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近代学术酝酿着一次历史性的转折。龚自珍、魏源等深感清王朝统治的危机，对学术研究经世精神的贫乏进行了抨击。他们认为清代所谓汉学与宋学，都没有契中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汉学家“考证于不必考之地”，置天下安危治乱于不顾，“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汉学舍本逐末，疲精劳神，毕生从事文字训诂等工作，对于经世致用不屑一顾，其结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而宋学家们虽然标榜心得，却崇尚空疏，对于各种实际问题不闻不问，同汉学研究一样无用。他们提出要改变这种学术状况。他们提出了如下办法：一、重新认识传统学术研究的真正精神实质，二、紧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龚自珍、魏源等人做了大量的对传统学术精神的发掘工作。如龚自珍深入考察历代学术的演变沿流，指出古代学术与政治是合一的整体，魏源条理西汉今文经学家的师法，指出儒学的真传是以学问切人事。龚、魏还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龚自珍针对当时社会贫富不均、政治基础不稳的现实问题，研究古代宗法和井田制，提出设“农宗”以缓和土地兼并和稳定社会秩序，强化血缘关系和宗族感情。他还对当时西北和东南沿海所面临的现实危机，提出《西域置行省议》，提出只有在西域置行省，巩固西部边防，才能真正抵御西部外敌入侵。对东南沿海的历史地理，龚自珍也很关注。魏源研究清代军事历史，著《圣武记》，其目的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到抵御列强觊觎的办法。他研究元史，著《元史新编》，也是试图从元朝政治的特点和元朝灭亡的教训来提醒清王朝所应该注意的问题。他研究外国史地，著《海国图志》，就是要了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状况，“诸其底蕴”，“以资控制”。
鸦片战争前后学术研究的经世意识和时代感、现实感，带来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在传统经学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动向：今文经学开始兴盛起来。随着人们对学术经世精神的强调，朴学客观平实的长处淡化，而其短于致用的弊病却越来越鲜明地暴露出来。人们反省朴学所标榜的汉学旗帜，发现朴学所实践的汉学乃是东汉古文经学，而西汉之学，特别是西汉今文经学并没有被乾嘉朴学者们所深入研究。而西汉之学，特别是西汉今文经学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经术为治术，才是真正的经学学术精神。而且西汉今文经学，去古未远，又有师承，比东汉之学更得孔学真传，更符合儒家经学的原意。在这种状况下，乾嘉时期本不受重视的个别学者关于西汉经学微言大义的研究受到了高度评价。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在经学研究中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由考史注史到著史的转变。鸦片战争以后，一大批史家一改清中期不事著述的风气，收集史料，致力于元、明、清史和边疆史地的研究。如徐鼒1861年写成《小腆纪年附考》，1862年写成《小腆纪传》，夏燮1873年写成《明通鉴》，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夏燮著《中西纪事》、《粤氛纪闻》，王闿运著《湘军记》，王定安著《湘军志》，王之春撰《国朝柔远记》等。还有一些史家将视野伸展到域外史地，如王韬著《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著《日本国志》等。
但经学、史学研究的上述变化并没有完全像龚自珍、魏源等人所预想的那样，成为对古代学术精神的复古，它没有固守传统学术的樊篱，而是以复古求解放，体现着学术研究的近代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学史研究在复归传统经学精神时导致对传统经学的超越。
鸦片战争后，今文经学观点的勃兴主要表现在经学的变易观和主体思想。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主要是“天人感应”和“三统”、“三世”说。汉儒所架构的阴阳五行模式以及天人关系论，随着古代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已被证明是主观比附。所以晚清经今文学的研究重点不在汉代天人之学，而在其变易之学。刘逢禄、宋翔凤、王闿运都重视《公羊》之学，试图以公羊释《论语》，戴望认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公羊》之义不可”，都表明晚清今文经学的重心是在将以《公羊》为代表的经学变易观去诠释儒家经学体系。其发展结果正是这样。廖平、康有为把儒家经学体系进行分解，将较少涉及变易观的经学成分视为古文派。廖平将此视为是孔子早年不成熟的思想，而康有为干脆将之视为刘歆的伪学。这样，公羊传所阐发的“存三统、张三正、异内外”的三科，就成了儒家经学的正统，它真正反映了孔子对于历史过程的系统看法以及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理想。而孔子也被打扮为有着深远政治抱负的素王、有救世宏愿的教主。经学研究的这一结果，一方面突出了学术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于历史发展规则的探讨。学术主体意识的突出，大大冲淡了经学教义对于学术研究的羁绊。学术被看做是学者社会理想的寄托。只有有了对于社会的独特看法，才会有独特的学术风格。正如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论诸子无不为改制、倡教而起，未来的学术必然以其标新立异而大放光彩。经学的主流并不在于阐明历史发展的线索。经学较为注重历史道德本质的探讨。可是经过廖平、康有为等人的研究，经学的主体思想就是探讨历史变易。而康有为等人在阐明经学历史变易论时，又将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掺入其内。如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礼运注》诸篇，就把公羊的三世说解释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即所谓小康、大同的发展阶段，并说它们分别代表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种政治制度。他试图借三世说暗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走君主立宪道路乃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变易观已经超越了传统经学的范围。
