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刘师培后期经学史研究
1908年，刘师培因与章太炎小有龃龉，受其妻何震影响，脱离革命知识分子群体而投靠清政府。其经学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早年民族、民主革命的因素被削弱，经学的门派因素反而得到加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师培所投靠的清政府被打倒，这位曾经是革命闯将的学者在命运的嘲弄面前凄惶孤傲，他的经学研究越来越精深古奥。他悲叹早年投身政治，有累先人清德，试图重振家学旧业，以经学家自居。1914年前后，他曾经写信给廖平，其中说：
某不敏，进思黄发之询，而退怀索居之耻，常恐陨殁，犬马齿穷，既竭吾才，仰钻官礼，深惟大义，欲罢不能。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充分表明刘师培晚年是在一种凄怆的心境下试图对经学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
综观刘师培晚年的经学研究，它体现了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以《左传》研究为核心，全面疏理古文经学的历史线索。刘师培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他全面论述了古文经的真实性，并做了细致的辑佚工作，试图恢复古文经的原貌。
（1）《古文尚书》
如前所述，从吴、朱熹开始，经吴澄、梅鷟等不少学者的努力，自北宋至清初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对伪古文《尚书》的辨疑运动，已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运用梅鷟在《尚书》研究中所开创的搜集证据的方法，从文献证据和历史事实的证据两方面来考定梅赜所上孔安国本《尚书》之伪。伪古文《尚书》被推翻之后，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保存在伪孔本中的今文二十八篇的文字错乱、章句歧异、晦涩难懂的问题，二是真古文的本来面目的问题。清代学者有的做了大量搜集材料和校勘的工作，把汉代今文、古文《尚书》的有关材料收集起来，并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二卷，王鸣盛《尚书后案》三十卷，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都试图对今、古文经学之《尚书》学进行整理。
但汉代秘府中的古文《尚书》的真面目尚有待研究。关于汉代古文《尚书》有三种说法，一是皇室“中五经秘书”所藏，二是《汉书·艺文志》说，在武帝末年，鲁恭王欲广其宫室，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皆蝌蚪文字。博士孔安国，本孔子后裔，既尽得其书，与伏生所传者相校，多得16篇，遂加分析，成24篇。三是杜林所得诗书。虽然已经证明东晋梅赜所上《尚书》为伪，但这些古文是否存在？引起了人们不同解释。
魏源曾作《书古微》十二卷，其序中说《书古微》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
他认为孔安国从欧阳生受业，曾经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所以西汉今古文《尚书》本是一家。所谓古文《尚书》是杜林所得漆书古文，东汉时马融曾为之作传、郑玄为之注解，因此得以流传。但东晋伪古文出，马、郑本古文尚书亦被废。他认为清朝学者只知攻东晋晚出之伪古文，而以马、郑本为真，其实马、郑本古文《尚书》也不可信。
龚自珍撰《说中古文》一文，对《汉书·艺文志》所谓汉代皇家“中五经秘书”所藏《古文尚书》提出十二点怀疑。他认为如果中秘有《尚书》，不必遣晁错往伏生受二十九篇，也不应孔安国献孔子壁书，始知增多十六篇。中秘既是古文，皇帝必颁为定本，不应听古文家今文家异议纷纭。
廖平则进一步认为西汉壁中古文《尚书》为伪。1894年他写有《古学考》，认为古文《尚书》是刘歆的伪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廖平之说，指出古文经皆由刘歆伪造。
刘师培在《汉代古文学辨诬》中曾经力言《古文尚书》之真。1916年他又作《中古文考》，详细考辨《古文尚书》的状况，其中说：
仁和龚自珍作《说中古文》，立十二证谓班《志》中《古文尚书》亦《百两》之流，或并无此书，刘歆作伪。其说不然。中古文者，即安国所献《古文尚书》也。……《古文尚书》，安国所得，既献汉廷，因藏秘府。“中”为秘府之名，“古”与今文示别，此即《艺文志》所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也。……安国得书，献其故简，别为训传，录二以藏，用是师法所传，迄于涂恽，家法所溉，暨于孔僖，以准中《书》，其源实一。《艺文志》言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此以古文校今文也；《儒林传》言向以中《书》校《百两》篇，此以真古文证伪古文也。
