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刘师培后期学术思想的特色
1906年前后，学术革新的阵营发生重要分化，并由此导致对学术革新的目标进行调整。章太炎在撰写《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发现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的某些原理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历史，他在深入研究进化论之后，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进化之实不可非，进化之用无可取。即使它能够解释某些历史现象，也不能为人们提供有益的借鉴。1908年，他又发表《四惑论》，甚至视进化为主观幻象。在这种情况下，章太炎竭力回避他所提出的新学术必须“熔冶哲理”的主张，将“熔冶哲理”改为“熔冶名理”，并排斥“进化”一词。1907年他发表《社会通诠商兑》，对严复用甄克思社会学原理划分中国历史的做法作了批评，并指出“条例”与“成事”、理论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是：任何原理或理论都以一定的经验作基础，用之于学术研究，应该注意结合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当作普遍原理。“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断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他1910年发表，而实际作于1907年的《征信论》，甚至提出史学研究不需要讲究理论指导，“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太炎对学术研究原理的排斥和怀疑，使得他把学术革命求得历史发展规则的目标，仅仅当为求得每一类学术内容的演变轨迹。
同时，太炎对学术的经世功能也产生了怀疑。1906年，他批评《国粹学报》的学术宗旨，说：“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晚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1907年，他又致书刘师培，讨论《国粹学报》的发展方向，说：“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太炎反对将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紧密联系起来，认为过于注重学术的经世效用，就会削弱学术的科学性。这反映出他已经改变了他所提出的学术必须为社会现实服务的认识。
章太炎还对西方学术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怀疑。他认为应该对西方学术方法进行严肃思考。如西方学者对于上古文明的研究，多用地质年代学和古器物学。章太炎本人也曾研究中国上古所用器物的演变史，但后来他又认为由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的演变历程并不完全可信。对于古文字学，太炎更是明确反对，他说：“自管仲、孔子去古犹近，七十二家之书，犹弗能识什二，今人既不遍知文武周公时书，横欲寻求鸟迹，以窥帝制，岂可得哉？”他主张应该克服对于中国历史典籍的虚无主义态度，不可轻视传世文献的学术价值，更应该充分认识传统学术方法的长处。太炎特别反感当时学术界唯西方和日本学术风尚是从的学风，指出要改变“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实录、贵不定之琦辞、贱可征之文献，闻一远人之言，则顿颡敛衽以受大命”的局面。
章太炎在1906年到1914年间对学术革新运动的上述反思，反映了他对于民族民主革命前途的迷惑。他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弊端，也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质，由此而产生了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参照系——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怀疑。但他又找不到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出路，因而也提不出剖析中国学术的观点和方法，模糊地意识到中国学术研究必须有中国特点。他客观上提出了开创独立自得地分析中国学术和历史的特殊性的学术任务，但到底怎样进行中国学术研究，太炎仅仅指出了依据乾嘉朴学的方向，也并未具体建立起一条清晰可循的方法程序。
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以1908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钱玄同曾说：“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1903），迄民国八年己未（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姑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整体而论，钱玄同对于刘师培学术研究的阶段性划分是正确的。刘师培也自觉意识到了其学术研究前后两期的变化。他曾对陈钟凡说，他早年在《国粹学报》所撰之文，都是率意之作，说多未莹，只有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的著作才是“信心之作”，才真正代表他的学术成就。
姑且不论刘师培学术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在早期还是在后期，比照刘师培学术研究中的前后两期，我们就可发现二者之间确实有所不同，其后期学术研究体现出以下变化。
第一，学术经世意识淡化，不涉及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主题。
刘师培后期发表了大量经学史研究著作，如《礼经旧说》、《西汉周官师说考》、《周礼古注集疏》、《春秋古经笺》、《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例略》等。在这些经学史研究著作中，再也看不到刘师培对于经学民族、民权思想的阐发，而是笃守汉儒旧说，不再与时代主题相呼应。对于古今学术思想，刘师培后期概不作研究，而沉醉于历代典籍的校勘，不再阐发诸子思想的政治观、教育观。对于社会进化原理，刘师培既不明确反对，也不积极运用。他研究学术，旨在求得学术之真实，而不务求揭示学术内容演变的规则。
第二，学术方法的革新意识淡化，不涉及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运用。
在刘师培后期的学术研究中，他基本上丧失了早期对政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工艺学、哲学、伦理学等等各种学术研究方法的热情。在经学研究中，他也重视专门之学的运用，但所用的方法乃是历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和古礼学，在校勘群籍时，所用之方法，皆赓续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札迻》所用的学术方法。
刘师培后期学术思想的这一变化无疑受到了章太炎学术思想变化的某些影响，受到了20世纪初年学术革新思潮的自我调整的影响，但主要的原因乃是由于他政治上的失足使得他已无法理性地思考学术革命的理论问题。他投靠清政府，使他的现实处境与他早期所持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发生尖锐的对立，他已不可能再在学术研究中继续探讨如何为时代主题服务的途径。尤其是辛亥革命使清政府很快颠覆，刘师培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政治上的悲剧制约了他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而他关注得更多的乃是对于命运的消解。他期望以学术宗师的形象证明他存在的价值，而在学术研究中为人所不能、思人之所不思，越来越倾向于专精古奥。但这是政治失足之后所连带的对于学术真谛认识和实践的失误。他已不可能像章太炎那样逐渐认识到学术革新在当时所存在的问题并继续进行探索，因而他后期学术思想的变化和刻意求古，也并不真正代表他对学术革新发展命运的理性思考。