二、中外历史比照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传播丰富了人们对于学术哲学思想的思考。
鸦片战争后，一些史家从外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对比出发，根据西方历史的某些现象来了解和分析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了初步划分。如王韬根据西方政治情形，把政治分为三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三曰君民共主之国。他依此对中国历史作了研究，提出中国历史已经经历了三代之道与郡县之道两个阶段，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是君主立宪之道。稍后，黄遵宪也从西方历史和政治现状出发，把中国历史分为封建之世、郡县之世、共和之世三个时期：秦统一中国以前是封建之世，秦至清是郡县之世，共和之世尚未到来，是当时有待实现的政治理想。王韬、黄遵宪等人对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以及对于当时社会发展特征的描述，使得在经学思想体系分解之后，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学术哲学思想。
1896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他在宣传进化论的同时，还介绍西方的天赋人权论，作为批判君权、伸张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想武器。依据天赋人权理论，他否定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宣传主权在民。社会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理论使酝酿已久的经学三世变易说和王韬、黄遵宪等人的历史三阶段说找到了可资统一的理论前提，它很快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三、学术方法在调整和会通中得到发展。
鸦片战争后，学术研究表现出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特色。这一时期的经学、史学著作都试图在继承乾嘉朴学严密的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来研究经、史的意义。如经学史研究中的《今古学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史学研究中的《小腆纪年附考》、《元秘史地理志考证》等。史学著作中还有一些著述既继承和发展了乾嘉考据学的某些具体方法，又吸取西方某些方法。如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就把史料对勘比较法扩大到中西史籍异同的比较，用西文元史资料对照中文的有关记载，或以汉文证西文之误，或以西文证汉文之误，或中、西文互补。他还用音韵法辅助考证蒙古史料中有不记载的人名、地名、族名。考据与义理的结合，既强化了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也强化了学术主体意识的逻辑基础，反映出晚清学术研究立足于乾嘉朴学求自身发展的整体趋势。
19世纪末，严复在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理论的同时，还宣传了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和归纳法，并据此对旧学方法的局限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中国学术以古书成训为准则，而西学则与此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因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而“旧学之所以无多补者”，在于其推论的大前提是“心成之说”，而推论时又不按逻辑，虽然“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实则多模糊两可之说。缺乏严密的推理和归纳，乃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的原因。严复的这些论点，号召人们反省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学术的科学化被进一步提上日程。
经过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长时期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酝酿，20世纪初年，中国学术革命的口号终于提了出来。
在经学研究领域，信奉今文经学观点的梁启超和夏曾佑等，开始尝试用民权理论来重新审视经学体系；信奉古文经学的章太炎等人，也开始细致地整理古、今文经学的发展源流，将经学研究与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在史学研究领域，梁启超、章太炎等通过对西方历史和政治学、哲学、社会学著作的广泛涉猎，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哲学认识。如梁启超，他在20世纪初年，连续发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卢梭学案》、《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和《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相当广泛地宣传西方特别是近代西方关于国家、法权和伦理的学说，丰富了他对于历史哲学的认识。与此同时，对于西方近代学术方法的研究也蔚为风气。如梁启超曾先后发表《培根学说》、《笛卡儿学说》、《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和《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等文章，对西方学术方法进行积极宣传，并提出西方近代与上古、中古的主要差别是思维方法和世界观的差别，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章太炎也根据他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认识，提出古代学术方法只有墨子和荀子的逻辑实证方法最有发展前途。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传统学术研究的弊端作了尖锐抨击，提出了近代学术发展的具体目标。
一、他们批评传统学术经世理想主要为专制政权服务，民主意识淡薄，对国民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提出要将国民作为学术研究的价值中心。