他认为所谓中古文就是孔安国所献孔壁古文，并没有孔安国之外的所谓“中秘”。孔安国所献古文有家法可考，刘向还以此来校正今文三家《尚书》和张霸《百两》篇，是绝对可信的。
刘师培还撰有《尚书源流考》，他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伪孔。一在魏初，一在东晋初。程廷祚曾经以为东晋未出现伪古文，因而怀疑梅赜献伪古文之事。认为倘有其事，则其所献亦非今见之伪孔本，而是另一部伪孔本。刘师培据司马彪论“六宗”，证明魏晋之际已有伪《孔传》，又据何晏《论语集解》引伪孔与今所见伪孔不符，李颙注汉代《太誓》而非伪古文《泰誓》，证明历史上有两次伪孔本。一在魏初，一在东晋初。根据刘师培的整理，《尚书》学的源与流应该是：孔子把夏、商、周的政治活动的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定下一百篇，名曰《尚书》，经过秦始皇焚书，《尚书》在汉初只有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伏生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发展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之说。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壁，得《古文尚书》，被孔安国献于汉廷，此为中秘《古文尚书》原本。东晋以前，孔安国古本《尚书》一直流传。但伪古文在汉代张霸《百两篇》就已出现。魏初和东晋初又两次出现了伪孔本。
刘师培还对《尚书》之逸篇给予了高度重视。《尚书》经过了孔子的整理。据说孔子删书，存于世者，《尚书》计有百篇。后经秦火遂缺而不全。济南伏生所传《尚书》仅二十八篇。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礼》、《尚书》各一篇，《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加上孔安国所得古文《尚书》之多出十六篇，再经过细致地分析，今古文共计五十八篇。也就是说，即使这五十八篇全部是孔子删书所保存下来的部分，尚有几乎一半佚失。非但如此，孔子所删之书尚是一个不确定数目。如《汉书·艺文志》说有“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注云：“刘向曰：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周书》之七十一篇就曾在汉代学者中流行。刘师培认为要彻底弄清《尚书》学，就必须重视百篇内部之佚以及百篇之余。他主要对《逸周书》作了深入研究，撰有《周书补正》。
1911年，他在《周书补正》的自序中说：
《周书》七十一篇，盖百篇之毋弓、九流之权萌也。昔者周世良佐达儒，习诵弗斁，侪诸谟典，意泯轾轩。仲尼删书，顾弗加录，斯盖《世浮》之属、《职方》之伦，词或迳符于《武成》，篇或别丽于《周官》，偏举已昭，互见则蔓。又书以广听，旨冀昭后，寤儆而上，词顾涉权，虑滋世慝，爰从泠汰。周月诸解，体乖记言，析类崇谨，芟夷乃及。然《诗》合昭武，仅存三百，貍首为节，雅乐弗废。删而复存，《诗》《书》一焉。
他认为周代文献极多，孔子对它们进行整理，有的因为在六经中的其他典籍中有所反映而被删削，有的因为孔子出于道德教化的考虑而被删削，这是情有可原的。但今天要研究《尚书》就很有必要对被删削的部分进行整理。刘师培“旁考近儒之说，兼得元和朱氏（骏声）、江都田氏（普实）、德清戴氏（望）各校本，参互考校，以求其真”。对《逸周书》进行了系统研究。又作《周书略说》，辨明汲冢书非《周书》，说明《逸周书》之名称定于唐季。考证秦汉之际以及西汉以《周书》说经的情况，说明自唐代才开始对《逸周书》持偏见态度。刘师培认为，《逸周书》是辅助《尚书》研究的可贵资料。
（2）《逸礼》与《周官》
礼学是经学中又一复杂问题。礼源于古代习俗，周公在夏商习俗礼仪化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调整和修订形成了周礼。孔子对周礼十分热衷，按照他的理想，把他认为有重要性的礼用文字记载下来，作为教育子弟的教材。由孔子编定的《礼》，经其弟子和后学递相传授，有所改易。其间还遭受了秦火之灾。到汉初，《礼》只有高堂生的《士礼》。高堂生把《士礼》传给徐生，徐生又传给徐延、徐襄、萧奋。萧奋传给东海人孟卿，孟卿传后仓，后仓传戴望、戴圣和庆普。至此礼学分为三家，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这是西汉礼学的主流，是《礼》的今文学派。但《汉书》中又说：有《礼古经》五十六卷。据班固说，“礼古经》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这多出的三十九篇，就是所谓《逸礼》。另外还有《周官》。对于《逸礼》和《周官》历来就有不同意见。邵懿辰在其所著《礼经通论》中说《逸礼》三十九篇，全是刘歆伪造。龚自珍认为《周官》是六国阴谋之书，廖平认为它有作伪迹象。康有为径直把它视为刘歆的伪造。