1906年前后开始分化的学术革命阵营在辛亥革命后至20世纪4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大学术流派。它们是以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钱穆、柳诒徵为代表的学术守成派，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学术西化派以及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其中守成派主张在传统人文道德基础上开启出现代学术价值论，将传统学术方法与西方学术方法结合起来，特别要给传统学术的体验方法一定地位。西化派则主张学术仍然应以西方人生价值作为前提标准，在学术方法中要特别发扬西方学术的求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以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要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剖析学术问题，提供预计未来的理论根据。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紧紧围绕20世纪初年学术革命的目标，从不同角度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进行了理论建设和实践。他们对于中国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在这股学术革命的潮流中，我们再也听不到刘师培的呼声，他留给人们的是惋惜和教训。
§§第六章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经学
同时，太炎对学术的经世功能也产生了怀疑。1906年，他批评《国粹学报》的学术宗旨，说：“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晚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1907年，他又致书刘师培，讨论《国粹学报》的发展方向，说：“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太炎反对将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紧密联系起来，认为过于注重学术的经世效用，就会削弱学术的科学性。这反映出他已经改变了他所提出的学术必须为社会现实服务的认识。
章太炎还对西方学术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怀疑。他认为应该对西方学术方法进行严肃思考。如西方学者对于上古文明的研究，多用地质年代学和古器物学。章太炎本人也曾研究中国上古所用器物的演变史，但后来他又认为由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的演变历程并不完全可信。对于古文字学，太炎更是明确反对，他说：“自管仲、孔子去古犹近，七十二家之书，犹弗能识什二，今人既不遍知文武周公时书，横欲寻求鸟迹，以窥帝制，岂可得哉？”他主张应该克服对于中国历史典籍的虚无主义态度，不可轻视传世文献的学术价值，更应该充分认识传统学术方法的长处。太炎特别反感当时学术界唯西方和日本学术风尚是从的学风，指出要改变“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实录、贵不定之琦辞、贱可征之文献，闻一远人之言，则顿颡敛衽以受大命”的局面。
章太炎在1906年到1914年间对学术革新运动的上述反思，反映了他对于民族民主革命前途的迷惑。他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弊端，也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质，由此而产生了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参照系——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怀疑。但他又找不到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出路，因而也提不出剖析中国学术的观点和方法，模糊地意识到中国学术研究必须有中国特点。他客观上提出了开创独立自得地分析中国学术和历史的特殊性的学术任务，但到底怎样进行中国学术研究，太炎仅仅指出了依据乾嘉朴学的方向，也并未具体建立起一条清晰可循的方法程序。
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以1908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钱玄同曾说：“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1903），迄民国八年己未（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姑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整体而论，钱玄同对于刘师培学术研究的阶段性划分是正确的。刘师培也自觉意识到了其学术研究前后两期的变化。他曾对陈钟凡说，他早年在《国粹学报》所撰之文，都是率意之作，说多未莹，只有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的著作才是“信心之作”，才真正代表他的学术成就。
姑且不论刘师培学术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在早期还是在后期，比照刘师培学术研究中的前后两期，我们就可发现二者之间确实有所不同，其后期学术研究体现出以下变化。
第一，学术经世意识淡化，不涉及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主题。
刘师培后期发表了大量经学史研究著作，如《礼经旧说》、《西汉周官师说考》、《周礼古注集疏》、《春秋古经笺》、《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例略》等。在这些经学史研究著作中，再也看不到刘师培对于经学民族、民权思想的阐发，而是笃守汉儒旧说，不再与时代主题相呼应。对于古今学术思想，刘师培后期概不作研究，而沉醉于历代典籍的校勘，不再阐发诸子思想的政治观、教育观。对于社会进化原理，刘师培既不明确反对，也不积极运用。他研究学术，旨在求得学术之真实，而不务求揭示学术内容演变的规则。
第二，学术方法的革新意识淡化，不涉及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运用。
在刘师培后期的学术研究中，他基本上丧失了早期对政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工艺学、哲学、伦理学等等各种学术研究方法的热情。在经学研究中，他也重视专门之学的运用，但所用的方法乃是历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和古礼学，在校勘群籍时，所用之方法，皆赓续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札迻》所用的学术方法。
刘师培后期学术思想的这一变化无疑受到了章太炎学术思想变化的某些影响，受到了20世纪初年学术革新思潮的自我调整的影响，但主要的原因乃是由于他政治上的失足使得他已无法理性地思考学术革命的理论问题。他投靠清政府，使他的现实处境与他早期所持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发生尖锐的对立，他已不可能再在学术研究中继续探讨如何为时代主题服务的途径。尤其是辛亥革命使清政府很快颠覆，刘师培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政治上的悲剧制约了他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而他关注得更多的乃是对于命运的消解。他期望以学术宗师的形象证明他存在的价值，而在学术研究中为人所不能、思人之所不思，越来越倾向于专精古奥。但这是政治失足之后所连带的对于学术真谛认识和实践的失误。他已不可能像章太炎那样逐渐认识到学术革新在当时所存在的问题并继续进行探索，因而他后期学术思想的变化和刻意求古，也并不真正代表他对学术革新发展命运的理性思考。
1906年前后开始分化的学术革命阵营在辛亥革命后至20世纪4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大学术流派。它们是以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钱穆、柳诒徵为代表的学术守成派，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学术西化派以及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其中守成派主张在传统人文道德基础上开启出现代学术价值论，将传统学术方法与西方学术方法结合起来，特别要给传统学术的体验方法一定地位。西化派则主张学术仍然应以西方人生价值作为前提标准，在学术方法中要特别发扬西方学术的求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以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要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剖析学术问题，提供预计未来的理论根据。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紧紧围绕20世纪初年学术革命的目标，从不同角度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进行了理论建设和实践。他们对于中国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在这股学术革命的潮流中，我们再也听不到刘师培的呼声，他留给人们的是惋惜和教训。
§§第六章 刘师培与中国近代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