就经学研究而言，廖平、康有为早就将东汉以后的经学视之为伪学。而20世纪初年的学术研究，进一步认为凡秦汉以后的经学都是专制之学，都违背了孔子学说的真正精神。其中章太炎甚至对孔学政治思想的消极性深表不满，导启了近代对于孔子经学思想的猛烈批判。至于传统史学，梁启超将之视为帝王家谱，认为它所坚持的正统观念、书法观念都是为了专制帝王的政治要求服务，反映出古代学术研究的奴隶根性。而近代学术，应该反映社会群体的创造过程以及国民道德和理性的进步状况，应该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国民历史。当时民史的呼声甚嚣尘上。一些学者对于如何建设以国民为价值标准的学术体系作了理论思考。
二、他们批评传统学术研究历史进化观念贫乏，从中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提出要熔冶哲理，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则。
整体而言，虽然经学体系中有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但东汉的古文经学却长期占据经学研究的统治地位。而古文经学，据廖平、康有为的研究，它不重视历史变易。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对经学研究历史的这种状况深感不满。他们对孟子、荀子的历史观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而传统史学，在梁启超、章太炎看来，几乎没有一种体裁表现出历史进化的思想。像典志体一类的史学著作，虽然标榜“条源析流”、“综贯百代”，但实际上也只是编纂史料，并没有归纳出每一类史实演变的原理。所以，传统史学多因袭而不能创作，既看不出历史事实内部的演变规则，更感受不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缺乏历史发展观和历史程序感，乃是传统学术研究最严重的不足。
梁启超曾经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学术研究最关键的是要体现学术对象的演变规则，他曾将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揉合而为“三世六别说”以代替古代历史循环史观。认为只有“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方向之所在”，才能看出国民智慧之嬗进、社会内容之变迁。章太炎也指出近代学术需要以社会进化之理为指导，应该使读者从学术研究中“知古今进化之轨”。
三、他们对传统学术方法的陈旧表示不满，对学术研究的因果关系乃至学术成果的表现方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对学术研究中的因果关系予以高度重视。他们认为以传统学术研究与近代西方学术相比较，就会发现，西方学术比较讲究推理过程，讲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传统学术更多的是只注意研究对象表面上的联系，不深入研究现象之间的前因后果，从而给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造成非常消极的后果。夏曾佑就曾指出，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不研究历史中复杂的因果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有真实的理解，从而也不可能提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有效办法。
对于学术成果的表述方式，20世纪初年的新史家也主张进行契合现实需要的改变。特别是对史学著作的体例，当时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章太炎主张结合典志体和纪传体的长处来表述对于历史的认识，而大多数史家则习惯于采取章节体。总之，他们提倡创作反映研究者心得的著作体例。
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命思潮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论。近代学者对古代学术所展开的激烈批评代表着近代学术研究者对古代学术的第一次清算。在批评传统学术的不足时，学者们提出了建设为国民提供借鉴的、具有总结历史发展规则特色的近代学术目标，并提出了建设这一新的学术目标的基本方法。可以说，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新思潮，标志着传统学术向近代中国学术的真正过渡。
鸦片战争前后学术研究的经世意识和时代感、现实感，带来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在传统经学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动向：今文经学开始兴盛起来。随着人们对学术经世精神的强调，朴学客观平实的长处淡化，而其短于致用的弊病却越来越鲜明地暴露出来。人们反省朴学所标榜的汉学旗帜，发现朴学所实践的汉学乃是东汉古文经学，而西汉之学，特别是西汉今文经学并没有被乾嘉朴学者们所深入研究。而西汉之学，特别是西汉今文经学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经术为治术，才是真正的经学学术精神。而且西汉今文经学，去古未远，又有师承，比东汉之学更得孔学真传，更符合儒家经学的原意。在这种状况下，乾嘉时期本不受重视的个别学者关于西汉经学微言大义的研究受到了高度评价。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在经学研究中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由考史注史到著史的转变。鸦片战争以后，一大批史家一改清中期不事著述的风气，收集史料，致力于元、明、清史和边疆史地的研究。如徐鼒1861年写成《小腆纪年附考》，1862年写成《小腆纪传》，夏燮1873年写成《明通鉴》，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夏燮著《中西纪事》、《粤氛纪闻》，王闿运著《湘军记》，王定安著《湘军志》，王之春撰《国朝柔远记》等。还有一些史家将视野伸展到域外史地，如王韬著《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著《日本国志》等。
但经学、史学研究的上述变化并没有完全像龚自珍、魏源等人所预想的那样，成为对古代学术精神的复古，它没有固守传统学术的樊篱，而是以复古求解放，体现着学术研究的近代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学史研究在复归传统经学精神时导致对传统经学的超越。