刘师培早年就认为《逸礼》和《周官》基本可信。1908年后，他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撰有《礼经旧说》、《逸礼考》、《两汉周官师说考》、《周礼古注集疏》等著作。
首先，他力图恢复《礼古经》的原貌。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尚提到《逸礼》三十九篇。但《逸礼》并没有流传下来。东汉末年，郑玄给《仪礼》作注，对《仪礼》的原文也作了一番整理工作。其整理的方法，就是把今古文两个本子拿来互相参照，每逢两个本子用字不同时，他就比较而选择，取其义长者。用今文字时必于注中注明古文该作某字，用古文字时，也注明今文该作某字。这是研究古文礼的基本资料。刘师培首先根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逸文篇》、《后汉书·儒林传》等资料证明《逸礼》出于孔壁，并非刘歆伪造；而后条析《礼古经》的发展源流，指出“东汉之时，古经之行于民间者盖非一本”。因为郑玄引《礼古经》，有云古文某或作某者，《说文》诸书所引古经，又有与郑氏所见不同者。他认为《逸礼》之散佚，盖在东晋以前。并举佚乱篇名确可考证者十篇：朝贡礼、天子巡狩礼、烝尝礼、中霤礼、鲁郊礼、禘于太庙礼、奔丧礼、投壶礼、王居明堂礼、军礼。刘师培的这一研究对于认识古礼的面貌无疑有积极作用。
其次，他再次申明《周官》的经学地位。刘师培在《汉代古文学辨诬》中曾例举大量证据证明《周官》不可能是刘歆伪造，并曾将《周官》与《春秋》及《左传》相联系。这一时期，刘师培还试图从西汉时期对于《周官》的研究，来恢复《周官》的古义。他通过细致的辨析，证明《周官》在东汉以前，受《王制》影响较少。《周官》中的国、野地域之别，军事、赋税制度是正确理解《春秋》和《左传》的凭据，因而不能忽视《周官》。
第二，刘师培依据严格的家法观念，系统整理西汉至东晋时期古文各经的学术研究状况。
我们仅以刘师培晚年对《左传》和《周官》的研究为例。刘师培1910年发表《春秋左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1913年写成《春秋左氏传例解略》，1916年写成《春秋左氏传例略》，其间他一直专精《周礼》，呕心沥血于《周礼古注集疏》，这些著作都表明他要严格按照古文家法来理清《左传》和《周官》的学术史。
对于《左传》，刘师培早在1905年——1906年就曾经试图整理西汉关于《左传》的研究状况。他认为自荀子、韩非子、贾谊、司马迁、翟方进、刘歆到郑众、郑兴、贾逵、许慎，《左传》自有其学术师传。他在晚年还坚持这样的观点，并认为正由于这些《左传》研究者们没有受到今文经学的限制，他们对《左传》的研究就没有后来杜预那种局限，比较符合《左传》的原意。依据他们的研究状况，可以了解《左传》最早的古本原貌和最早的训诂义。他说：
汉儒左氏说，其较二传为密者，厥有数端。凡经书典礼，恒据本传为说，一也。据本传所志事也以明经文书法，二也。据传例以说他条之经，凡经字相同即为同旨，三也。引月冠事，经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四也。据三统术校经历，明朔闰分至，所推悉符，五也。日食所食之月为主，据日躔以定分野，专以灾异系所分之域，与二传师说泛举时政者，疏密有殊，六也。
也就是说，两汉《左氏》学正因为坚持了自己的特点，才取得了比公、穀二传要高明的成就。比如它依据三统历，初步考虑了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则，比较准确地认识了春秋时期的天象，与公、穀泛泛之谈大有不同。
刘师培还将《左传》学的视野延伸到东汉至东晋时期。他仔细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左传》学概况，说：
东汉左氏古义有附著他籍者，舍先郑（郑众）《周官注》、后郑（郑兴）群经注、许君（许慎）《说文》外，若马融《尚书》、《周官》注，卢植《礼记解诂》，蔡邕《月令章句》，赵岐《孟子章句》，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章句》，应劭《汉仪》、《汉书》注，高诱《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采用传说，均有可征。其以子书采用传说者，桓谭《新论》、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干《中论》、应劭《风俗通义》、仲长统《昌言》是也。又班彪、朱浮、杜林、冯衍、张衡、崔瑗、胡广之伦，所撰文词，亦多传说，汇而集之，可以观其大概矣。
三国之时，若王朗、麋信、董遇、高堂隆、谯周之伦，均通传说。其遗说稍具者，魏则王肃、孔晁，吴则韦昭，于经传之文均有捃摭，上与刘、贾义符。晋则皇甫谧、干宝、郭璞之俦，诠引经传，犹多古谊。
