。这些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科学性。至于他对《尚书》、《周礼》、《左传》等经典的具体研究，对于古文经典源流和古文经真实面貌的考证，虽然在个别论点上不完全恰当，但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对于经典中的礼仪制度的分析成为继起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的参考。他关于经史典籍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阶梯。这在他的学生蒙文通那里得到了反映。
蒙文通生于1894年，1911年进入四川存古学堂学经学，受知于廖平、刘师培。由于刘师培的影响，1915年他撰《孔氏古文说》时，就能别六经于旧史。后来他作《古史甄微》，进一步看出东、北、南三方古史传说之不同，并提出三方古史传说之不同是由于三方思想与传统文化之不同。鲁人宿敦礼义，故（《六经》）说汤武具为圣智，晋人宿崇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陈述史说不同，盖即源于其思想之异。从这种角度去看儒家经学，蒙文通就能超出前人在今、古文问题上的局限。他提出用经学所云礼制为根本，通过整理西周旧制来判定古书真伪以及儒家政典的理想成分。他通过对《周官》所载乡、遂制度的深入研究，指出《周官》所载社会经济制度是彻助并行、国野异制“贵贱之级严”的制度。六乡行彻法，所居为君子（国人），是周人，是统治阶级；六遂行助法，所居为小人（野人），是被征服的殷人，是被统治者。其他如兵制和学制也都是乡、遂（国、野）不同的不平等制度。而这个制度绝非乡遂之制既废、国野之界已泯的战国秦汉时代所能构想。故就《周官》中以冢宰为首的六官体系而论，当是“改定于东迁以后惠王、襄王之时”，而其百官细节则“徒存丰镐之具文”。蒙文通以此为据，阐明了西汉经师所述礼制与西周旧制的差别，从而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刘师培、蒙文通所探讨的西周彻助并行、国野异制的经济政治军事制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确概定西周社会的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状况时，就特别关注国野分别，并参照王国维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发展途径。
刘师培十分看重他后期的经学研究著作。据陈钟凡回忆，刘师培曾对他说：
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扈，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西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
而事实上，刘师培给后人以影响的，并不在于他的家法思想和对西汉古文微学的扶植，而是他这些实事求是的研究给后人理清经学历史和古代社会的面貌提供了参考。这再一次表明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在近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中才能估量其价值。
§§第七章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史学
而经学的学术性内涵则随着晚清经学研究的深入显示出了活力。人们发现，统治了两千年的经学思想原来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有宋学与汉学的分歧，有东汉之学与西汉之学的分歧，西汉之学又有官学和私学的分歧。人们开始调和汉宋，继而以西汉之学代替东汉之学，继而以春秋战国之学代替西汉之学。表面上看，似乎是“义愈推而愈古”，实际上是人们要探究经学之真。始而以义理与考据的统一为经学之真，进而以托古改制为经学之真，最后发现经学之真在于经学的历史。离开了经学自身的“修短黑白”，就不可能认识到经学之真。晚清经学研究的历史表明经学需要作实事求是地深入研究。
刘师培在晚清经学研究的上述两条发展线索中都有其重要地位。从前一角度而言，他力图将经学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相联系，但始终架不起经学与现实的桥梁。他和国粹派在沟通经学历史与社会现实关系方面的失败意味着传统经学作为一种政治学已经寿终正寝。
从后一角度来看，刘师培对整理经学历史的演变线索作出了贡献。他提出六经为孔子教育弟子的教科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不同倾向的注本、传本。但他反对廖平将今古义的分歧上溯到孔子思想体系的观点，力主今古文的分别首先是文字的区别，到汉代才有。他也反对康有为将一切古文视作刘歆伪造的结论，证明西汉古文经和古文经学都有真实性可考。而东汉古文经学之所以能占统治地位，乃是因为今文经学既立学官，成为利禄之学，经师分立门户，排斥异己，旷官溺职，自废其学。这些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科学性。至于他对《尚书》、《周礼》、《左传》等经典的具体研究，对于古文经典源流和古文经真实面貌的考证，虽然在个别论点上不完全恰当，但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对于经典中的礼仪制度的分析成为继起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的参考。他关于经史典籍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阶梯。这在他的学生蒙文通那里得到了反映。
蒙文通生于1894年，1911年进入四川存古学堂学经学，受知于廖平、刘师培。由于刘师培的影响，1915年他撰《孔氏古文说》时，就能别六经于旧史。后来他作《古史甄微》，进一步看出东、北、南三方古史传说之不同，并提出三方古史传说之不同是由于三方思想与传统文化之不同。鲁人宿敦礼义，故（《六经》）说汤武具为圣智，晋人宿崇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陈述史说不同，盖即源于其思想之异。从这种角度去看儒家经学，蒙文通就能超出前人在今、古文问题上的局限。他提出用经学所云礼制为根本，通过整理西周旧制来判定古书真伪以及儒家政典的理想成分。他通过对《周官》所载乡、遂制度的深入研究，指出《周官》所载社会经济制度是彻助并行、国野异制“贵贱之级严”的制度。六乡行彻法，所居为君子（国人），是周人，是统治阶级；六遂行助法，所居为小人（野人），是被征服的殷人，是被统治者。其他如兵制和学制也都是乡、遂（国、野）不同的不平等制度。而这个制度绝非乡遂之制既废、国野之界已泯的战国秦汉时代所能构想。故就《周官》中以冢宰为首的六官体系而论，当是“改定于东迁以后惠王、襄王之时”，而其百官细节则“徒存丰镐之具文”。蒙文通以此为据，阐明了西汉经师所述礼制与西周旧制的差别，从而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刘师培、蒙文通所探讨的西周彻助并行、国野异制的经济政治军事制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确概定西周社会的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状况时，就特别关注国野分别，并参照王国维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发展途径。
刘师培十分看重他后期的经学研究著作。据陈钟凡回忆，刘师培曾对他说：
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扈，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西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
而事实上，刘师培给后人以影响的，并不在于他的家法思想和对西汉古文微学的扶植，而是他这些实事求是的研究给后人理清经学历史和古代社会的面貌提供了参考。这再一次表明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在近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中才能估量其价值。
§§第七章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