鸦片战争后，今文经学观点的勃兴主要表现在经学的变易观和主体思想。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主要是“天人感应”和“三统”、“三世”说。汉儒所架构的阴阳五行模式以及天人关系论，随着古代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已被证明是主观比附。所以晚清经今文学的研究重点不在汉代天人之学，而在其变易之学。刘逢禄、宋翔凤、王闿运都重视《公羊》之学，试图以公羊释《论语》，戴望认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公羊》之义不可”，都表明晚清今文经学的重心是在将以《公羊》为代表的经学变易观去诠释儒家经学体系。其发展结果正是这样。廖平、康有为把儒家经学体系进行分解，将较少涉及变易观的经学成分视为古文派。廖平将此视为是孔子早年不成熟的思想，而康有为干脆将之视为刘歆的伪学。这样，公羊传所阐发的“存三统、张三正、异内外”的三科，就成了儒家经学的正统，它真正反映了孔子对于历史过程的系统看法以及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理想。而孔子也被打扮为有着深远政治抱负的素王、有救世宏愿的教主。经学研究的这一结果，一方面突出了学术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于历史发展规则的探讨。学术主体意识的突出，大大冲淡了经学教义对于学术研究的羁绊。学术被看做是学者社会理想的寄托。只有有了对于社会的独特看法，才会有独特的学术风格。正如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论诸子无不为改制、倡教而起，未来的学术必然以其标新立异而大放光彩。经学的主流并不在于阐明历史发展的线索。经学较为注重历史道德本质的探讨。可是经过廖平、康有为等人的研究，经学的主体思想就是探讨历史变易。而康有为等人在阐明经学历史变易论时，又将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掺入其内。如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礼运注》诸篇，就把公羊的三世说解释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即所谓小康、大同的发展阶段，并说它们分别代表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种政治制度。他试图借三世说暗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走君主立宪道路乃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变易观已经超越了传统经学的范围。
二、中外历史比照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传播丰富了人们对于学术哲学思想的思考。
鸦片战争后，一些史家从外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对比出发，根据西方历史的某些现象来了解和分析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了初步划分。如王韬根据西方政治情形，把政治分为三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三曰君民共主之国。他依此对中国历史作了研究，提出中国历史已经经历了三代之道与郡县之道两个阶段，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是君主立宪之道。稍后，黄遵宪也从西方历史和政治现状出发，把中国历史分为封建之世、郡县之世、共和之世三个时期：秦统一中国以前是封建之世，秦至清是郡县之世，共和之世尚未到来，是当时有待实现的政治理想。王韬、黄遵宪等人对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以及对于当时社会发展特征的描述，使得在经学思想体系分解之后，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学术哲学思想。
1896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他在宣传进化论的同时，还介绍西方的天赋人权论，作为批判君权、伸张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想武器。依据天赋人权理论，他否定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宣传主权在民。社会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理论使酝酿已久的经学三世变易说和王韬、黄遵宪等人的历史三阶段说找到了可资统一的理论前提，它很快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三、学术方法在调整和会通中得到发展。
鸦片战争后，学术研究表现出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特色。这一时期的经学、史学著作都试图在继承乾嘉朴学严密的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来研究经、史的意义。如经学史研究中的《今古学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史学研究中的《小腆纪年附考》、《元秘史地理志考证》等。史学著作中还有一些著述既继承和发展了乾嘉考据学的某些具体方法，又吸取西方某些方法。如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就把史料对勘比较法扩大到中西史籍异同的比较，用西文元史资料对照中文的有关记载，或以汉文证西文之误，或以西文证汉文之误，或中、西文互补。他还用音韵法辅助考证蒙古史料中有不记载的人名、地名、族名。考据与义理的结合，既强化了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也强化了学术主体意识的逻辑基础，反映出晚清学术研究立足于乾嘉朴学求自身发展的整体趋势。
19世纪末，严复在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理论的同时，还宣传了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和归纳法，并据此对旧学方法的局限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中国学术以古书成训为准则，而西学则与此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因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而“旧学之所以无多补者”，在于其推论的大前提是“心成之说”，而推论时又不按逻辑，虽然“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实则多模糊两可之说。缺乏严密的推理和归纳，乃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的原因。严复的这些论点，号召人们反省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学术的科学化被进一步提上日程。