刘师培将《左传》学延伸到杜预《集解》之前的诸子百家，认为从中可以发掘《左传》学的基本观点，改变杜预《集解》的长期影响，可见他捍卫《左传》学的深苦用心。
又如《周官》，刘师培也力求整理西汉师说。他说：
《春秋》《周官》，经区述作，聿稽授受，并肇孔门。……圣人既没，大义乖绝，儒学之徒，旨主约施，推类有方，举隅蔽积……各抒所知，著造传记。……荀准《周官》，与圣同契，孟符《王制》，谊肇后师。爰及西汉，《王制》业昌，五经家言，靡弗准焉。《周官》之学，闇而不章。孝平季年，说始芽萌，发见《周礼》，以明殷鉴。新莽制法，楷模斯频，凡所阐绎，盖出子骏。斯时本经无说，通以《王制》，二书并文，莽传数见。……东汉初业，雅达聿兴，众师踵业于南山，景伯振条于虎观，比义会意，冀别莽说。橥杙古学，立异今文，典无钜细，概主劈析。后郑作注，稽业扶风，参综今学，附比移并，同事相违疑炫难壹，今古之棥，至斯亦抉。
他认为《周官》虽然同其他经典一样是孔子教育子弟的教材，也同样因为弟子的传授而出现了一些差别，但因为《王制》在西汉经学中有较高地位，《周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王莽时期，人们才开始研究《周官》。但当时也不可避免地受《王制》说的影响。东汉时期人们注解《周官》，受今文经学影响极大。刘师培指出，要真正理解《周官》，首要问题就是要整理西汉《周官》师说。他曾说：
窃以六代暨唐，惟宗郑说，随文阐义，鲜关旨要。西京逸绪，蕴奥难见，顾鲜寻绎，莫能原察。用是案省班书，比次甄录贾马诸说，亦间采刺《春秋》内外传，旁逮《大戴记》《周书》之属，以证同制，成《西汉周官师说考》二卷，虽复节族久绝，法数滋更，然故典具存，师说未替，辨迹溯源，咸有签验。庶圣王之文具于簟席，太平之迹布在方策，世之君子，或有取焉。
西汉《周官》师说，较之东汉，更加符合《周官》的历史。
刘师培晚年对西汉古文经学的研究从积极方面来说，有助于后人全面了解汉代经学的历史，有助于打破晚清今文经学把古文经学视作西汉末才有的固有观念。从消极方面来说，他迷信西汉师说，认为要了解古文经以及古文经学的发展状况，只有用西汉师说为准的，才能接近历史，这就走过了头，落入旧经师的门户窠臼。
第三，对经学上的重要争端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刘师培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春秋》提出了成熟的看法。
他认为孔子是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改良愿望的思想家，《春秋》凝结了他的政治批评意识。但《春秋》不是改制之作，不是为后王垂法的作品。它并没有给后王提供什么具体的政治制度：
汉儒治《左氏》，以经有空王之法，不以经文有空王之称。以法即《周礼》故章，弗以属《春秋》新制。因素王而涉改制，是以今说淆古经也。因从周而斥素王，是以《春秋》非制作也。后说以有为无，于经为抑，前说无而谓有，于经为媟。媟经抑经，为失则均。
孔子有理想有抱负，但其目标就是《周礼》，正因为如此，不能绌经为史，把《春秋》当作一部没有主体思想的历史著作；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春秋》当为改制的法典。
《春秋》三传是孔门后学对《春秋》的不同诠释，都有合理因素。重要的是要深入理清各传的源流和独到之处，不能相互混淆。比如《左传》，它毫无疑义是解释《春秋》之作。“凡所引延，均缘经例，即所论为经所弗笔，亦与经例相因依。非徒博言广记也。”《左传》注经有其自己的特点。例如《春秋》经文有时书年月日时，有时不书，有的记事，有的不记事。对此有多种不同解释。《左传》学家贾逵认为春秋时期人们十分重视天象，如果侯王不登台视朔，则不书时月，如登台而不视朔，则书时不书月，如视朔而不登台，则书月不书时，若虽无事视朔登台，则空书日月。这是一种比较有根据的解释。可是杜预却囿于公羊、穀梁的成见，把时月日例简单化，反而不得《左传》的长处。
《周官》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反映。它是《春秋》和其他经典的重要支柱。其主要特点是依据地域，经画国、野制度。要了解《春秋》中的制度，就必须研究《周官》。
刘师培晚年的经学研究，钱玄同曾这样评价：
刘君论惠定宇之言曰：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外集》卷九《近儒学术系统论》）。余谓取此数语以论上列诸书，最为恰当。
综观刘师培后期所提出的经学观点，不难看出其笃信汉儒经学的特色。从学术本身而言，刘师培和其他国粹论者一样，无法使经学研究科学地为时代服务。就政治生活而言，刘师培政治上的失足制约了他对于经学现实意义的积极思考。他只有将经学变为纯粹学术研究。在他后期的经学研究中我们看不见早期的革命性内容，也看不见早期新观点、新方法的实践。
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刘师培后期经学研究的价值。当晚清今文经学甚嚣尘上，康有为等人的观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时候，刘师培深入考证西汉古文经学的阵营及其特点，有助于后人客观地认识经学自身的演变历史。而他在西汉经师学说基础上对于古文经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也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了解古代典籍和古代历史的面貌。
某不敏，进思黄发之询，而退怀索居之耻，常恐陨殁，犬马齿穷，既竭吾才，仰钻官礼，深惟大义，欲罢不能。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充分表明刘师培晚年是在一种凄怆的心境下试图对经学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
综观刘师培晚年的经学研究，它体现了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以《左传》研究为核心，全面疏理古文经学的历史线索。刘师培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他全面论述了古文经的真实性，并做了细致的辑佚工作，试图恢复古文经的原貌。
（1）《古文尚书》
如前所述，从吴、朱熹开始，经吴澄、梅鷟等不少学者的努力，自北宋至清初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对伪古文《尚书》的辨疑运动，已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运用梅鷟在《尚书》研究中所开创的搜集证据的方法，从文献证据和历史事实的证据两方面来考定梅赜所上孔安国本《尚书》之伪。伪古文《尚书》被推翻之后，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保存在伪孔本中的今文二十八篇的文字错乱、章句歧异、晦涩难懂的问题，二是真古文的本来面目的问题。清代学者有的做了大量搜集材料和校勘的工作，把汉代今文、古文《尚书》的有关材料收集起来，并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二卷，王鸣盛《尚书后案》三十卷，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都试图对今、古文经学之《尚书》学进行整理。
但汉代秘府中的古文《尚书》的真面目尚有待研究。关于汉代古文《尚书》有三种说法，一是皇室“中五经秘书”所藏，二是《汉书·艺文志》说，在武帝末年，鲁恭王欲广其宫室，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皆蝌蚪文字。博士孔安国，本孔子后裔，既尽得其书，与伏生所传者相校，多得16篇，遂加分析，成24篇。三是杜林所得诗书。虽然已经证明东晋梅赜所上《尚书》为伪，但这些古文是否存在？引起了人们不同解释。
魏源曾作《书古微》十二卷，其序中说《书古微》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
他认为孔安国从欧阳生受业，曾经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所以西汉今古文《尚书》本是一家。所谓古文《尚书》是杜林所得漆书古文，东汉时马融曾为之作传、郑玄为之注解，因此得以流传。但东晋伪古文出，马、郑本古文尚书亦被废。他认为清朝学者只知攻东晋晚出之伪古文，而以马、郑本为真，其实马、郑本古文《尚书》也不可信。
龚自珍撰《说中古文》一文，对《汉书·艺文志》所谓汉代皇家“中五经秘书”所藏《古文尚书》提出十二点怀疑。他认为如果中秘有《尚书》，不必遣晁错往伏生受二十九篇，也不应孔安国献孔子壁书，始知增多十六篇。中秘既是古文，皇帝必颁为定本，不应听古文家今文家异议纷纭。
廖平则进一步认为西汉壁中古文《尚书》为伪。1894年他写有《古学考》，认为古文《尚书》是刘歆的伪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廖平之说，指出古文经皆由刘歆伪造。
刘师培在《汉代古文学辨诬》中曾经力言《古文尚书》之真。1916年他又作《中古文考》，详细考辨《古文尚书》的状况，其中说：
仁和龚自珍作《说中古文》，立十二证谓班《志》中《古文尚书》亦《百两》之流，或并无此书，刘歆作伪。其说不然。中古文者，即安国所献《古文尚书》也。……《古文尚书》，安国所得，既献汉廷，因藏秘府。“中”为秘府之名，“古”与今文示别，此即《艺文志》所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也。……安国得书，献其故简，别为训传，录二以藏，用是师法所传，迄于涂恽，家法所溉，暨于孔僖，以准中《书》，其源实一。《艺文志》言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此以古文校今文也；《儒林传》言向以中《书》校《百两》篇，此以真古文证伪古文也。
他认为所谓中古文就是孔安国所献孔壁古文，并没有孔安国之外的所谓“中秘”。孔安国所献古文有家法可考，刘向还以此来校正今文三家《尚书》和张霸《百两》篇，是绝对可信的。