经过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长时期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酝酿，20世纪初年，中国学术革命的口号终于提了出来。
在经学研究领域，信奉今文经学观点的梁启超和夏曾佑等，开始尝试用民权理论来重新审视经学体系；信奉古文经学的章太炎等人，也开始细致地整理古、今文经学的发展源流，将经学研究与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在史学研究领域，梁启超、章太炎等通过对西方历史和政治学、哲学、社会学著作的广泛涉猎，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哲学认识。如梁启超，他在20世纪初年，连续发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卢梭学案》、《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和《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相当广泛地宣传西方特别是近代西方关于国家、法权和伦理的学说，丰富了他对于历史哲学的认识。与此同时，对于西方近代学术方法的研究也蔚为风气。如梁启超曾先后发表《培根学说》、《笛卡儿学说》、《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和《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等文章，对西方学术方法进行积极宣传，并提出西方近代与上古、中古的主要差别是思维方法和世界观的差别，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章太炎也根据他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认识，提出古代学术方法只有墨子和荀子的逻辑实证方法最有发展前途。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传统学术研究的弊端作了尖锐抨击，提出了近代学术发展的具体目标。
一、他们批评传统学术经世理想主要为专制政权服务，民主意识淡薄，对国民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提出要将国民作为学术研究的价值中心。
就经学研究而言，廖平、康有为早就将东汉以后的经学视之为伪学。而20世纪初年的学术研究，进一步认为凡秦汉以后的经学都是专制之学，都违背了孔子学说的真正精神。其中章太炎甚至对孔学政治思想的消极性深表不满，导启了近代对于孔子经学思想的猛烈批判。至于传统史学，梁启超将之视为帝王家谱，认为它所坚持的正统观念、书法观念都是为了专制帝王的政治要求服务，反映出古代学术研究的奴隶根性。而近代学术，应该反映社会群体的创造过程以及国民道德和理性的进步状况，应该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国民历史。当时民史的呼声甚嚣尘上。一些学者对于如何建设以国民为价值标准的学术体系作了理论思考。
二、他们批评传统学术研究历史进化观念贫乏，从中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提出要熔冶哲理，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则。
整体而言，虽然经学体系中有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但东汉的古文经学却长期占据经学研究的统治地位。而古文经学，据廖平、康有为的研究，它不重视历史变易。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对经学研究历史的这种状况深感不满。他们对孟子、荀子的历史观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而传统史学，在梁启超、章太炎看来，几乎没有一种体裁表现出历史进化的思想。像典志体一类的史学著作，虽然标榜“条源析流”、“综贯百代”，但实际上也只是编纂史料，并没有归纳出每一类史实演变的原理。所以，传统史学多因袭而不能创作，既看不出历史事实内部的演变规则，更感受不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缺乏历史发展观和历史程序感，乃是传统学术研究最严重的不足。
梁启超曾经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学术研究最关键的是要体现学术对象的演变规则，他曾将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揉合而为“三世六别说”以代替古代历史循环史观。认为只有“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方向之所在”，才能看出国民智慧之嬗进、社会内容之变迁。章太炎也指出近代学术需要以社会进化之理为指导，应该使读者从学术研究中“知古今进化之轨”。
三、他们对传统学术方法的陈旧表示不满，对学术研究的因果关系乃至学术成果的表现方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对学术研究中的因果关系予以高度重视。他们认为以传统学术研究与近代西方学术相比较，就会发现，西方学术比较讲究推理过程，讲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传统学术更多的是只注意研究对象表面上的联系，不深入研究现象之间的前因后果，从而给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造成非常消极的后果。夏曾佑就曾指出，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不研究历史中复杂的因果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有真实的理解，从而也不可能提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有效办法。
对于学术成果的表述方式，20世纪初年的新史家也主张进行契合现实需要的改变。特别是对史学著作的体例，当时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章太炎主张结合典志体和纪传体的长处来表述对于历史的认识，而大多数史家则习惯于采取章节体。总之，他们提倡创作反映研究者心得的著作体例。
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命思潮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论。近代学者对古代学术所展开的激烈批评代表着近代学术研究者对古代学术的第一次清算。在批评传统学术的不足时，学者们提出了建设为国民提供借鉴的、具有总结历史发展规则特色的近代学术目标，并提出了建设这一新的学术目标的基本方法。可以说，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新思潮，标志着传统学术向近代中国学术的真正过渡。