刘师培还撰有《尚书源流考》，他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伪孔。一在魏初，一在东晋初。程廷祚曾经以为东晋未出现伪古文，因而怀疑梅赜献伪古文之事。认为倘有其事，则其所献亦非今见之伪孔本，而是另一部伪孔本。刘师培据司马彪论“六宗”，证明魏晋之际已有伪《孔传》，又据何晏《论语集解》引伪孔与今所见伪孔不符，李颙注汉代《太誓》而非伪古文《泰誓》，证明历史上有两次伪孔本。一在魏初，一在东晋初。根据刘师培的整理，《尚书》学的源与流应该是：孔子把夏、商、周的政治活动的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定下一百篇，名曰《尚书》，经过秦始皇焚书，《尚书》在汉初只有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伏生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发展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之说。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壁，得《古文尚书》，被孔安国献于汉廷，此为中秘《古文尚书》原本。东晋以前，孔安国古本《尚书》一直流传。但伪古文在汉代张霸《百两篇》就已出现。魏初和东晋初又两次出现了伪孔本。
刘师培还对《尚书》之逸篇给予了高度重视。《尚书》经过了孔子的整理。据说孔子删书，存于世者，《尚书》计有百篇。后经秦火遂缺而不全。济南伏生所传《尚书》仅二十八篇。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礼》、《尚书》各一篇，《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加上孔安国所得古文《尚书》之多出十六篇，再经过细致地分析，今古文共计五十八篇。也就是说，即使这五十八篇全部是孔子删书所保存下来的部分，尚有几乎一半佚失。非但如此，孔子所删之书尚是一个不确定数目。如《汉书·艺文志》说有“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注云：“刘向曰：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周书》之七十一篇就曾在汉代学者中流行。刘师培认为要彻底弄清《尚书》学，就必须重视百篇内部之佚以及百篇之余。他主要对《逸周书》作了深入研究，撰有《周书补正》。
1911年，他在《周书补正》的自序中说：
《周书》七十一篇，盖百篇之毋弓、九流之权萌也。昔者周世良佐达儒，习诵弗斁，侪诸谟典，意泯轾轩。仲尼删书，顾弗加录，斯盖《世浮》之属、《职方》之伦，词或迳符于《武成》，篇或别丽于《周官》，偏举已昭，互见则蔓。又书以广听，旨冀昭后，寤儆而上，词顾涉权，虑滋世慝，爰从泠汰。周月诸解，体乖记言，析类崇谨，芟夷乃及。然《诗》合昭武，仅存三百，貍首为节，雅乐弗废。删而复存，《诗》《书》一焉。
他认为周代文献极多，孔子对它们进行整理，有的因为在六经中的其他典籍中有所反映而被删削，有的因为孔子出于道德教化的考虑而被删削，这是情有可原的。但今天要研究《尚书》就很有必要对被删削的部分进行整理。刘师培“旁考近儒之说，兼得元和朱氏（骏声）、江都田氏（普实）、德清戴氏（望）各校本，参互考校，以求其真”。对《逸周书》进行了系统研究。又作《周书略说》，辨明汲冢书非《周书》，说明《逸周书》之名称定于唐季。考证秦汉之际以及西汉以《周书》说经的情况，说明自唐代才开始对《逸周书》持偏见态度。刘师培认为，《逸周书》是辅助《尚书》研究的可贵资料。
（2）《逸礼》与《周官》
礼学是经学中又一复杂问题。礼源于古代习俗，周公在夏商习俗礼仪化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调整和修订形成了周礼。孔子对周礼十分热衷，按照他的理想，把他认为有重要性的礼用文字记载下来，作为教育子弟的教材。由孔子编定的《礼》，经其弟子和后学递相传授，有所改易。其间还遭受了秦火之灾。到汉初，《礼》只有高堂生的《士礼》。高堂生把《士礼》传给徐生，徐生又传给徐延、徐襄、萧奋。萧奋传给东海人孟卿，孟卿传后仓，后仓传戴望、戴圣和庆普。至此礼学分为三家，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这是西汉礼学的主流，是《礼》的今文学派。但《汉书》中又说：有《礼古经》五十六卷。据班固说，“礼古经》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这多出的三十九篇，就是所谓《逸礼》。另外还有《周官》。对于《逸礼》和《周官》历来就有不同意见。邵懿辰在其所著《礼经通论》中说《逸礼》三十九篇，全是刘歆伪造。龚自珍认为《周官》是六国阴谋之书，廖平认为它有作伪迹象。康有为径直把它视为刘歆的伪造。
刘师培早年就认为《逸礼》和《周官》基本可信。1908年后，他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撰有《礼经旧说》、《逸礼考》、《两汉周官师说考》、《周礼古注集疏》等著作。
首先，他力图恢复《礼古经》的原貌。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尚提到《逸礼》三十九篇。但《逸礼》并没有流传下来。东汉末年，郑玄给《仪礼》作注，对《仪礼》的原文也作了一番整理工作。其整理的方法，就是把今古文两个本子拿来互相参照，每逢两个本子用字不同时，他就比较而选择，取其义长者。用今文字时必于注中注明古文该作某字，用古文字时，也注明今文该作某字。这是研究古文礼的基本资料。刘师培首先根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逸文篇》、《后汉书·儒林传》等资料证明《逸礼》出于孔壁，并非刘歆伪造；而后条析《礼古经》的发展源流，指出“东汉之时，古经之行于民间者盖非一本”。因为郑玄引《礼古经》，有云古文某或作某者，《说文》诸书所引古经，又有与郑氏所见不同者。他认为《逸礼》之散佚，盖在东晋以前。并举佚乱篇名确可考证者十篇：朝贡礼、天子巡狩礼、烝尝礼、中霤礼、鲁郊礼、禘于太庙礼、奔丧礼、投壶礼、王居明堂礼、军礼。刘师培的这一研究对于认识古礼的面貌无疑有积极作用。
其次，他再次申明《周官》的经学地位。刘师培在《汉代古文学辨诬》中曾例举大量证据证明《周官》不可能是刘歆伪造，并曾将《周官》与《春秋》及《左传》相联系。这一时期，刘师培还试图从西汉时期对于《周官》的研究，来恢复《周官》的古义。他通过细致的辨析，证明《周官》在东汉以前，受《王制》影响较少。《周官》中的国、野地域之别，军事、赋税制度是正确理解《春秋》和《左传》的凭据，因而不能忽视《周官》。
第二，刘师培依据严格的家法观念，系统整理西汉至东晋时期古文各经的学术研究状况。
我们仅以刘师培晚年对《左传》和《周官》的研究为例。刘师培1910年发表《春秋左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1913年写成《春秋左氏传例解略》，1916年写成《春秋左氏传例略》，其间他一直专精《周礼》，呕心沥血于《周礼古注集疏》，这些著作都表明他要严格按照古文家法来理清《左传》和《周官》的学术史。
对于《左传》，刘师培早在1905年——1906年就曾经试图整理西汉关于《左传》的研究状况。他认为自荀子、韩非子、贾谊、司马迁、翟方进、刘歆到郑众、郑兴、贾逵、许慎，《左传》自有其学术师传。他在晚年还坚持这样的观点，并认为正由于这些《左传》研究者们没有受到今文经学的限制，他们对《左传》的研究就没有后来杜预那种局限，比较符合《左传》的原意。依据他们的研究状况，可以了解《左传》最早的古本原貌和最早的训诂义。他说：
汉儒左氏说，其较二传为密者，厥有数端。凡经书典礼，恒据本传为说，一也。据本传所志事也以明经文书法，二也。据传例以说他条之经，凡经字相同即为同旨，三也。引月冠事，经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四也。据三统术校经历，明朔闰分至，所推悉符，五也。日食所食之月为主，据日躔以定分野，专以灾异系所分之域，与二传师说泛举时政者，疏密有殊，六也。
也就是说，两汉《左氏》学正因为坚持了自己的特点，才取得了比公、穀二传要高明的成就。比如它依据三统历，初步考虑了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则，比较准确地认识了春秋时期的天象，与公、穀泛泛之谈大有不同。
刘师培还将《左传》学的视野延伸到东汉至东晋时期。他仔细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左传》学概况，说：
东汉左氏古义有附著他籍者，舍先郑（郑众）《周官注》、后郑（郑兴）群经注、许君（许慎）《说文》外，若马融《尚书》、《周官》注，卢植《礼记解诂》，蔡邕《月令章句》，赵岐《孟子章句》，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章句》，应劭《汉仪》、《汉书》注，高诱《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采用传说，均有可征。其以子书采用传说者，桓谭《新论》、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干《中论》、应劭《风俗通义》、仲长统《昌言》是也。又班彪、朱浮、杜林、冯衍、张衡、崔瑗、胡广之伦，所撰文词，亦多传说，汇而集之，可以观其大概矣。
三国之时，若王朗、麋信、董遇、高堂隆、谯周之伦，均通传说。其遗说稍具者，魏则王肃、孔晁，吴则韦昭，于经传之文均有捃摭，上与刘、贾义符。晋则皇甫谧、干宝、郭璞之俦，诠引经传，犹多古谊。
刘师培将《左传》学延伸到杜预《集解》之前的诸子百家，认为从中可以发掘《左传》学的基本观点，改变杜预《集解》的长期影响，可见他捍卫《左传》学的深苦用心。
又如《周官》，刘师培也力求整理西汉师说。他说：
《春秋》《周官》，经区述作，聿稽授受，并肇孔门。……圣人既没，大义乖绝，儒学之徒，旨主约施，推类有方，举隅蔽积……各抒所知，著造传记。……荀准《周官》，与圣同契，孟符《王制》，谊肇后师。爰及西汉，《王制》业昌，五经家言，靡弗准焉。《周官》之学，闇而不章。孝平季年，说始芽萌，发见《周礼》，以明殷鉴。新莽制法，楷模斯频，凡所阐绎，盖出子骏。斯时本经无说，通以《王制》，二书并文，莽传数见。……东汉初业，雅达聿兴，众师踵业于南山，景伯振条于虎观，比义会意，冀别莽说。橥杙古学，立异今文，典无钜细，概主劈析。后郑作注，稽业扶风，参综今学，附比移并，同事相违疑炫难壹，今古之棥，至斯亦抉。
他认为《周官》虽然同其他经典一样是孔子教育子弟的教材，也同样因为弟子的传授而出现了一些差别，但因为《王制》在西汉经学中有较高地位，《周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王莽时期，人们才开始研究《周官》。但当时也不可避免地受《王制》说的影响。东汉时期人们注解《周官》，受今文经学影响极大。刘师培指出，要真正理解《周官》，首要问题就是要整理西汉《周官》师说。他曾说：
窃以六代暨唐，惟宗郑说，随文阐义，鲜关旨要。西京逸绪，蕴奥难见，顾鲜寻绎，莫能原察。用是案省班书，比次甄录贾马诸说，亦间采刺《春秋》内外传，旁逮《大戴记》《周书》之属，以证同制，成《西汉周官师说考》二卷，虽复节族久绝，法数滋更，然故典具存，师说未替，辨迹溯源，咸有签验。庶圣王之文具于簟席，太平之迹布在方策，世之君子，或有取焉。
西汉《周官》师说，较之东汉，更加符合《周官》的历史。
刘师培晚年对西汉古文经学的研究从积极方面来说，有助于后人全面了解汉代经学的历史，有助于打破晚清今文经学把古文经学视作西汉末才有的固有观念。从消极方面来说，他迷信西汉师说，认为要了解古文经以及古文经学的发展状况，只有用西汉师说为准的，才能接近历史，这就走过了头，落入旧经师的门户窠臼。
第三，对经学上的重要争端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刘师培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春秋》提出了成熟的看法。
他认为孔子是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改良愿望的思想家，《春秋》凝结了他的政治批评意识。但《春秋》不是改制之作，不是为后王垂法的作品。它并没有给后王提供什么具体的政治制度：
汉儒治《左氏》，以经有空王之法，不以经文有空王之称。以法即《周礼》故章，弗以属《春秋》新制。因素王而涉改制，是以今说淆古经也。因从周而斥素王，是以《春秋》非制作也。后说以有为无，于经为抑，前说无而谓有，于经为媟。媟经抑经，为失则均。
孔子有理想有抱负，但其目标就是《周礼》，正因为如此，不能绌经为史，把《春秋》当作一部没有主体思想的历史著作；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春秋》当为改制的法典。
《春秋》三传是孔门后学对《春秋》的不同诠释，都有合理因素。重要的是要深入理清各传的源流和独到之处，不能相互混淆。比如《左传》，它毫无疑义是解释《春秋》之作。“凡所引延，均缘经例，即所论为经所弗笔，亦与经例相因依。非徒博言广记也。”《左传》注经有其自己的特点。例如《春秋》经文有时书年月日时，有时不书，有的记事，有的不记事。对此有多种不同解释。《左传》学家贾逵认为春秋时期人们十分重视天象，如果侯王不登台视朔，则不书时月，如登台而不视朔，则书时不书月，如视朔而不登台，则书月不书时，若虽无事视朔登台，则空书日月。这是一种比较有根据的解释。可是杜预却囿于公羊、穀梁的成见，把时月日例简单化，反而不得《左传》的长处。
《周官》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反映。它是《春秋》和其他经典的重要支柱。其主要特点是依据地域，经画国、野制度。要了解《春秋》中的制度，就必须研究《周官》。
刘师培晚年的经学研究，钱玄同曾这样评价：
刘君论惠定宇之言曰：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外集》卷九《近儒学术系统论》）。余谓取此数语以论上列诸书，最为恰当。
综观刘师培后期所提出的经学观点，不难看出其笃信汉儒经学的特色。从学术本身而言，刘师培和其他国粹论者一样，无法使经学研究科学地为时代服务。就政治生活而言，刘师培政治上的失足制约了他对于经学现实意义的积极思考。他只有将经学变为纯粹学术研究。在他后期的经学研究中我们看不见早期的革命性内容，也看不见早期新观点、新方法的实践。
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刘师培后期经学研究的价值。当晚清今文经学甚嚣尘上，康有为等人的观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时候，刘师培深入考证西汉古文经学的阵营及其特点，有助于后人客观地认识经学自身的演变历史。而他在西汉经师学说基础上对于古文经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也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了解古代典籍和古代历史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